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锹下的乡情

＂舅妈！舅妈！＂我听见外面有人大喊，随后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穿透了夏日的黄昏。

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们镇上刚通了有线广播，家家户户的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东方红＂和天气预报。我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乘凉，嘴里嚼着从供销社买来的冰棍，觉得这日子过得真叫一个舒坦。

小院里的葡萄架下，几把竹椅摆得歪歪斜斜，二舅送的那台老式蝙蝠牌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勉强驱赶着粘稠的暑气。我盯着墙上的春联——＂五谷丰登家家乐，四季平安处处欢＂，这还是过年时爹用毛笔亲手写的，到现在都舍不得摘下来。

我的哥哥周长河正蹲在墙角修理从生产队里骑回来的凤凰牌自行车，脸上满是油污。我们家这辆自行车可是村里的宝贝疙瘩，爹用了整整三年的工分才从供销社买到手。

＂娘，晚上吃啥呀？＂我冲着厨房喊道，夏日的傍晚，厨房里传来阵阵饭菜香。

还没等娘回答，邻居王大娘就气喘吁吁地冲进了院子，她那花布裤子上还沾着菜地里的泥巴。

＂出事了！刘家姐妹在街口打你舅妈呢！你舅舅被两个刘家男人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哥哥手中的扳手＂哐当＂一声落在地上。他那双沾满机油的手在裤子上胡乱抹了两下，二话不说，大步跨向院角的农具架，抄起一把生了锈的铁锹就往外冲。

＂长河，别冲动啊！＂娘从灶台边探出头来，脸上挂着汗珠，一副担忧的样子。

可哥哥哪里还听得进去，早就一溜烟地冲出了院门。我愣了一秒，也紧跟着跑出去。

＂这刘家也太霸道了，三天两头找李家的麻烦。＂王大娘喃喃道，也跟着我们往外跑，生怕错过这场热闹。

从我家到街口不过两百米的路程，平时走起来也就三五分钟，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似乎格外漫长。沿途的槐树影子拉得老长，村里的大喇叭还在播着那首《社员都是向阳花》，一群放学回来的孩子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转过最后一个弯，街口的场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街口早已围了一圈人，像看露天电影一样，三层外三层地挤着。舅舅李栓柱满脸是土，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一左一右按着他，他那件发了旧的的确良衬衫已经被扯破了。舅妈李秀兰头发散乱，开了线的花布上衣被扯得不成样子，正被刘家姐妹拽着头发在地上拖行。

＂哎呀，老天爷呀，为了一尺宅基地，你们竟下这样的狠手！天理何在哟！＂舅妈的脸上挂着血痕，嘴里不停地喊着。

＂一尺？你家明明占了我家两尺地！睁眼说瞎话！＂刘家大姐刘玉兰吼道，她那张涂了厚厚雪花膏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

＂李栓柱，你家祖坟上冒青烟，当年我爹让你家住进来，结果你们这些白眼狼，一点点地往外挤我们家的地盘！什么玩意儿！＂刘家二姐刘玉梅的嗓门比她姐姐还大，尖得像是戏台上的花旦。

这片宅基地的纠纷由来已久。五十年代初，刘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万元户＂，家里有三间大瓦房，还有一个专门晾晒粮食的打谷场。那时候，舅舅一家从山西逃荒过来，身无分文，是老刘家好心收留了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家院子的东厢房。

听爹说，那会儿舅舅为了报答刘家，没少帮刘老爷子干活，上山打柴，下地锄草，任劳任怨。谁知好景不长，五四年那场大风把刘家的房顶给掀了，只剩下舅舅住的东厢房安然无恙。

刘老爷子自此卧病不起，两家的关系也就开始微妙起来。随着时代变迁，舅舅家从东厢房搬到了自己的小院，两家本该和睦相处，却因为几次建房扩地的纠纷闹得水火不容，特别是宅基地的边界问题，成了两家人的心病。

＂乡亲们，你们评评理啊！＂舅舅被按在地上，声音里带着无奈和愤怒，＂当年分地是大队长亲自丈量的，咱有理走遍天下，这事公道自在人心啊！＂

围观的村民们面面相觑，却无一人敢上前劝阻。村里谁不知道刘家兄弟的厉害，刘大柱是饲养员，掌管全村的肥料分配；刘二柱在供销社上班，买针头线脑的都得看他脸色。更别说刘家姐妹们的嘴巴比机关枪还厉害，谁愿意为了一户外来户得罪他们？

＂李栓柱，别以为你在粮站上班就了不起，在咱们村，还得看刘家的脸色行事！＂刘家二姐踹了舅舅一脚，那尖头皮鞋直接踩在舅舅的手背上。

就在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喊道：＂看，周家老大来了！＂

我哥哥周长河像一阵旋风般冲了进来，手中的铁锹在夕阳下闪着冷光。别看他才十八岁，当过知青回乡后在县拖拉机站当了学徒，一身手艺活没的说，更难得的是他那股倔脾气，那是跟我爹学的。

