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0日傍晚，北平市德胜门内大街花枝胡同，发生一起命案。

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是在1月31日，命案发生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4个月，治安情况异常严峻。更严重的是，当时的警力非常有限，我党接管旧警察分局的公安干部只有十多个人，加上两个班的北平纠察总队，总人数不过四十来人，剩下的都是留用的旧警察。

接到报警后，北平市公安局内五分局副局长兼治安科科长魏相如，率领三名值班刑警火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死者名叫侯晋豪，家住花枝胡同南段，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在北平铁路局车辆段工作，是全段有名的技工。魏相如赶到案发现场时，死者躺在堂屋门口，尸体僵硬，表情痛苦，身上没有伤痕，看上去像是中毒身亡。

首先发现命案现场的是死者的妻子朱照莲。

据朱照莲讲述——5月30日下午四点多，她像往常一样，挎着篮子在外面卖完香烟洋火、针头线脑，正准备回家做晚饭，走到花枝胡同与三不老胡同交叉口的时候，遇到一个从三不老胡同拐过来的中年秃头男人。

中年秃头男人手里提着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布的柳条小筐，嘴里吆喝着：“好吃的烧饼！喷香的卤肉！贱卖嘞！”

经中年秃头男人这样一吆喝，朱照莲拿鼻子一闻，那柳条小筐里的卤肉确实香味浓郁，中年秃头男人见朱照莲被这香味吸引了，便走上前去说：“咱这是刚出锅的五香卤肉，上好的五花猪肉，祖传三代的秘制卤料，今天头一次转到这边，贱卖了，不秤斤两，按块计价，你瞧，这最大最好的一块，咱只卖你八百元（旧版人民币，即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

中年秃头男人的吆喝声和卤肉的香味，引来了胡同里的不少住户。朱照莲过日子一贯精打细算，爱贪小便宜，见这么香的卤肉卖这么便宜，她生怕最大最好的那一块叫人家买去了，便掏钱将那块卤肉买下来，顺带着又买了八个烧饼，当作一家三口的晚饭。

朱照莲回到家里，儿子侯继豪已经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正要出门玩去。见母亲买了烧饼、卤肉回来，侯继豪想吃，朱照莲把儿子的手打了回去，说好东西要等爸爸下班回来一块吃。

侯继豪是个听话的孩子，伸鼻子闻了闻，然后就跑出去玩了。

朱照莲坐下来，收拾好篮子里没卖完的小百货，刚想喝口水，三不老胡同的李婶急匆匆地闯进门来，说大妹子，你回来的正好，你家老爷子摔了一跤，骨头可能断了，你娘让你赶快过去一趟。

朱照莲的娘家就在三不老胡同，两家离得很近，为的就是有事的时候相互能有个照应。听说老爷子的腿可能摔断了，朱照莲连忙锁门朝娘家赶，走到花枝胡同和三不老胡同交叉口的时候，正在玩耍的儿子问她去哪儿？朱照莲说，你姥爷把腿摔了，赶紧跟我看你姥爷去。

朱照莲带着儿子赶到娘家，借了辆板车，将老爷子送到医院。等正骨的郎中给老爷子正完骨，开了药，朱照莲把老爷子拉回家，天已经黑了。

朱照莲老娘说，累了一晚上，吃了饭再回去吧。

于是朱照莲娘儿俩就在娘家吃了晚饭。

回家的路上，朱照莲还对儿子侯继豪说，今天买的卤肉，一大块，你爸吃不完，好的肯定都给你留着呢。

儿子侯继豪说，我在姥家就留着肚子呢，回去要吃个烧饼夹肉。

娘儿俩就这样一路说着话，回了家。

哪知道，开门进屋就是晴天霹雳，一家之主侯晋豪好好的一个人，竟然就死在了娘儿俩眼前。

鉴于侯晋豪很大可能是被毒死的，魏相如立即通知市公安局派法医来。法医到达现场后，经过简单的尸检，随后就把尸体运走，连夜进行解剖去了。与此同时，法医带走了案发现场死者吃剩的烧瓶和卤肉。

在等待法医结论的当天晚上，魏相如为了进一步摸清案发前后的情况，对死者的左邻右舍进行了走访。

有邻居说，侯晋豪六点来钟下班回家，他看见了，一个人回来的，一切正常。

有邻居说，侯晋豪回家后发现老婆儿子不在家，找左邻右舍问了。得知老丈人摔断了腿，他本打算赶过来，大家说，你现在赶过去，家里肯定没人，又不知道送哪家医院去了，还是先在家等着吧。侯晋豪觉得也是，就说吃了晚饭他再过去看看。

有邻居说，侯晋豪进门的时候，胡同里正好有人扫地，为了防尘，他顺手就把门虚掩上了，所以他究竟是怎么中的毒，没人看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侯晋豪吃晚饭的时候，家里没有第二个人。

几个小时后，法医的结论出来了，经过解剖，侯晋豪确系中毒身亡。经过化验，在侯晋豪吃剩的卤肉中发现剧毒成分。

拿到这个结论，魏相如立即成立了“5·30”专案组，并指派参与接管的公安干部，年仅23岁的杨史主持专案组侦查工作，专案组另外三名刑警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均是留用的旧警察，其中衣端正年届五十，原是旧政权北平市警察局的老刑警。

次日清晨，专案组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专案组组长杨史，是抗战胜利前夕参加革命的，过去四年主要从事情报交通工作，此前从未独立主持过刑事案件的侦查。但是，作为新中国初代刑警，杨史身上有着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激情与斗志，这两样东西往往能激发出惊人的天赋。

会上，杨史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

通过走访我们得知，昨天下午在秃头小贩那里买卤肉、烧饼的，不止朱照莲一家，但是其他人家买来吃了，都没有事，只有朱照莲的丈夫侯晋豪被毒死了，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卖卤肉烧饼的秃头小贩专门针对侯晋豪家下了毒，另一种则是秃头小贩卖的卤肉烧饼没问题，朱照莲在卤肉中下了毒，或者另有他人潜入侯家下了毒。

衣端正说，我感觉朱照莲投毒杀夫的可能性不大，饭桌上还有他儿子呢，万一吃了毒卤肉咋弄？

蒋友先说，可是朱照莲把他儿子支走了呀？

衣端正说，最毒妇人心，这种事，过去我见多了，谁能保证他家老头摔了腿，不是跟她打配合！

蒋友先说，照你这意思，卖卤肉的秃头小贩，也是朱照莲雇来的？

衣端正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杨史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围绕这几种可能，分头展开调查。调查秃头小贩，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人；调查死者的妻子朱照莲，主要看她有没有奸情；调查他人潜入投毒的可能性，主要看有没有作案条件，但我感觉他人潜入投毒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秃头小贩来花枝胡同叫卖卤肉，朱照莲他爹摔断腿，他人不可能预料，不能预料就没法钻这个空子。

