平津战役最后阶段，毛主席曾写过一封密信，交代平津前线总前委转交傅作义。但最后承担送信任务的四野作战处处长，却在意外得知信件内容后，擅自做主，决定拦下信件暂不送出。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这封信才几经辗转，送到傅作义手中。而与此同时，北平的报纸也公开刊登了信件全文。舆论骤起之下，傅作义一时难以接受，直接找到罗荣桓说：

“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这封密信写了什么，令傅作义情绪如此激动？四野这位作战处长又是谁，竟敢拦下毛主席的亲笔信？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傅作义挖坑设套，罗荣桓牛刀杀鸡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在取胜辽沈后，夜行晓宿，隐蔽入关，以雷霆之势穿插作战，将华北之敌分割包围。东北第2兵团横扫敌16军和104军大部，华北第2兵团将郭景云的35军堵截在新保安，华北第3兵团围困孙兰峰部于张家口。

仅半个月的时间，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出击，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全面合围。在攻占南苑机场后，华北依赖南京空援的补给线也被切断。天上地下，水泄不通。

为了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在军事上还是留有余地，吩咐前线部队“隔而不围”、“围而不打”，要让傅作义感到危机，但又不至于破罐子破摔。重压之下，傅作义果然有所松动。12月中旬，前线的东野11纵发来报告，说傅作义派了两名代表，携带电台和报务员，声称要到石家庄进行谈判。

傅作义挑选的这两位谈判代表，来头都不简单。

一位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报社社长崔载之，教育世家，德高望重，抗战期间曾去过延安，和八路军情谊颇深。另一位叫李炳泉，也是知识分子，《平明日报》的采访部主任，自称是北平地下党，当时身份还未证实。

主动要求谈判，却又只派来两位没有军方背景的文人，这样的人上了谈判桌能谈什么？聊教书育人吗？时任东野政委的罗荣桓，也是一眼看穿了傅作义的心思，他这分明就是投石问路，想要试探我军虚实。

为此，罗荣桓也是做了两手应对。首先，谈判还是要谈，但我方也是以试探为主。再者，谈判选在中立场所，避免暴露司令部具体位置，所有军事相关的信息一律严格保密。

至于派谁去谈。

罗荣桓想到了一个人，时任东野司令部参谋处长(也称作战处长)的苏静。

苏静曾被聂荣臻誉为“红军过草地的功臣”，他是标准的双红一出身。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侦查科长，到115师的情报处处长，再到东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根正苗红的嫡系战将，也是林、罗、聂三帅的铁杆心腹。

用号称“能当十万兵”苏静对上崔载之，罗荣桓这是典型的牛刀杀鸡。

苏静是情报侦察战线的传奇人物，洞察人心、甄别真伪是他的看家本领，对付傅作义这种虚实结合的试探，专业性不容置疑。况且苏静长期在司令部工作，对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了然于胸，又是军中老资格，知分寸，懂轻重，深得主席信任，让他独当一面去招降傅作义，上下都能放心。

果然，苏静出马，只用三言两语的试探，就让崔载之把傅作义的底细吐了个干净。此时的傅作义是左右为难，军事上他打不过我军，没办法只能走和谈这条路。但另一边，他又畏惧潜伏在北平的特务，生怕事情泄露会遭来祸事。

而傅作义开出的三个条件，也充分证明了他的首鼠两端：

一、我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双方后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二、为了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军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

三、为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要我军放出被围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城内。

傅作义答应，我军可派出部队同35军一起进城，到时候他便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和平起义。 这些条件乍一看也还合理，但作为沙场老将的苏静，又如何看不出傅作义这里面的挖坑设套。

所谓和平起义的前提条件，是我军让出占领的城市和军事重地，再放任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逃进北平，这等于之前的仗全都白打。兵不厌诈，初步谈判无非是缓兵之计，一旦35军进了北平，傅作义要么反悔，要么坐地起价，主动权就都掌握在了他的手里。

对付这种小把戏，苏静自然有办法。

他直接告诉崔载之：傅将军的安全，我军完全可以保障。至于城内的蒋系部队，无需35军，我军任何一个纵队皆可轻易解决。总而言之，现在东北、华北百万大军陈兵北平城外，只要傅作义通电起义，打开城门，其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苏静的回答滴水不漏，直接反将崔载之一军。栽了跟头的傅作义，也只能转变思路，开始用起了一个“拖”字决，一边又说要起义，一边又不肯做出让步，致使谈判几度陷入僵局。

而事情的转机，是毛主席的亲自下场。

二、毛主席双管齐下，密信是“敲打”傅作义的最后通牒

对待傅作义，毛主席的思路简洁明了，他既然下不了和谈的决心，那就直接打掉他的筹码，推着他上谈判桌。

12月21日，华北第2兵团对被围在新保安的敌第35军发起攻击，当天扫清外围。22日清晨总攻开始，经过10小时激战，全歼35军军部和两个师，共1.6万余人。23日拂晓，孙兰峰向绥远突围失败，所属7个师全军覆没，张家口宣告解放。

与此同时，一项更为精妙的部署也在悄然进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当时是天津地下党的成员。平津外围战斗打响后，她便接到任务返回北平，在生活中旁敲侧击地引导傅作义坚定起义决心。