哥哥长得虎背熊腰，一米八几的个子，站在那儿就是一座小山。此时他的额头上青筋暴起，双眼通红，那股狠劲儿让刘家两兄弟不由得松开了按住舅舅的手。

＂住手！＂哥哥的吼声如雷贯耳，周围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刘玉兰冷笑道：＂小崽子，这是大人的事，你一个毛头小子，插什么嘴？难不成你想动手打人？信不信明天生产队不给你记工分！＂

话音未落，我哥已经举起铁锹，高高扬起。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连我也闭上了眼睛，心想这回可完了，要出人命了。

＂哐！＂

预想中的血腥场面没有出现。铁锹狠狠地插进了地面，就在刘玉兰和舅妈中间，深深地陷入黄土，把两人隔开。铁锹入土有半截多深，震得地面上的尘土都跳了起来。

＂再动手试试。＂哥哥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像是从胸腔深处发出的，＂我爹说过，人活一世，不能没了骨气。欺负老实人，算什么本事？刘家人，你们仗着在村里有点关系，就这么欺负人，也不怕街坊四邻看笑话！＂

刘家兄弟朝前迈了一步，那架势像是准备开打。刘大柱捋起袖子，露出粗壮的胳膊，上面的肌肉块块分明。

＂小子，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信不信我让你明天在村里待不下去？＂刘大柱恶狠狠地说。

我哥冷笑一声：＂就算我明天走了，你们刘家的丑事也会在村里传开。乡亲们，你们说是不是？＂

他这一嗓子喊出来，周围的人群有些骚动。确实，刘家这些年仗势欺人的事情不少，只是没人敢说罢了。

＂就是，欺负寡妇都欺负到头上来了，还有没有王法了？＂人群中一个老太太突然嚷嚷起来。

＂刘家人太过分了，当年刘老爷子可不是这种人啊。＂又有人小声嘀咕。

刘玉兰见势头不对，赶紧拦住了自己的兄弟，她盯着我哥，眼中闪过一丝忌惮。对视片刻后，刘玉兰冷哼一声：＂走，今天算你们走运。这宅基地的事，迟早要有个说法！村委会见！＂

说完，她扯了扯自己的衣领，带着刘家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围观的人群也渐渐散去，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站在街口。

舅舅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灰尘，眼中含着泪水。他看着我哥，欲言又止，最后只是重重地拍了拍哥哥的肩膀。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舅舅年轻时的影子——那个不畏艰难、跋涉数百里寻找生路的汉子，现在却被生活磨去了棱角。

＂长河啊，你舅舅我这辈子没服过谁，今天服了你。＂舅舅的声音哽咽着，＂不愧是你爹的儿子，有股子硬气！＂

舅妈却泣不成声，她连忙拉住哥哥的手：＂长河，你啊，太冲动了！刘家人不好惹啊！这事要是传到你爹耳朵里，还不得打断你的腿？＂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哥哥拔出铁锹，轻声说道，不知道是对舅妈说还是自言自语，＂我没动手，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咱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转向我，递过铁锹：＂拿着，咱们回家。＂

那把铁锹的手柄上还残留着哥哥掌心的温度，沉甸甸的，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记住了，小兔崽子，＂哥哥揉了揉我的脑袋，＂男子汉做事，要有担当，但也要有分寸。今天这事，别跟咱爹说，知道不？＂

我使劲点点头，心里却在想，爹要是知道了，会不会夸哥哥几句。

这事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沾染了每家每户。奇怪的是，我们家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报复。相反，许多村民开始主动跟舅舅家打招呼，甚至有人偷偷告诉舅舅：＂你外甥做得对，刘家欺负人太久了，早该有人站出来。＂

晚上，爹从县城的纺织厂回来，带了两瓶啤酒和一盒罐头。他一边喝酒一边听娘讲今天的事，脸上的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松弛。

＂长河，过来。＂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威严。

哥哥慢吞吞地挪到爹面前，低着头，像是等待审判的犯人。

＂抬起头来。＂爹说，＂男子汉做事，怕什么？＂

哥哥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不安的光。

＂今天的事，你做得对。＂爹的话让我们都吃了一惊，＂但是下次记得，打架可以，不能让自己吃亏。你要是真动手了，我非但不怪你，还得夸你几句。＂

＂爹！＂娘急忙插嘴，＂你这不是教坏孩子吗？＂

爹摆摆手：＂这孩子有分寸，比他爹强。我当年要是有他这份冷静，也不至于......＂

。爹年轻时因为打架斗殴，差点进了局子，好在有人保他，才逃过一劫。这事在我们家是个禁忌，平时从不提起。

＂那把铁锹，＂爹沉吟片刻，＂明天我给你重新打磨一下，挂在咱家院墙上，提醒咱们周家人，做事要有分寸，但绝不能让人欺负了去。＂

一周后，村委会召开了调解会。刘家人坐在一边，我们家坐在另一边。村支书张根发拿出了一份泛黄的地界图纸，仔细丈量后宣布：＂根据记录，李栓柱家确实没有越界。刘家人的投诉不成立。＂