衣端正听了，问杨史，杨组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觉得是秃头小贩下毒的可能性大，还是朱照莲毒杀亲夫的可能性大？

杨史说，毒如果是朱照莲下的，我只能说，这盘棋，她下的够狠、够大，凭自觉，我认为她没有这样狠毒的心计。

衣端正说，如果是秃头小贩下的毒，这案子可能水更深，更不好破。

杨史认为衣端正的看法有些过于阴暗悲观了，因此没有接着他的话继续讨论下去。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杨史看来，困难再大，只要真正地“干”起来，任何难题最后都会迎刃而解。

起初，杨史以为，解放后的北平，到处都是革命群众，找一个沿街串巷叫卖的小贩，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然而，老刑警衣端正会同分驻所警察一路走访下来，却一无所获，不管是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还是德胜门内大街，大家对这个卖卤肉的秃头小贩完全没有印象，见到的也都说只见过这一次。

老刑警衣端正，虽然来自旧社会，但他也有自身优势，那就是社会阅历很丰富。

见走访群众，什么都查不到，衣端正动了下脑筋，他不再去向胡同住户打听，而是专门去问各种各样沿街串巷的小贩。在衣端正看来，走访附近群众有局限性，沿街串巷的小贩流动性大，只要卖卤肉的秃头小贩在胡同里叫卖，有些小贩对他肯定会有印象。

可是走访了大量的小贩，每个小贩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卖卤肉的秃头小贩。

这个结果，衣端正认为不是一无所获，而是意义重大。

他对杨史说，如果北平城里沿街串巷的小贩都没见过这个人，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个秃头根本就不是小贩，他只卖过这一次卤肉烧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问题就大了。

杨史同意衣端正的分析。

与此同时，他对朱照莲的调查，也基本排除了她毒杀亲夫的嫌疑。

朱照莲与侯晋豪是1938年结的婚，两人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的亲。侯家住在左安门，侯老爷子是邮局的修车工，那时的邮电职工端的是“金饭碗”，加上侯老爷子汽车、摩托、三轮车、自行车都能修，除了工资还能赚外快，所以侯家的经济条件不错，虽说是工人家庭，其实比有些小业主还强些。

侯家有三个儿子，二儿子侯晋豪最能干，侯老爷子最器重的也是这个儿子。侯晋豪进铁路局车辆段参加工作，跟的师傅是北京（1927年之前）第一家洋人开的汽车修理行技术最好的师傅贺厚德，他跟朱照莲结婚的时候，已经满师四五年，在车辆段技工中很有一些名气。

朱照莲和侯晋豪相亲之前，彼此没见过面，两家人都说，朱照莲见侯晋豪第一面，就非常满意，朱照莲的长相，虽然算不上上等，但也属于中等偏上，而且十分耐看，侯晋豪看到她，也没有意见，几次接触下来，更觉得朱照莲性格温柔，贤惠顾家，所以结婚的时候，也是真心喜欢。

两人结婚的房子是侯家出钱给置办的，考虑到朱家住在三不老胡同，家里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姑娘，侯老爷子特意把他们的婚房买在了花枝胡同，为的就是方便朱照莲照顾娘家人。

朱照莲和侯晋豪结婚之后，小俩口十分恩爱，双方父母也好，邻居也好，从来没有听说两人发生过什么矛盾，也不曾见过二人争吵，更谈不上动手。

侯晋豪做技工，收入不错，老家也有钱，生活上他们没有任何压力，朱照莲挎篮子沿街做小买卖，不图赚多少钱，纯粹是为了找点事做。侯晋豪一开始觉得没必要，但朱照莲提出来，他也理解，只说妻子做这个小买卖，不要累着了。

两人1939年生了儿子侯继豪，这小孩乖巧懂事，胡同里都说这小俩口有福气。

当杨史向侯家的左邻右舍打听朱照莲和侯晋豪生活作风到底怎样的时候，邻居们都说，朱照莲在家也好，沿街做小买卖也好，从来没听说过她跟哪个男人有过什么出格的交往，她娘家就在这里，底子很干净，要是有乱七八糟的事，根本瞒不住。

至于侯晋豪，那就更简单了。他整天在车辆段上，都是男人，两点一线，朝八晚五，根本没机会接触其他女人。他这个人很顾家，有时候遇到加班，都要打个电话给附近德胜门内大街上的“祥福鞋帽店”，请店里的伙计给朱照莲捎话关照一声。

朱照莲的嫌疑被排除后，杨史问她，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她回娘家到侯晋豪下班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有人潜进了她的家里？

朱照莲说，不可能。我家的钥匙一向管的严，丈夫一把，我一把，儿子直到今年春节满十一岁才用细麻绳在他胸口挂了一把大门钥匙。平常在家里，大人小孩的钥匙也从来不乱放，外人不可能拿到。再说了，家里的锁，也都是好的，丈夫遇害前，家里应该没进过人。

杨史听了，又问，你确定卖卤肉的秃头小贩，是第一次见？以前从来没见过？

朱照莲说，是第一次见，以前确实没见过。

5月31日这一天，由于朱照莲忙着要给丈夫料理后事，杨史就没有再去深入地跟她交谈，当天下午，他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卖卤肉的秃头小贩身上。

哪知道，到了5月31日晚上10点，杨史正在内五分局的值班室里，一个人琢磨该怎么找秃头小贩的时候，老侯家的三儿子侯晋杰突然跑到局里，先问朱照莲来没来过公安局？得知朱照莲没来过后，他便焦急万分地当场报了案，说朱照莲娘儿俩失踪了。

据侯晋杰讲，5月31日下午，侯家老爷子让他到花枝胡同找朱照莲商量领回侯晋豪遗体的事，朱照莲说，她已经去内五分局问过了，只要把申请书送去由治安科盖个章就可以去医院领回遗体了。侯晋杰说，既然这样，他就先去联系租大车的事，等朱照莲扎完办丧事要用的三百多纸花，就带着侄子来左安门老宅汇合，然后一家人去迎灵。

侯晋杰走的时候，朱照莲说，三百多纸花最晚六点就能扎好，可是一家人等到晚上八点，朱照莲娘儿俩还是没有来。

侯家老爷子着急，让老三侯晋杰到大车行提前出动大车，跑一趟花枝胡同，把朱照莲娘儿俩接过来。侯晋杰坐着大车赶到花枝胡同，邻居告诉他，朱照莲娘儿俩七点过就走了。侯晋杰看了看时间，已经九点多了，心说朱照莲娘儿俩就是步行，现在也应该到老宅了，于是让车夫调转车头往回赶，可是到家里一看，朱照莲娘儿俩还是没人影。

