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业了。我是一个终身教授。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非犯罪、精神失常，或者连续多年无可救药的教学事故，否则我不可能丢掉饭碗。理论上，终身教授制度就像一道防火墙，确保我不被随意炒掉，确保学术自由，确保我可以教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如何应对市场。

但我的终身职位，没了。

不是因为我犯了罪，不是因为我老糊涂，不是因为我课堂上胡言乱语。是因为我的系被砍了，和我一起被砍的，还有哲学、戏剧和宗教研究。理由很简单——学生太少。

学校招生下降了25%。学费收入大减，州政府拨款随之缩水。新上任的校长决定砍掉四个专业，填补预算窟窿。我们成了那个填补窟窿的牺牲品。

我教的是古典学，希腊罗马历史、文学、语言、文化。我干了24年，现在，剩下一年。

别说我没预料到。

我们被划入“低产”专业已经很多年了。每年招生都在减少，课堂规模不断缩小。我们改过课程设置，想要适应变化。但现实很简单，工程学系的机器人总能吸引更多学生，而我桌上的希腊罗马文学书，吸引不到足够的“客户”。

我当然清楚自己的专业不会消失。

古典学不会像煤矿资源枯竭那样死掉，不会像马车输给汽车那样淘汰。但市场逻辑对我们并不友好。2023年，TikTok上的年轻人还在痴迷罗马帝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讨论美国政治和罗马衰落的相似之处。可是，那些对罗马帝国感兴趣的年轻人，并不会选择古典学作为他们的大学专业。

他们宁愿点开一个讲古罗马历史的YouTube视频，而不是坐进一间教室，学会分析、写作、翻译、推理。

兴趣可以变成流量，流量可以变现，但流量变现和教育无关。

大学教育是昂贵的，而好的教育更昂贵。因为好的教育需要个性化，需要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长期互动，而不是短视频。

对家长来说，古典学没用。

我去招生时，家长常常一脸憧憬：“要是我当年能学这个就好了！”然后他们的孩子，走向工程学的展台。

没有人愿意为我们买单。

这就是市场，冷酷，无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数字才是唯一标准。我们没招够学生，就得被砍。至于学校还能不能算是“文理学院”？这已经不重要了。

更讽刺的是，我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我一直在讲解历史，却没能为自己准备好后路。我是研究语言、思辨、逻辑、文学的人。可这些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在别的学科里学到。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的入行经历。

我大学时学希腊文，最初是为了读《新约圣经》。我以为自己会去神学院，后来被《苏格拉底的申辩》吸引，走上了另一条路。一个人怎么能为了追问问题而死？这个问题让我着迷，于是我继续学，学到博士，拿到终身教职。

现在回头看，这条路确实很长，但终点比我想象得更快到来。

我从没出版过个人专著。

我研究了十年苏格拉底哲学和罗马讽刺文学的联系，可我始终没能找到那把“钥匙”，把这些研究变成一本完整的书。我有一堆笔记，整理了无数文献，但始终无法让它们连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

我甚至不是这个领域的“意见领袖”。

没有新闻机构打电话问我古罗马的问题。我在学术界名气不大，论文也不算多。我只是一个会教书、会改作业、会和同事合作的普通教授。

这让我有点羞愧。

不是因为古典学被砍，而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待了几十年，到了60岁，我竟然没能为自己规划好另一条路。

人们问我：“你还想做什么？”我没有答案。

不是因为我没别的兴趣，而是因为，我喜欢教书，胜过所有其他的兴趣。我当然有别的爱好，但没有一个能让我坚持五到七年，把它变成职业。

所以，现在，我也成了“美国梦”里那群被公司裁掉的中年人之一。

当学校说要“优化资源配置”，当校长用“财政责任”和“核心任务”来解释我们的专业被砍，他们甚至会露出几分遗憾的表情。但这不改变事实——我是被抛弃的那一部分。

有点愤怒，有点悲伤，有点害怕，有点麻木。

但说到底，这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

大学，不再是那个只看学术价值的地方。市场决定一切。学生是消费者，他们用脚投票。而我和我的专业，没能赢得这场投票。

我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

但这场变化，让我确实觉得自己老了。

以上内容根据 Brian S. Hook 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叙事。他是一位父亲、古典学者、山居者、曾经的铁人三项运动员、想成为木工匠人，以及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