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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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随着二战局势逐渐明朗，日本关东军的命运也走到了转折点，苏联大军压境，关东军迅速溃败，大量人员沦为战俘，尽管众多男性士兵为主要构成，但这其中也不乏一万多名的日本女兵。

但苏联对这些女兵的处理方法，却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那么的妥当，多年来也一直让日本方面感到胆寒。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郑重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告，苏联将从次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这一消息来的太过突然，更让日本方面措手不及，但其实站在旁观者视角，苏联对日宣战早有端倪。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答应美英，会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对日作战，德国于 7 月灭亡，到了 8 月，三个月之期已至，虽然表面上苏联和日本还签有《苏日中立条约》，但在国际局势的大棋盘上，这份条约早已名存实亡。

在 8 月 9 日凌晨，超过 150 万苏联红军如潮水般越过边境，迅猛地冲入东北战场，日本关东军虽然早知道会与苏联一战，可完全没料到苏军的进攻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曾经，关东军在东北有 85 万兵力，堪称日本最精锐的驻外部队，但到了 1945 年，情况截然不同，其主力部队早就被抽调去南洋战场，留在东北的大多是老弱残兵，还有不少朝鲜人以及被抓来凑数的 “开拓民”，甚至编入了许多日本女性。

苏军的推进速度快得惊人，仅用 20 天就击溃了日本关东军的 22 个师团，在这过程中，得到解放的中国老百姓纷纷给苏军指路，有的甚至在山上点火当作信号，还有村干部主动带着苏军去扫荡残余的日本兵。

这股力量，也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多年仇恨的一次总爆发，8 月 17 日，关东军总部在长春宣布投降，总司令山田乙三甚至都没出面，就这样，全军 59 万多人沦为了俘虏，而在这庞大的战俘群体中，有一群特殊的存在，那就是日本女兵。

苏联俘虏了近 60 万关东军战俘，对于刚刚经历卫国战争、遭受巨大创伤的苏联来说，这些战俘是宝贵的劳动力 “资源”。

除了重伤员和极少数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外，其余健康的战俘被迅速编组，用 “闷罐车” 通过铁路运输，大规模地被押往苏联广袤且严酷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当车门打开，等待战俘们的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令人难以忍受的严寒、一眼望不到边的原始森林，以及裸露在外的冻土，许多战俘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就因为寒冷、缺水缺粮和疾病，倒在了半路。

抵达劳改营后，生存条件更是恶劣到了极点，他们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营房或者半地下的土坯房，所谓的 “床铺” 常常只是冰冷地板上的木板通铺，供暖严重不足，破了洞的窗户呼呼地灌进凛冽的寒风。

战俘们每天配给的口粮少得可怜，通常只有几片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黑面包，以及冻得像冰坨的土豆，偶尔能吃到一点鱼干，但这些食物远远无法支撑他们繁重的体力消耗。

维生素的缺乏更导致了坏血病等营养缺乏症大肆流行，医疗条件极度匮乏，药品稀缺，伤病根本得不到有效救治，一个小小的伤口都有可能引发致命的感染。

从清晨天还没亮，一直到傍晚日落，在零下三四十度甚至五十度的严寒中，战俘们被驱赶着进入原始森林砍伐树木，或者在露天矿坑里用简陋的铁锹、镐头挖掘煤炭和各种矿石，又或者在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土地上开垦荒地，建设基础设施。

由于过度劳累、肺炎、冻伤、斑疹伤寒等恶性传染病，以及各种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死去的战俘数量多得惊人。

据不完全统计和后来的史学研究综合估算，在整个关押期间，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日本战俘人数大约在 5 万至 10 万人之间，在高峰期，死亡率远超和平时期的劳动营。

在战俘群体中，约 1 万多名被俘或者没能及时撤离的日本女兵，她们的处境格外令人唏嘘，在苏军最初匆忙的筛选过程中，大批日本女兵被认为没有重大军事价值，而且不适宜从事重体力劳动。

也正因此她们被相对随意地、就地遗弃或者释放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尤其是在苏军还没有完全建立控制的地区，她们一下子从军人变成了流亡者，既被日本军队无情抛弃，又得不到苏联人的接收。

她们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身无分文，再加上战后东北社会秩序动荡不安，这些流亡的女兵处境比普通男性战俘更加艰难，许多人因为冻饿交加、病饿交迫，倒毙在雪野或者破屋之中，具体的死亡数量已经难以统计。

不过，也有一部分幸运的日本女兵遇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控制了东北的主要区域和人口稠密地区，他们采取了相对人道的政策，收容了一些无处可去的原日本女兵，特别是医护和后勤人员。

但我们能收容的毕竟只是少数，现在的日本课本里，提广岛、提长崎、提南京，却极少提“女战俘”，关东军女兵从未进过公共记忆，这是有意选择的失忆，既不愿承认她们的存在，也不愿承认她们曾是战争体系的一环。

俄罗斯也没处理好这段历史，每逢俄日谈判，战俘和北方领土就成难解死结，日本要求交出完整名单，俄方回避，俄方说资料已解密，日方不认，僵局至今未解。

《战后东北档案汇编》里保存有日军女兵名册、苏军转运命令、俘虏登记表，大部分原件在吉林长春，直到1990年代，中方才陆续开放这批资料。

有的文件冷静得像流水账：“某营女护士12人，送后方，无记录。”写完，像从未存在，这就是历史的盲区，不是没人知道，而是没人愿意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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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苏联俘虏战俘问题档案》

《战俘归国记录报告书》

《战后东北档案汇编（1945—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