意识到情况不好，侯家老爷子让老三侯晋杰赶紧到内五分局，问问情况，看朱照莲娘儿俩是不是直接过来签字了，如果还没见着人影，那就说明娘儿俩失踪了，赶紧报案，请公安同志帮助寻找。

杨史听到这个情况，觉得事情非常蹊跷，事态非常严重，于是立即上报副局长魏相如。

魏相如得知此事，当即指示杨史，专案组马上行动，参与找人。

当一个人没有失踪理由而突然失踪的时候，往往预示着凶多吉少。杨史带领专案组刑警一路朝花枝胡同赶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不好的预感，领回丈夫遗体是大事，这个时候朱照莲不可能带着儿子乱跑，难道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故？

几人赶到花枝胡同，胡同里的左邻右舍早已行动起来，但是找遍了朱、侯两家的亲戚朋友，甚至侯继豪的老师、同学家都去找了，仍没有发现朱照莲娘儿俩的下落。

6月1日清晨，杨史跟衣端正说，这么找，范围还是太小了。我有个想法，立即以五分局的名义给全区五个片区的分驻所打电话，让他们通知下辖的派出所，发动集体力量，共同寻找朱照莲娘儿俩的下落。

杨史的这个办法，很快奏效。

一个小时后，杨史就接到了电话，德胜门分驻所接到管段群众报警，称在附近草鞋巷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两具尸体，其性别、年龄、衣着符合分局刚才来电要求寻找的朱照莲娘儿俩的特征。

放下电话，杨史带领专案组随即出动，赶往现场。

杨史赶到时，现场已由派出所封锁，民警正在打捞尸体。杨史了解到，这口水井，位置偏僻，是口老井，至少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内五区当时没有自来水，居民饮用水靠卖水的每天送一次，生活用水全靠这口老井。

今天清晨，有个妇女来打水，不小心把手腕上套着的一串佛珠掉到了井里。这串佛珠是这个妇女已故的丈夫留给她的念想，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于她却是弥足珍贵的，所以她一定要捞上来。邻居们帮她捞佛珠的时候，刚把前端系着粗铁丝弯钩的长竹竿伸到井里，往下一戳，就发现了异样，老井里像是有死人。

朱照莲娘儿俩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侯家的人也赶到了，认尸现场痛哭不止。

杨史看了看老井的位置，又算了算时间，觉得凶手向老井里抛尸的过程，很可能有目击证人。经过对周围群众的走访，有人向杨史反映了一个情况——昨晚七点半左右，有一辆三轮车进了胡同。蹬车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一件黑布褂子，敞着怀，头戴一顶半旧草帽，三轮车的后座上坐着人，但是因为后座拉着撑篷，加上当时天已经黑了，胡同里的路灯又不亮，所以后座上到底坐几个人，是死是活，并没有看清楚。

市局法医经过尸检，很快给出鉴定结果，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系被人掐死，然后抛进老井里的。

一家三口，在24小时内惨遭灭门，鉴于案情重大，市局领导开会研究，决定增派三名刑警充实原专案组力量，由内五分局副局长魏相如担任组长，市局派去的三刑警之一、治安处股长石振庭担任协助，原组长杨史担任副组长，市局刑警熊先胜、张景时借调进组，对5月30日、31日发生的两起命案串案并侦。

6月1日下午，新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

会上，杨史首先介绍了朱照莲母子被害的经过。杨史说，根据现场勘查和群众走访，我们认为朱照莲母子被害的经过是这样的——昨晚七点，朱照莲母子在离开花枝胡同前往侯家老宅的途中上了那辆三轮车，三轮车夫应是凶手之一。三轮车行进过程中，另一名凶手将车拦停，持械登车，然后将朱照莲母子两人控制住。杀人现场显然是预先找好的，三轮车将朱照莲母子两人拉到那口老井旁，两个凶手逼迫他们下车，然后将他们掐死，最后抛尸老井。

听完杨史的推断，魏相如接着说，联想到5月30日秃头小贩向朱照莲兜售有毒的卤肉，很显然凶手想以投毒的方式灭侯晋豪家门，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凶手没料到朱家老爷子在晚饭前摔断了腿，结果只毒死了侯晋豪一个人。通常来说，一次灭门不成，凶手多半会从长计议，但这个案子的凶手不一样，似乎非常迫切地想要灭门，仅仅隔了一天，就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把朱照莲母子杀害了，从而达到了灭门的目的。我想问的是，这起灭门惨案，究竟是仇杀、情杀、财杀，还是其他？请同志们畅所欲言，谈谈自己的看法。

杨史说，根据我们在花枝胡同的走访调查，侯晋豪、朱照莲夫妇，一向与人和睦，别说结仇，就是寻常口角也没听说过，如果灭门是因为仇恨，这仇恨必然得是血海深仇，应该说，侯晋豪、朱照莲夫妇不可能与他人结下这样的仇恨，所以仇杀首先可以排除。

要说情杀，也很难成立，侯晋豪、朱照莲夫妇，是花枝胡同里的老住户，夫妻恩爱，可以肯定两人都没有生活作风问题，所以情杀也可以排除。

至于财杀，一来，侯晋豪、朱照莲家里并不算有钱，即便招贼，也招不来敢下如此狠手的贼。更主要的，这个案子是二十四小时内两次杀人完成的灭门，这跟劫财杀人完全对不上号，况且被害人家里并没有丢失贵重物品，家里连外人进屋翻动的痕迹都没有。

分析到这里，杨史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更加严肃的语气继续说道，这个案子有两个特点，我认为非常值得注意。第一、二十四小时内两次杀人，凶手不是一个人，至少两个人，更可能是三个人，甚至幕后还是指挥者，很显然这是团伙作案，甚至是组织作案；第二、凶手灭门太迫切了，说明凶手惧怕侯晋豪一家三口活着，他们究竟在惧怕什么呢？

听杨史分析到这里，衣端正像是受到了点拨一样，非常激动地插话进来说，照这么说的话，这案子多半跟敌特有关系。侯晋豪一家肯定是掌握了敌特分子的重大机密，一旦泄露，将对敌特分子造成灭顶之灾，所以他们要灭门，而且必须第一时间灭干净，只有第一时间灭干净，才能达到灭口的目的。

对于这个结论，新加入专案组的石振庭，表现的比较谨慎。

他带着质疑困惑问道，如果说这个案子是敌特分子制造的灭门惨案，那么侯晋豪、朱照莲夫妇很有可能也是敌特分子，但是根据走访调查，群众反映，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还有，如果是敌特灭门，为什么早不灭晚不灭，非要在这个时候灭？

