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新闻按】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分化的当下，美国通过“退群”“加税”等手段试图重塑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掀起新一轮秩序重构与经济震荡。与此同时，中国面临外部压力与内部转型双重挑战，如何稳增长、拓空间，备受全球关注。

在202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深圳卫视直新闻特派记者广泛邀约，本期《关税风云》对话嘉宾，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学者、曾在哈佛执教近30年的经济学家，弗里登以其一贯的结构性视角，对当前全球“新秩序”的走向提出深刻判断。

美国脱离多边主义体系“单干”对其他国家有何影响？特朗普政府推动关税政策的三重目标如何自相矛盾？从商多年的特朗普被2018年的关税政策反噬后为何还要继续？阻碍中美谈判的原因有哪些？中国在当前形势下还能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吗？弗里登在专访中一一作出回应。

以下是访谈部分内容实录。

杰弗里·弗里登（左）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特派记者万涵一专访。

即便美国缺席，多边合作仍可持续推进

直新闻：您在24日早上参与了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一场活动，主题是“勾勒新经济秩序”，尤其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主要经济体关系变化的背景下，您认为这种新秩序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杰弗里·弗里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总体保持稳定。这一秩序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美国的领导地位，二是多边主义。

然而，在过去10至15年间，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这两个支柱都面临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都受到质疑：在国际上，是因为新兴力量的崛起，比如中国、俄罗斯以及欧盟；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全球事务过度介入，但从中获得的回报却不如预期，因此开始质疑美国是否应继续在全球事务中保持如此活跃的姿态。

与此同时，多边主义也受到了冲击。美国国内许多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人士认为，多边主义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他们认为自己总是能在一对一谈判中获得更好的交易，那为什么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规则？为什么美国要接受一个来自哥斯达黎加的WTO案件裁决？他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单边手段获得更好的结果。因此，美国政府中有许多人主张退出这些多边机构，转而走上单边主义的道路，而这恰恰与多边主义背道而驰。

那么，未来的“新秩序”会是怎样的呢？目前来看，美国显然不想再沿着过去那条道路走下去，这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必须作出调整并适应新的局面。但现在我们还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因为美国到底要做什么还不清楚，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取决于欧洲会怎么做，中国会怎么做，以及其他国家如何适应这一新环境。

直新闻：在这样一种新的秩序中，您认为会有哪些重要支柱？

杰弗里·弗里登：我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作为一名学者，我可以说，之前的那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但新时代的具体形态尚不明确。目前可以设想几种可能的情景。

一种可能是形成“势力范围”：比如美国在西半球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欧洲在欧洲，或许还包括非洲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等等。

另一种可能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单干”，将自己从全球体系中部分切割出去，而世界其他地区则继续前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即使美国抛弃了多边主义，或者明确表达了对多边主义的不满，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也突然变得保护主义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正在思考如何保护自己不被美国所影响——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比如，美国在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这并没有终结TPP。其他国家继续推进，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现在，欧洲国家也希望加入这个协定。因此可以想象一个局面：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推动这些多边机制。

美国打着关税的牌，拆的是自己的台

直新闻：我们来谈谈关税，因为如果美国真的要“单干”，将会令人感到担忧。我记得您曾说过，“关税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您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杰弗里·弗里登：政府加征关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类目标，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政府内部不同派系的立场：第一种观点是，希望通过关税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推动再工业化；第二种观点是，把关税当作一个谈判筹码，用来迫使他国在经济层面作出让步，比如降低贸易壁垒；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们要用关税作为争取非经济让步的谈判筹码，比如在外交政策、盟友关系这些方面。

有趣的是，这三种目标其实是彼此矛盾的。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尤其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加征的那一轮关税清楚地表明：关税或许在短期内帮到了一些企业，但对整个经济并没有好处。关税实施后，我们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为关税抬高了我们进口商品的价格，这让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难竞争。如果美国企业必须花更高的成本购买钢材，那么他们的产品价格就会上涨，那就更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如今，美国几乎对所有从全球进口的商品都加征了关税，涉及范围广泛，几乎波及所有国家。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些关税会带来正面的经济效果，也不认为它们是很有用的谈判工具。

直新闻：但别忘了，唐纳德·特朗普做了多年的商人。2018年他就已经看到了加征关税的后果，我很好奇为何他现在仍坚持推行这种政策？

杰弗里·弗里登：特朗普当初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我认为，在他第一任期结束后，他和他周围的人都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还需要走得更远。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确走得更远了。我认为，这届政府，或者说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被外交政策体系和国会阻碍了太多的施政计划。

当然，你可能并不同意他们想做的事情，但他们这一次的确用更为强硬的态度在推进。至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但他们的确改变了美国与世界在经济层面上的交往方式。

中美关系：合作共赢还是两败俱伤？

直新闻：人们都在担忧关税战，尤其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大家都很关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我们看到，在日内瓦和伦敦的会谈之后，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您认为是什么阻碍了谈判的进展？

杰弗里·弗里登：我相信双方各有自己的合理立场。中国方面也有很多担忧，比如被其他国家通过贸易政策排除在外，包括直接的贸易壁垒，以及各种健康安全标准之类的“隐性壁垒”。所以，确实存在达成协议的重大障碍。但我倾向于认为，双方其实已经认识到彼此无法真正“脱钩”。美国依赖很多中国商品和服务，而中国人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在短期和中期内也依然很大。可以说，中美现在就像绑在一起一样，命中注定必须打交道。

我认为美国政府后来也接受了这一点。他们曾一度将关税提升至145%，结果几乎整个商界都表示这完全不可行，于是他们又把关税降了下来。我想，很多人希望这些谈判最终能达成某种协议，也许会设定一个比较高的关税水平，比如30%左右，但不会让两国之间的贸易、金融和投资彻底中断。现在人们最大的担忧是，中美无法就关键问题达成建设性协议，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外部压力倒逼转型，中国或走出新路

直新闻：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中国还能实现今年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吗？

杰弗里·弗里登：那要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是否能找到其他市场来销售其商品；二是能否将经济活动从出口导向重新配置为面向国内市场。我认为真正的挑战不在于5%这个数字。

直新闻：您有哪些建议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这种再平衡？

杰弗里·弗里登：我会把重点放在提升家庭的消费能力上。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争议，但我认为这是真的。为了刺激出口，中国政府通常会维持人民币相对偏弱。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这是相当不错的政策，因为它推动本国企业面向全球市场生产，增强出口激励，在工业化初期是很好的政策。

但在中国的案例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早已不再处于工业化初期；第二，中国不是哥斯达黎加。如果哥斯达黎加维持本国货币偏弱，没人会在意，但如果中国维持本币偏弱，全世界都会密切关注。

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也就是货币价值上升，会提高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家庭的购买力。我认为，这将以一种近乎自然的方式，把支出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如果人们拥有更高的购买力，中国的生产商就会有激励去满足这种购买力，把产品卖给国内市场。

限制留学生，是美国在自废软实力

直新闻：最近，特朗普对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事情有所限制。您曾在哈佛待了几十年，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这轮被波及的对象之一。您认为这是否会影响美国的软实力？

杰弗里·弗里登：我以前常说，我是从“油锅里跳进了火坑”。但现在，火又烧回哈佛了。

美国的高校是美国最强大的“出口产品”之一。我们通过“进口”学生来“出口”教育。如果限制美国大学吸引国际学生，那无疑是在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也妨碍美国向世界“销售”自己。

所以我认为，这不仅对美国的软实力不利，也对美国经济不利。大学是就业、研发和创新的重要来源。特朗普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冲突，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

记者丨万涵一

摄像丨李怡 毕跃

作者丨赖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