毛主席以打促谈，以情促谈，这一套军事打击和隐蔽战线的双管齐下，堪称雷霆手段。傅作义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心理防线濒临崩溃，不得不再次派出代表前往和谈。但直至此时，他仍抱有侥幸心理，想要凭借平津两座坚城争取更多条件。

为了彻底终结这场大决战，避免夜长梦多，毛主席决定下最后一剂猛药。

1949年1月16日，苏静应罗荣桓要求，主动会见了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并郑重地向他传达了两个消息：

一、就在昨天，我军成功解放天津，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第17兵团司令候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北平已经断绝援军，成为孤城。

二、毛主席亲自执笔写下了一封密信，希望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

天津失守的消息令邓宝珊惊愕不已，因为就在几天之前，他还在放大话，说我军一个月也打不下天津，结果最后解放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意识到大势已去的邓宝珊，提出让苏静跟随自己回北平，面对面与傅作义详谈。

对于毛主席的亲笔信，邓宝珊很重视，也急于想知道其内容。见信并未封口，他便直接抽出来看。但看完便神情骤变，很是惶恐地对苏静说：

“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历，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毛主席的信写了什么？简单来说，这就是最后通牒，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贵将军接受南京‘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部进攻解放区，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你们拒绝和平解决，是毫无出路的……如果继续负隅顽抗，必将受到我军毁灭性的攻击。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这封信措辞严厉，字字千钧。苏静在浏览信件内容后，也能够理解邓宝珊的顾虑。邓宝珊之所以邀请苏静入城，是知道傅作义已经没有任何手段，答应起义只是早晚问题。但作为老牌军人，傅作义又是出了名的看重面子，这封信这个时候送到他的手上，恐怕会适得其反。

送信是苏静的任务，至于信中写了什么，什么时候送，他没有权限做出更改。但苏静又深知，解放天津和密信是毛主席突破傅作义心理防线的双板斧，那现在既然第一斧已经起到了作用，第二斧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用挥下？

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苏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将这封信暂时拦下，不交给傅作义。为此，苏静推迟入城，连夜赶回后方，向平津前线司令部汇报了邓宝珊的态度，同时建议不能交信。林、罗、聂三帅在短暂讨论后，默许了苏静的临机处置 ，毕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能促成北平和平起义，一切都可以事急从权。

等到进入北平城后，邓宝珊还在纠结，再次向苏静提出信件暂时不要交给傅作义看。苏静此时心里也有了底气，便说：

“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嘛！”

就这样，苏静孤身入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但这封密信引发的风波，却并没有到此结束。

三、密信内容公诸天下，三元帅及时救场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一度居功自傲，在很多事情上不愿配合，致使城市接管工作进展缓慢。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罗荣桓再度找来苏静，问托邓宝珊带去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聂荣臻稍作犹豫，但还是下了决心，他告诉苏静：

“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此时距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一切尘埃落定，按理傅作义看不看信，都不会影响大局。但罗、聂两帅认为此时要敲打一下傅作义，那么这封信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而且毛主席交代的任务，还是得执行下去。

就这样，苏静连夜赶回北平找到邓宝珊，同他商议，问是否能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邓宝珊左右为难，毕竟这是得罪人的事情，但又觉得确实不能不送。所以去到傅作义宅邸后，邓宝珊想了个办法，他趁着傅作义和苏静谈话之际，把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托她转交。

事实证明，这封信确实令傅作义很是难堪。

当时华北的舆论，普遍把傅作义形容成和平将军，认为是他保住了北平古城。但当北平的报纸公开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后，民众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傅作义起义有功是真的，但一再拖延谈判进程，最后困守孤城才无奈起义也是真的。

至于为什么要公开信件，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1946年9月20日，傅作义在成功救援大同，夺取张家口后，十分狂妄，专门在其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刊登一封《致毛主席公开电》，公开放话，要毛主席“放下武器”、“结束战乱”。当时毛主席对此倒是气定神闲，他不仅让延安的报纸全文转载，还要刊印全军，说“奇文共欣赏”。

值得一提是，写这篇公开电的人叫阎又文，也是地下党员。后来北平被围期间，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攻心工作。当时傅作义设计了南逃奔赴蒋介石、西投马家军、固守北平三条后路，阎又文是逐一批驳，说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生路，并说：

“连委员长都败在毛主席手下，我们又何必计较呢。”

公开信件，显然是对当年傅作义那份公开电的回应。但这样一来，无疑也触及了傅作义最在乎的面子问题。为了哄好这位起义大将，林、聂两帅、加上刚来北平的叶剑英，在苏静的陪同下，专门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到北京饭店，宴前作了长谈。他们先是肯定傅作义起义的贡献，再又强调功是功过是过，既不因傅过去之事，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傅今日北平之功，而含糊过去之事。

说到底，问题根源还在傅作义自己。从平津战役打响到天津解放之前，毛主席给予了傅作义足够的耐心，已然是仁至义尽。但凡傅作义早点起义，也不会有这封最后通牒。这里头的缘由，傅作义自己也明白。

在接受三帅宴请后，傅作义平复了情绪，提出要亲自去到西柏坡向毛主席负荆请罪。而毛主席也是热情接待了他，并告诉他：

“你有功！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

建国之后，傅作义非常感激苏静，毕竟是他促成了北平和谈，也是他在最后关头拦下这封密信，不然以傅作义的性格，真要怒发冲冠，走上了另一条错路，那就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为此，傅作义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这些也成为了二人友谊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