杨史说，侯晋豪、朱照莲夫妇是不是敌特分子，这需要我们再做深入调查，在命案面前，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即便侯晋豪、朱照莲夫妇不是，他们也有可能跟敌特分子有牵连、有瓜葛，比如，敌特有意发展他们，他们在某种情况下撞破了敌特的秘密，这些情况都是不能排除的。至于他们在这个时间点被杀害，也好解释，任何矛盾、冲突，都是有时间线的，在这个时间点，矛盾、冲突爆发了，命案的导火索也就等于被点燃了。

衣端正补充说，投毒杀人和劫持杀人，这都是有技术含量的杀人方式，嗅味道，我看就像国民党潜伏特务干的。

专案组长魏相如支持此案跟敌特有关的结论，但如何打开案子的突破口，还需要找准切入点。

案情分析会开到最后，魏相如说，不管怎样，敌特应该是这个案子的一根弦，我们心里要有数。接下来，我们要在三个方向、三个点上下功夫——第一、继续寻找卖卤肉的秃头小贩；第二、对5月31日晚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离开花枝胡同后在何地上的三轮车，三轮车行进途中的情况，以及杀害朱、侯母子的现场进行深入调查，争取找到新的目击证人，重点是锁定那辆三轮车，以车找人；第三、对侯晋豪、朱照莲的过往经历、个人历史、社会关系，进行深挖细查。

任务分配下来后，杨史和衣端正负责寻找卖卤肉的秃头小贩。

开始行动前，杨史对衣端正说，老衣，找这个秃头小贩，我们不能盲动。

衣端正问，你想怎么找？

杨史说，你昨天说过，这个秃头小贩是假冒的，可能只卖过这一次卤肉烧饼。我就在想，如果他不是小贩，那他卖的卤肉和烧饼，是从哪里来的？

衣端正说，花枝胡同买过秃头小贩卤肉的那几户人家，都说他卖的卤肉特别的香。我想这个香就是用来勾人的，旧社会经常有人这么干，偷偷地往卤汁里添加大烟壳，这东西现在正规小贩都不敢放。还有，秃头小贩要在卤肉里下毒，这事不好借别人的手，我想，这有毒并且添加大烟壳的卤肉，多半是他自己卤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杨史说，你的意思是从烧饼入手，来查这个秃头小贩。

衣端正说，没错。打烧饼是个技术活，秃头小贩不是干这个的，他卖的烧饼肯定是从别家进的。顺着烧饼朝下查，说不准能把他揪出来。

在没有刑侦技术的年代，许多时候，社会阅历就是最好用的刑侦技术。

顺着衣端正的这个思路朝下查，当天晚上，杨史、端衣正就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据内三区东四牌楼“留香烧饼铺”掌柜的反映，5月29日有人到他的铺子上预定了一百二十个烧饼，并且预付了全款。5月30日下午两点，那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将烧饼取走了。

杨史问“留香烧饼铺”掌柜的，这人预定烧饼时，留地址没有？

“留香烧饼铺”掌柜的说，没留地址，但这人是个秃头，有些面熟，好像就住在马市大街老鹰窝一带。

衣端正听到这话，兴奋地说，这秃头跑不了了。

撂下这话，衣端正跟着杨史火速前往内三公安分局，向分局长干苇求助。干局长随即指示治安科协助调查，结果当晚九点多，那个冒充小贩叫卖卤肉烧饼的秃头家伙就被抓获了。

秃头家伙被押到内五分局后，杨史、衣端正立刻提审。

秃头家伙名叫屠富禄，三十八岁，出身平民家庭，父母双亡，兄弟姐妹互不来往，老婆生下一儿一女后，嫌弃家里日子苦，离婚后带着子女嫁给郊区一个地主作了填房。

屠富禄干过很多营生，早先在草台班子唱过戏，后来干过掮客、车行账房、煤矿管理，还开过杂货铺子。被抓时无业，经常酗酒、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杨史问，你是否参加过敌特组织或者反动会道门？

屠富禄摇头否认。

杨史问，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屠富禄说，我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是帮朋友给他忘恩负义的表弟下了点泻药。

杨史问，真就下了点泻药？

屠富禄说，真就下了点泻药。

据屠富禄供述——他的这个朋友名叫康守仁，是天津“老嘉富绸缎庄”的少东家。

二十多年前，屠富禄在天津一个草台班子唱戏。有一次，康少爷在戏园子里因为些许琐事跟津门地界上的小混混发生了冲突。起初，康少爷仗着身边有几个会武术的朋友，想给小混混一些颜色看看，哪知道那几个小混混是在帮之人，吃了亏之后，便纠集二三十人，各持铁尺、匕首、三节棍、九节鞭，怀揣石灰包之类，冲进戏园子，就要痛殴康少爷。

情急之下，康少爷躲到后台，想找地方躲藏。当时，屠富禄正在后台收拾道具，见来人有难，他便仗义施以援手，将康少爷藏于道具箱内，然后给追击而来的混混胡乱指点了一个方向将其引开。康少爷脱险之后，便跟屠富禄交上了朋友。不久，屠富禄因摔坏了腿，再不能上台唱戏，康少爷得知屠富禄砸了饭碗，很够意思，直接出钱给屠富禄开了一间杂货铺。

那年月，世道乱。

后来，屠富禄因杂货铺被偷，在天津待不下去，便回到了北平，从此跟康守仁断了联系。

未曾想，这一年的5月28日，也就是案发前两天，失去联系很久的康守仁突然登门拜访。久别重逢，两人感慨万千，康守仁说了几句伤感的话，便拉着屠富禄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酒馆。

两人喝酒时，康守仁告诉屠富禄，这些年，他也是颠沛流离，受尽了乱世小人的苦。抗战爆发后，他先去了南方，后来又入川，在成都跟朋友合作做生意。抗战胜利后，他把跟朋友合开的贸易公司迁往上海，还在南京办了一家分公司。

后来因为时局不稳，他听从朋友的建议，计划把公司转移到香港去。今年1月，朋友处理完最后一笔需要转移的账款后，称款子在南京“大瀛贸易”俞老板那里，已经说好了由俞老板负责兑换一百五十两黄金，他到了南京，就能取这一百五十两黄金，然后持由国防部出具的特别通行证取道上海，搭乘英国“蓝色维多利亚号”邮轮去到香港。

康守仁对朋友深信不疑，见朋友安排的如此周到，在路上他还感慨，此生有这样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朋友，足矣。