会议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刘玉兰涨红了脸，正要发作，她弟弟刘大柱却拦住了她：＂姐，算了吧。咱们这么多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张支书敲了敲桌子，环顾四周：＂两家都是咱们村的老住户了，邻里之间有点摩擦是难免的，但咱们都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都是社会主义新人，不能老是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闹得鸡犬不宁。今天我代表村委会，希望两家握手言和，以后好好相处，给村里人做个表率。＂

刘大柱慢慢站起来，向舅舅伸出了手：＂栓柱哥，都是一个村的，以后有事好商量。＂

舅舅迟疑了一下，也伸出了手：＂好说，好说。＂

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我知道，这是多年恩怨的开始化解。

会后，出乎意料的是刘大柱主动找到了舅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尴尬地递了过去：＂栓柱哥，这些年是我们不对。你那外甥，有种。＂

舅舅接过烟，两人找了村口的大槐树下，默默地抽了起来。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是几十年恩怨的开始化解。我远远地看着他们，觉得大人的世界真是复杂。

＂他们这是要和好了吗？＂我问站在一旁的哥哥。

哥哥看了看远处的两个人，轻声说：＂谁知道呢，但至少不会再打架了。＂

＂要是他们和好了，咱们村是不是就太平了？＂我天真地问。

＂傻小子，＂哥哥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村里的事哪有那么简单。不过只要心里装着别人，手上有真本事，就没什么好怕的。＂

回家路上，我问哥哥：＂当时你真敢打人吗？＂

哥哥摸了摸那把已经被爹擦得锃亮的铁锹，笑着说：＂谁知道呢？可能会，可能不会。但我知道，有些事，不站出来，永远不会有改变。＂

他的眼睛望向远处，那里是渐渐西沉的太阳，把整个村庄都染成了金黄色。＂你看，＂他指着远处的麦田，＂咱们种的粮食，养活咱们自己，也养活了城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都该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后来，那把铁锹被舅舅挂在了他家的院墙上，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村里人经过时，总会看上一眼，然后笑着摇摇头，继续赶路。

舅舅和刘家的关系也慢慢缓和。第二年春节，刘玉兰甚至带着自家做的饺子来给舅舅拜年，虽然舅妈一开始有些不情愿，但在舅舅的坚持下，还是摆了桌子，请刘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那顿饭吃得有些尴尬，但总比互相仇视要好。舅舅和刘大柱喝得醉醺醺的，抱在一起说着醉话：＂咱们是一个村的啊，一个村的！＂

刘玉兰看着他们，无奈地摇摇头，对舅妈说：＂男人啊，就是这样，一杯酒下肚，什么仇都没了。＂

舅妈笑了笑：＂可不是嘛，跟孩子似的。＂

两个女人相视一笑，多年的隔阂似乎在这一刻有了融化的迹象。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邻里关系——无关身份地位，只在于心与心的距离。

三年后，当我考上县城高中准备离开村子时，舅舅特意把我叫到他家，从墙上取下那把铁锹，郑重地交到我手里：＂长河已经去了城里，这铁锹就传给你吧，记住它的意义。＂

铁锹早已生锈，但握在手里依然沉甸甸的。舅舅的眼睛湿润了：＂去了城里，别忘了咱农村人的本分。有棱有角没错，但要懂得收放自如。＂

那一年，我带着铁锹去了县城，虽然在宿舍里根本没地方放，但我还是坚持把它藏在床底下。每当遇到困难，我就会想起那个夏日黄昏，想起哥哥高高举起而最终只插向大地的决断。那一刻，他教会了我，捍卫尊严不一定要靠暴力，而仁义之心往往比蛮力更能赢得尊重。

多年以后，我已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小家。那把铁锹被我挂在了书房的墙上，成了我最珍贵的＂传家宝＂。每当有朋友来访，问起这把破旧的农具，我就会讲起那个故事，讲述我的哥哥、我的舅舅，以及那个已经逐渐消失在记忆中的村庄。

在这片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像那把铁锹——既能分开彼此，也能为我们打下坚实的根基。它可以伤人，也可以建设；可以划清界限，也可以开拓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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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财富——不卑不亢，明辨是非，敢于担当，却又懂得克制。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这些品质，就像那把铁锹一样，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