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这个年份在人心里压得沉甸甸的！电视里总是放那红旗飘飘，现实里地铁、高楼、繁华街头，一个国家这么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各自思念？那些事情，像是一根刺，悄悄卡在骨头缝里。白发老人方梅，两只手攥着一封信，低头滴泪，对着一个永远不会再回信的人。能让人年过八旬还写家书，还是给个见不到的收件人，这股劲，真够深。

说是执念，好像又太刻意，但那封信就闷闷地躺在她手里。说到底，这故事跟她父亲方志敏有关。江西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原名远镇，小名叫正鹄，后来叫慧生。1924年进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周围不少人都还在操心吃饭寻活路，他已经跑在革命前面了。这并不奇怪？毕竟苦日子里人才容易铸造骨头硬气的人。可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后人哪能知道细节？

方志敏的女儿方梅，总共见过父亲几次？两次，三次？不，没超过两面。外人拿今天家庭标准衡量，估计要摇头，怎么能这样？可她倒不恨，甚至连怨都怨不出来，那小孩从一出生起就在逃命。她的出生年头——1932年，国民党兵围剿江西，母亲一个人带着她边逃边躲。那会儿母亲没什么办法，徒手扯断脐带把她带到人世，再狠心丢到农户家里寄养。父亲？那时候他奔跑在更危险的地方，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

她人生里头最早的父亲印象甚至不是和蔼的笑脸，而是尸体上塞着破毛巾，头上血迹斑斑。那到底是她几岁时候的经历？没人问，也没人真正能答。就算如此，历史镜头永远不会对准她的情感碎片——每一个时代的小孩，感受都不同。

1935年1月，方志敏被抓住。玉山县的小山沟里，他没逃掉，国民党没有留情。一顿又一顿劝降，旧社会惯用逼人卖命的法子。可他铁了心，硬是扛过鞭子、枷锁和层出不穷的威逼。他没被说服，拿笔自称“枪”。那一年他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要说影响——有人读过感动落泪，有人记过几句话就忘。到底有没有用？不一定，可没有人能否认，这些文字在某一刻传递出信念和力量。

讲来也讽刺。他写的遗书，大多不是留给闺女亲人的零碎私话。不，“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这种冷静跟一般人临终时候的软弱不沾边。那年头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真不是句口号。

方梅后来才知道父亲。这种认识挺奇怪——一个家属于自己的身份，拼命藏着改姓，乡村里躲着。国民党杀人后余震不断，追缉方志敏的家人。小方梅改了姓名，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这种“成长”是幸运还是悲伤？十八岁，终于被找回，母女抱头痛哭，连亲生名字都是新鲜的。有人问她，父母给的什么名字。方梅回答，那是父亲的字。“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诗意又有点生涩的字眼，全寄在那个“梅”字里。父亲的思考和坚持，通通印在名字上，这种深沉未必现在的年轻人能懂。

母亲让她上烈士子弟学校。她不乐意。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有点抗拒，说不上什么理由，其实就是不想从头学起。母亲劝不动，屡屡掉泪，最后只好把父亲的故事全托给她。那一晚上，零零碎碎的描述，既真实又抽象。方梅听完，觉得自己没脸再顶嘴。从别人嘴巴里形容的父亲，竟然那么不一样：不是牺牲，而是自愿走向被牺牲。她被打动，可怜又骄傲。

她开始认真上学。倒不是突然理解了什么大道理，而是母亲再三叮嘱，自己也想弄明白父亲到底是什么人。多年以后，母亲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一堆发黄信纸——父亲写下的那些话。那些字，她慢慢抚摸，模模糊糊认得，但每一句读起来都像在咬人。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信上反复说党的事业、理想信仰，但这些东西到底值不值得？有时候方梅自己也会疑惑。可父亲那句“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偏偏扎在小孩心里。也不全是因为伟大或者理想，为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感动，听起来有点疯，对吧？

她总是觉得父亲和自己有血脉连结。信里没太多家长里短，讲的是他怎样希望身边人也跟他一样支持革命。写那些话的时候，他人即将走向死亡。她到底懂不懂这些话？有没有想过其实只是父亲自我坚持？也许是，也许不是。信留下来的力量，和那灰色的童年拼凑成一张面孔。她说，她没见过父亲那种胜利或者失败的表情，但这些纸片让她活下去。

她毕业后参了工作。不是一夜之间觉醒，只是内心那点羞愧慢慢发酵了。人有时候会变，方梅曾经想过离开这种苦日子，但终归被什么东西拉了回来。她努力学习，为了证明，也不完全是为父亲。她被动推着走，但最终走到了能讲述父亲的地点。

老了以后，她才更明白父亲不在，反倒成了一种动力。别人说“烈士子弟光环”，可她背过去的家当只有一堆老信纸，一头白发。她退休了，有时间，干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父亲的纪念写作里。这些书不是一蹴而就，全靠不断搜集、拜访。走过无数小路、问过无数老兵。有红军老人见到她放声大哭，把自己当年裤腰带都送了过来。有人说感谢她留下的精神，有人甚至见到她只会沉默。她也有抽泣,回忆太多、太乱。

她写了三本书：《方志敏的人生》《方志敏全传》《方志敏和他的亲人们》。不断改、不断补，身体虚弱也继续写。身边人劝她歇歇，但她心里清楚真正想还原的不是父亲的理想主义，而是这些个在苦难中如何挣扎的气息。她偶尔也会怀疑意义，但每一次看到他人关切的神情，又像找回某种确定感。

她看着今天的中国，楼高车快，人走得挺潇洒。想起父亲遗嘱里那些愿景，心中隐约有些酸涩。父亲死的时候，连个墓碑都是后人立的。他盼望的中国，她替他看了。可方梅说过一段话，在不同媒体采访里都被重复——“父亲那年代，爱国就是救国。今儿是建设祖国。”

其实她有时觉得，理想到底应该属于时代，还是个人？不全是非黑即白。她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接得上父亲的光芒，又并不完全想活在父亲的影子里。自豪和遗憾总是纠缠着过了一生。

时代变了，部分事情没有完全改变。有人一定要追问父爱、信仰意义？也许有些事本来就不该用来解释。今天的繁荣，看得见摸得着，但当年留下的信还压在心头。她写信，只是想让“信仰”变成一点现实的东西。

就这样，她走到了人生结尾，留下的不是某个时代的脚注，也不是简单的胜利，而是血脉和信仰交织的长河，安静地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