然而，康守仁到了南京这才发现，朋友卖他，几乎将他卖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光那一百五十两黄金被提前取走了，就连那一纸国防部出具的特别通行证也被做了手脚，航空售票处不卖他票，轮船公司更是直言，稽查员手里有他的照片，即便他高价买到船票，到了码头也上不了船。

走投无路之下，康守仁大醉三天，醒来想到早年在北平炒股票时，曾有一笔股票款存在表弟顾培生那里，于是乎，抱着拿回救命钱的心态，他一路风尘来到北平。

可是，到了北平，迎接他竟又是人心险恶。

表弟顾培生决口不提那笔款子的事，康守仁追问，他索性当场扔下几个钱，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康守仁对屠富禄说，我这表弟虽然卑鄙，但是胆小，他想赖账，却又怕我找道上朋友来收拾他，他不给我扔这几个钱还好，扔了就说明他心虚、害怕！老屠，我现在请你给我帮个忙，给他一个警告。我这表弟是聪明人，受到了警告，他就会乖乖还钱的。

屠富禄问，康少爷想要我怎么帮你？

铺垫到此，康守仁便和盘托出了他的灭门阴谋，只不过屠富禄并不知道康守仁在卤肉里下的是剧毒，他一直以为是泻药。

听完屠富禄的供述，杨史问，你说的是实话吗？

屠富禄说，句句属实。

衣端正问，难道你就没想过，自己要是遭人利用了怎么办？

屠富禄苍白地笑了笑，说，像我这样的人，死在街边都不会有人瞧上一眼，谁会利用我。

杨史问，帮康守仁做过这个事，你们又见过面没有？

屠富禄说，没见过。我帮他做这个事，他也没给我一分钱。

衣端正说，如果你没有说实话，等我们抓到康守仁，你就穿帮了。

屠富禄又苍白地笑了笑，最后说了一句，就是他利用了我，害了我，我也不记恨他。

杨史看着屠富禄的苍凉、绝望的样子，觉得眼前的这个可怜人，根本没有撒谎的心力。

提审结束，衣端正问杨史，有什么结论？

杨史说，康守仁很可能就是这起灭门案的幕后主使，他很狡猾，利用了一个不相干的可怜人。

衣端正说，康守仁有一样东西没办法骗屠富禄，那就是他的姓名，虽然顺着屠富禄不可能找到康守仁，但他的真名还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杨史说，对，没错。没有其他线索，一个真名字的作用不大，有了其他线索，作用就大了。现在就看第二路，第三路的调查情况了，希望他们有所突破。

第二路调查涉案三轮车的相关线索，是由刑警蒋友先和熊先胜负责的。

据草鞋巷见过那辆三轮车的群众反映，这辆三轮车是有正规牌照的车辆，七八成新，与那位群众擦肩而过时，车夫还打铃示意他让开，铃声很脆。只可惜，那位群众当时不知道这辆车涉及命案，没有留意车牌号码，只记得车夫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身体很强壮，浓眉大眼，看上去并不像个“骆驼祥子”。

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分析，如果三轮车夫是假冒的，那辆三轮车不是借来的，就是偷盗或者抢来来的。如果是借来的，以车找人，车夫多半跑不了，如果是偷盗抢来的，找到车可能也没有用。

蒋友先说，凶手搞这辆三轮车，为的是杀人，以我的经验看，这车八成是盗抢来的。

熊先胜说，不管它是哪来的，我们的调查还得是剥丝抽茧，一层层的来。

当时的北平市，一共有二十个公安分局，其中内城七个、外城五个、郊区八个，称为“内七外五郊八”。两位刑警逐一往这二十个分局的治安科打电话，出乎意料的是，全北平这两天都没有接到过三轮车失窃的报案。

蒋友先说，这是个好兆头。接下来咱们可以重点查查资本家之类的富户人家，看有没有私家三轮车被借被偷被抢的情况。

熊先胜说，会是私家车辆吗？目击群众可是说，这辆三轮车是有正规牌照的。

蒋友先说，这个好解释。过去这种事就很多，私家三轮车，临时盗块牌照挂上去，就可以冒充运营车辆。牌照失窃，不像车辆被盗，车夫一般都不报案，向车行说一声，由车行老板到公安局补办就是。

熊先胜说，你的意思是说，这两天没有三轮车失窃的报案，很有可能是凶手借了一辆私家三轮车，然后盗了一块牌照。

蒋友先说，还有一种可能，这两天有私家三轮车被盗的情况，但是三轮车本身有问题，丢车的人家没有报案。

熊先胜问，没有报案，怎么往下查？

蒋友先说，过去发生这种事，丢车的人家往往会请车行帮忙寻找，另外有些车行暗地里也会低价收一些赃车，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车行往下查，如果还没有线索，只能发动群众，走街串巷，敲门入户。

蒋友先和衣端正一样，都是留用的旧警察，他们对北平的三教九流非常了解，在他们那里，社会经验是比枪更有用的武器。

针对北平各家车行的走访调查开始后，很快，蒋友先和熊先胜就摸到了一条线索。

据“荣仁车行”的徐老板反映，5月31日，有个姓丁的朋友曾请他帮忙，找一辆失窃的三轮车。这辆失窃的三轮车是老丁的小舅子小郝的。先前，小郝在北平“大发粮行”打工，北平解放后，粮行老板因为抗战时期给日本宪兵队做过密探，担心新政府追究他的汉奸罪行，解放军入城不久，他就脚底抹油，跑路了。临走前，他把粮行的一辆三轮车抵给了小郝，当作拖欠已久的工钱。小郝一开始不知道老板过去当过日本人的密探，还以为老板跑路仅仅是因为粮行经营难以为继，等到明白过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这辆三轮车是见不得光的，平常拉活，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惊动了公安，问他车的来历。

5月31日，小郝的堂兄弟成亲，他歇工一天去帮忙打杂，不料那辆三轮车锁在门口，竟让人偷了。因为不敢报案，小郝找老丁帮忙找车，老丁于是找到“荣仁车行”徐老板，请他跟地面上的朋友打招呼，尽量把这辆车找回来。

小郝的运气不错。

第二天，徐老板有个叫小猴子的徒弟在他家附近的“钟记洗染店”门口瞎溜达，无意间发现人行道树下停着一辆三轮车，上前一看牌照，正是师傅吩咐留意要找的那辆三轮车。

蒋友先和熊先胜摸到这条线索，随即赶到小猴子家所在的朝阳门外南小街附近，想弄清楚那辆三轮车是由什么人停放在“钟记洗染店”门前的，遗憾的是，两人走访了不下百名群众，却毫无收获。

杨史得知摸到了一辆三轮车，随即赶过来查看这辆三轮车的车轮纹路。杨史有办案的天赋，在去老井命案现场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老井旁边潮湿的泥土路上留下的车辙痕迹，并在笔记上仔细画了下车辙痕迹特征。现在，他在笔记本上画下的这张图，起到了作用，经过对比，出现在老井命案现场的那辆三轮车，就是小郝失而复得的那辆三轮车。

然而，这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因为它意味着三轮车这条线，到这里，也彻底断掉了。

第三路，针对侯晋豪、朱照莲个人历史、社会关系的深入调查，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因为这两个人太简单了，男的常年两点一线，女的几乎没出过家附近的几条胡同，他们就像两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侦查员都觉得不是他们调查不出来东西，而是他们身上根本没东西可调查。

眼见三个方向，全都走进了死胡同，专案组组长魏相如再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在他看来，碰壁就是方向不对，就是没找到真正的调查着力点。

在会上，魏相如说，我有一个工作经验，走进死胡同，什么都说明不了，只能说明我们要换换脑筋了。大家不要沮丧，今天开这个会，我们不妨换换脑筋，大胆地碰撞碰撞。

杨史说，这两天，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干净的人和一个不干净的人发生了关联，我们的注意力为什么全放在了这个干净的人身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离这个干净的人太近了，太想从他身上找到答案了。说到侯晋豪、朱照莲夫妇，如果他们确实跟敌特分子有关系，我们不应该通过他们去找敌特分子，因为这对夫妇太干净了，我们应该深挖他们周围，如果他们跟敌特有关系，那就说明他们周围肯定有敌特分子，比方说，侯晋豪所在的铁路局、车辆段，过去现在有没有特务，他们是些什么人，现在都在哪里?我相信，只要挖出我们要找的敌特分子，侯晋豪、朱照莲夫妇的问题自然就弄清楚了。总之一句话，我们不能傻乎乎地盯着一张张白纸，而忽略了白纸下面，可能就有一个没上锁的抽屉，我们所要的真相，也许全在这个抽屉里。

魏相如听了杨史的发言，由衷地说，小杨今天所谈的这个意见很好啊！当然了，也可能是我们前面工作干的太急迫了，才导致了使蛮力一味向前拱的不利局面。是的，我们不该把调查的着力点放在侯晋豪、朱照莲夫妇身上，而应该深挖可能存在的敌特分子，首先重点调查侯晋豪的工作单位，另外，屠富禄供出的康守仁，他的真实身份，过往历史，我们也应该尽快调查清楚。

魏相如的表态，瞬间吹散了会场上的沮丧气氛。

这时候，衣端正也谈了一个观点。

这个出身旧社会的老警察说，针对侯晋豪、朱照莲夫妇的调查，我想谈一点。从我们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看，侯晋豪、朱照莲夫妇在政治上应该是清白的，但也不排除跟敌特分子存在某种关联。如果有这种事，他们肯定藏的很深，不敢对外说，外人也很难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走访调查，肯定查不出个所以然。

过去我办过一个抢劫的案子，想探一对夫妇的底，一开始也是什么都问不出来，后来我注意到他家十二三岁的儿子，我买了一包糖，找他儿子聊天，结果他这儿子把关键线索给说出来了。小孩子的记忆是惊人的，而且童言无忌，不会隐藏秘密。

有的同志问，侯家儿子也遇害了，怎么问？

衣端正说，我们可以试着问问侯家儿子的同学，说不准他和同学聊天，说过些什么。

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案情分析会结束之后，起初，大家都认为杨史的建议非常重要，万万没想到，率先为案子打开突破口的，竟然是衣端正那带有碰运气色彩的经验之谈。

衣端正只去了一次侯继豪生前读书的学校，就带回了一条重要线索。

据侯继豪生前同班级的两个男生反映，侯家出事前五天（5月25日），侯继豪曾向他俩津津乐道地吹嘘过一桩事，说昨晚他们全家去什刹海“祥福饭店”吃了一顿饭，是一个伯伯请的客。那个伯伯很大方，点了一桌子好菜，请他爸爸喝了最好的二锅头，请他吃了好几样很贵的点心。

请侯晋豪全家吃饭的伯伯，到底是谁？

带着这个疑问，魏相如带队，亲自来到了“祥福饭店”。“祥福饭店”老板周祥福听魏相如说明来意，有板有眼的说，5月25日是有这一茬买卖，那一家三口我认识，是铁路局车辆段的侯师傅一家。侯师傅经常帮德胜门内大街上的“祥福鞋帽店”修东西，鞋帽店老板跟我是连襟，去年我这店里鼓风机坏了，就是连襟请侯师傅来修的，所以我认得他们一家三口。

魏相如问，请侯师傅一家三口吃饭的人，你认得吗？有没有印象？

周老板说，我只远远地瞟了一眼，是个大高个，有一米八。

账房先生在一旁听了，接过周老板的话说，我跟那人打过照面，那天我们给侯师傅打了折，侯师傅来账房表示感谢，那人跟在后面，模样嘛四十二三岁的样子，一张瓜子脸，两道浓黑眉毛，一双三角眼，个子挺高，有一米八。这人的穿着有些奇怪，上身穿一件米黄色丝米斜纹布夹克衫，下身穿一条黑色卡其布西装裤子，按说这样穿衣，脚上该穿皮鞋才对，可这人却穿一双崭新的藏青色球鞋，很不搭调。

魏相如说，你看这人像是干什么的？

账房先生说，不像干体力活的，也不像混社会的，倒像一个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

从“祥福饭店”出来，回到局里，魏相如特意给赴天津调查康守仁情况的那一路刑警挂去了电话，要求他们尽快查明情况，争取弄到一张康守仁的照片。

很快，这一路刑警带着调查结果回来了，康守仁早先确实是“老嘉富绸缎庄”的少东家，后来结识了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大特务王天木，被发展成编外人员。

抗战爆发后，康守仁正式成为军统特务，受命潜伏天津，军衔少尉。

1939年，康守仁因接头暴露，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其时，他爹“老嘉富绸缎庄”老板康慎中已投敌成为伪商会头目，可即便如此，还是遭到了生意上的老对头梁耀宗的陷害，对方勾结日本人借机吞没了康家产业，康慎中夫妇被关进大狱，不久双双惨死。

康守仁此后越狱逃跑，下落不明。

1946年初，康守仁突然回到天津，亲手枪毙了仇人梁耀宗，这说明他一直没有脱离军统。北平和平解放后，他极可能受国民党保密局的命令，潜伏在京城，伺机而动。

除了基本搞清楚了康守仁的过往历史，这一路刑警还带回了康守仁的旧档案资料和一张早期老照片。让魏相如感到失望的是，康守仁的旧档案资料上写的很清楚，康守仁的身高是一米七三，而“祥福饭店”老板、账房均一口咬定，那天请侯晋豪一家三口吃饭的男子，身高在一米八以上，难道说，请客男子另有其人，并不是康守仁？

虽然有所怀疑，但是魏相如没有轻易下结论，他还是带着康守仁的老照片去了“祥福饭店”，结果，“祥福饭店”老板、账房经过仔细辨认，均一口咬定，那晚请客男子就是照片上的人。

这时候，魏相如才明白过来，在身高问题上，康守仁一定进行了伪装，当晚他穿的那双藏青色球鞋有名堂，里面可能暗藏了增高垫。

查明康守仁与侯晋豪确有关联，这一点意义重大。

杨史认为，康守仁请侯晋豪一家三口吃饭，从这一点看，侯晋豪应该不是敌特分子。这个时候，他请侯晋豪全家吃饭，很可能是有所请托，但是双方谈的不好，康守仁认为侯晋豪掌握他的秘密，所以要杀人灭口。

魏相如问，你认为具体该怎么运用这条线索？

杨史说，现在查铁路局就更有必要了。侯晋豪一直在一个封闭稳定的环境里工作，他与康守仁认识，这中间一定有人牵线，而这个牵线人很可能就在铁路局，也是潜伏特务。

顺着杨史的侦查思路查下去，6月21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大线索。

据车辆段军代表郭安瑞向专案组反映，有个姓林的工人向其举报，北平解放前铁路局车辆段有个叫段大午的稽查员，是国民党保密局派下来的，那时候，所有的稽查员，几乎都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

这个段大午有一辆英国“宾利”吉普车，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以接收名义巧取豪夺来的。这辆车经常发生故障，段大午听说侯晋豪修车技术好，曾几次请侯为其修车。侯晋豪将那辆“宾利”修好之后，段大午大加赞赏，1948年2月过年的时候还送了些面粉、豆油和猪肉给侯晋豪。

魏相如拿到这条线索，极为兴奋，他对杨史说，你的推断是对的，侯晋豪在铁路局因修车跟国民党特务发生了关联，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个姓段的国民党特务。

经过向车辆段军代表郭安瑞调查了解，杨史进一步掌握到段大午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就脱离铁路局，下落不明了。

怎么挖出这个段大午，杨史还是老思路，铁路局肯定还有过去干过国民党特务的职工，这中间，可能有的还在潜伏，有的可能已经投诚了，接下来调查的重点，首先就是寻找已经投诚的原铁路局国民党特务。

很快，昔日以技术督察官打入旧铁路局工程部，现已投诚的原保密局特务焦某，主动站出来，为案件侦破立了一大功。

焦某举报说，段大午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没几天就逃往天津了，通过亲戚介绍，改名换姓在一所私人中学教书。前几天，段大午的妻子柳芝兰带着十二岁的儿子从天津秘密来找他，说段大午因为酒后打人，现在被公安局拘留了。公安局的处理意见是，赔偿对方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获得对方谅解后，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但对方开出的金额有点高，刘芝兰一时凑不齐，就跑来北平，请焦某看在过去同僚的份上，帮一把。

焦某说，我知道借他钱，就等于资助敌特，所以我没借。本来，我正准备写一封匿名检举信寄往北平市军管会，现在知道公安局进铁路局正在查他，我意识到这里肯定有事，赶紧就来举报了。

专案组得知这个情况，立即指派杨史带队前往天津，通过天津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帮助，找到了尚关押在看守所，已经改名叫伍达至的特务分子段大午。

段大午到案后供述——

1947年7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康守仁回到北平，供职于保密局北平区。

康守仁认识侯晋豪，就是他介绍的。当时，康守仁有一辆老旧的福特轿车，总是坏，他介绍侯晋豪给康守仁修车，一来二往，两人就认识了。康守仁过去是天津老字号的少东家，一向讲究场面，出手阔绰，每次侯晋豪给他修车，他都送给他若干礼品以及现金，侯晋豪虽然跟他没有深交，却也把他当成有钱的老板，颇为看重。

杨史问，康守仁现在藏匿在哪里，你知道吗？

段大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跟你们谈一个交易。

杨史问，什么交易？

段大午说，我提供康守仁的一些情况，你们公安要算我有重大立功表现。

杨史说，你知不知道自己早上了北平公安局的追逃名单？

段大午说，那又怎样。

见段大午不老实，杨史直接将他晾了起来，转而开始审问段大午的老婆刘芝兰，在杨史看来，这种迂回调查，有时候比直接调查，更有效。

果然，战战栗栗的刘芝兰，一经审问，立马把知道的全招了。

据刘芝兰说，北平解放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康守仁跟段大午接触得比较多，康经常去段家，有时候还带上他的相好的张关春一起来。

张关春是个寡妇，三十来岁，住在复兴门城隍庙后面的小巷子里，没有职业，靠亡夫留下的积蓄和康守仁过日子。

掌握这条线索，专案组立即对张关春进行了外围调查，初步判断这个青年寡妇并无政历问题后，便对她展开了正面问询。

张关春说，她跟康守仁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感情，彼此就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她最后一次见到康守仁是在1948年12月，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杨史问，你们为什么不再见了？

张关春说，康守仁另有新欢，跟一个叫小婵的窑姐跑了。

案件侦查到此，又拐了一个弯，专案组马不停蹄，又开始通过民政局来查找这个叫“小婵”或者名字中带有“婵”字的窑姐。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日仔细调查，专案组终于在李纱帽胡同的“春艳院”查到了张关春所说的那个“小婵”的下落。

小婵，原名钱咏秋，二十七岁，天津人，十六岁来北平谋生，两年后进“春艳院”做了“姑娘”。1948年12月上旬，解放军兵临城下前夕，小婵突然向“春艳院”提出赎身。

“春艳院”狮子大开口，要价一千五百大洋。

不料，小婵这回跟的是保密局硬茬，对方直接把“春艳院”老妈子绑了，最后扔了二百，开车把小婵接走了。

据“春艳院”的一个杂役说，1949年元旦前后，他去皇城根北街“思源堂国药号”抓药，曾遇见小婵，浑身珠光宝气，但人看上去非常憔悴。

了解到这些情况，杨史随即赶到“思源堂”。

在“思源堂”坐诊的老郎中说，钱小姐每次来看病，都是由一个中年男子开车接送，从气质看，那男子像是专门开车的。

杨史问，钱小姐生的什么病？

老郎中说，痨病。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很难说。

杨史听了，心中一惊，如果小婵死了，康守仁挪窝，千转百回查到这里的线索不是又断了。

杨史问，你这里有没有钱小姐的住址？

老郎中说，中医有自己的规矩，郎中不设病历记录，病家自己不说住址，郎中肯定不问。

杨史又问，接送钱小姐看病的车牌号，有印象吗？

老郎中说，你可以去问问店里的药工、艺徒，小年轻好奇心强，或许有记住的。

按照老郎中的指引，杨史首先去问了被老板安排在药店门口做迎宾的十六岁学徒，让杨史激动的是，这少年竟然记下了那辆轿车号码的后三位数。

循着后三位号码一查，原来这辆轿车是“北平大鸿运商行”的。

“北平大鸿运商行”曾是国民党保密局设在北平的一个特务窝点，北平和平解放后遭到查封，人员作鸟兽散，那辆轿车也不知下落。

这个时候，杨史又运用他的迂回调查，最终打听到轿车司机杜高亭的下落。北平和平解放后，杜高亭因只是商行雇员，跟保密局没有关系，经公安局做出审查结论后，已重新安排工作，成了运输公司的一名司机。

杜高亭说，小婵在2月下旬已经死了。

杨史问，你开车接送她看病，应该知道她住哪里吧？

杜高亭说，知道。

拿到杜高亭提供的地址，杨史首先赶到地址所在的派出所，一查派出所注销户口的记录，康守仁终于浮出水面。

在派出所的户籍档案中，小婵已经由钱咏秋改名叫金桂花，1945年11月嫁给了一个叫“管圣民”的商人，住址是苏州胡同19号。“金桂花”的死亡时间是1949年2月26日，死亡原因是“病故”。

杨史问派出所户籍警，这个管圣民在不在苏州胡同19号？

派出所户籍警说，在。

杨史听到这个答案，终于长出一口气。

当天晚上，化名管圣民的康守仁落网，专案组在其住所搜出武器、密电码本、毒药、黄金、美钞等潜伏特务活动器材和经费。

康守仁到案后，针对他的审讯从6月24日晚上十点多一直持续到25日清晨五点，专案组终于弄清了这起灭门惨案的前因后果——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康守仁被“保密局”指定为潜伏人员。之前，他是“保密局”北平区下辖的代号为“077”的一个七人情报组组长，上峰命令该情报组原封不动全部就地潜伏，由康守仁负责。

康守仁受命潜伏后，为八大胡同相好的窑姐小婵赎身，并通过警察局伪造档案，以已经结婚数年的夫妻名义住进苏州胡同的一处住宅。

不料，小婵住进苏州胡同不久，害了痨病。

为防止留下痕迹，小婵每次看病，只去“思源堂”，每次都由保密局据点“北平大鸿运商行”的司机开专车接送。

然而，中医终究不能治痨病，小婵2月惨死，这时候，“北平大鸿运商行”已遭到查封，康守仁曾计划把不是特务的商行雇员全部杀掉，但条件不成熟，最终不得不放弃，转而给了他们一笔封口费。

之后，康守仁开始指挥“077”潜伏小组，展开活动，收集了不少政治、军事、经济、民政、社情等方面的情报。

5月23日，康守仁接到密函通知，让他去前门与上峰接头。

这次，上峰给康守仁布置了一项任务——

中共已经在北平完全站稳脚跟，不久将会在北平建立自己的政府。保密局要求加强对北平的地下渗透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军事、保卫、情报等部门的渗透力度，要尽一切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条件派员打入上述重点部门，并在上述部门秘密发展人员。

根据可靠情报，中共将大幅度扩展北平的公安保卫机构，北平市公安局将招收大批新警员和汽车修理、电工等非警籍雇员。

上峰指示，“077”小组应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由此，康守仁想到了现供职于北平铁路局车辆段的汽车修理工侯晋豪。康守仁的计划是，先谎称自己在北平市公安局有熟人，对方让他帮忙推荐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汽车修理工，以这套说辞诱骗侯晋豪去报名后，他再适时地给他一些暗示，只要进了北平市公安局，社会上有好些组织愿意聘请他当顾问，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津贴，等到侯晋豪进了北平市公安局，只要从他手里套取到一份情报，那就等于握住了他的把柄，这时候再亮明身份，侯晋豪必然会就范，成为“077”小组一员。

计划开始执行后，康守仁给侯晋豪打了一个电话，约定三天后在车辆段附近的“逸云馆”吃晚饭。

哪知道，三天后，康守仁新处的一个相好非要在这天晚上去看戏，康守仁迷恋这个女人，不想扫她的兴，于是临时改变计划，让自己的助手王有才代替自己去跟侯晋豪吃这顿饭。

王有才赴约前，康守仁特意嘱咐，说辞要委婉，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然而，那一晚，王有才和侯晋豪在“逸云馆”谈的很投机，酒喝多之后，他一激动，说了很多露底的话，比如，侯兄以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干，每月都有津贴拿之类的话。

康守仁得知王有才酒后失言，担心他的潜伏小组已经暴露，非常恐惧。

带着试探加摸底的心态，康守仁随后又给侯晋豪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侯晋豪全家当晚前往什刹海的“祥福饭店”吃饭。

去“祥福饭店”吃这个饭，康守仁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进门，就被恭候已久的公安带走。

当晚，这最坏的情况虽然没有出现，但康守仁的神经并没有放松下来。

席间，侯晋豪压低嗓子，两次问道：“康先生，昨天那位王先生说的津贴到底是什么意思？跟着你们一起干，又是什么内容？”

康守仁第一次没有回答。

第二次依旧没有回答。

在他看来，侯晋豪连问两次，显然是猜到了他们的底细，并且不怀好意。

那时候，像康守仁这样的潜伏特务，内心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因为侯晋豪的这连问两次，他便动了杀心。

决定对侯家实施灭门之后，康守仁先派手下特务丰定军前往侯家附近踩点，观察侯妻朱照莲做小买卖的情况。待情况摸清楚后，他便诱骗屠富禄，以叫卖卤肉烧饼的方式，完成了投毒。哪知道，那一天偏偏节外生枝，朱照莲母子因为朱父摔断了腿赶去照顾，没吃下了毒的卤肉和烧饼，从而暂时躲过了一劫。

得知这一情况，康守仁十分担心朱照莲醒悟过来，于是立即下令特务丰定军、姜克家当晚必须将朱照莲母子解决掉。

特务丰定军、姜克家以前搞过暗杀，他们杀害朱照莲母子的过程与专案组推断的完全一致。

这起灭门惨案告破之后，1949年12月16日，北京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康守仁、丰定军、姜克家、屠富禄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剩下四名特务王有才、李鼎、黄道沙、金玉堂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至无期徒刑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