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清晨,北京一家医院内,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弥留之际,她的秘书赵炜代表她对自己的后事提出了四点要求。她提出了什么要求?最后都有做到吗?
心系后事
邓颖超,这位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在生命的暮年时分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1978年7月1日,正值建党节,邓颖超一大早就让秘书赵炜拿来纸笔。赵炜有些纳闷,因为事先并没听说邓大姐要写些什么。
"炜啊,今天是党的生日,我打算给党中央写封信,安排一下自己的后事。"邓颖超轻描淡写地说。原来,这位老革命已经在为自己的谢幕做准备。
信中,邓颖超提出了五点要求,既交代了骨灰的处理,也明确表示不举行追悼会。赵炜见状心里一酸,她劝说邓大姐现在还不到时候,但邓颖超却像放下了一个包袱,一再叮嘱:"我走了以后,你把这封信公布出去,让大家知道我已经不在了,就行了。"
1982年6月,已届78岁高龄的邓颖超重新提笔,在原有遗嘱基础上又增添了两点内容,作为正式的遗嘱。随后,她还写下了第二份遗嘱,事无巨细地交代了遗物的处理,连自己的照片、衣物都做了详细安排。
晚年的邓颖超常常谈起生死话题,她坦然地说:"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无人能够避免。身后大操大办,不仅劳民伤财,对组织也是添麻烦。我膝下无儿无女,这些做法就更没必要了。"
上世纪80年代,安乐死在社会上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邓颖超却明确表示支持安乐死。
1988年1月,她专门给中央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对一档探讨安乐死的节目表示赞同:"那位大夫的观点我很认可......几年前我就立下遗嘱,如果我生命垂危、即将结束之时,就不要再做抢救了......"
秘书赵炜听闻后,有一次跟邓大姐开玩笑说,您老是提到死啊死的,是不是怕死啊?邓颖超一听来了精神:"我才不怕死呢!我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死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再说,我这样苟延残喘,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赵炜连忙打断道:"您哪能怕死呢,不然也不会提'安乐死'了。只是,我只是您的秘书,没这个权力啊。就连医院、中央,恐怕也没人敢做这个决定。要是传出去了,还不把我们都抓起来!您就别再提这事了,还是省点儿力气,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吧。"
后来在邓颖超的坚持下,赵炜还是代为给中央写了请示,希望能在邓大姐生命即将结束时实施安乐死。
中央领导对此予以肯定,称赞邓颖超大姐"唯物主义精神可敬可佩,值得学习",但同时指出:"此事请常委同志阅后妥善保管,待邓大姐百年之后,再严格按照她的意愿执行。"
人民领袖的最后时光
1991年7月,已87岁高龄的邓颖超,因肺炎高烧,她再次被送进了医院。
尽管此前邓大姐也多次因病住院,但大家并不太担心。可这一次不同,上次出院才一周,又因同样的毛病进了医院,时间如此之短,这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作为邓颖超的贴身秘书,赵炜比谁都担心。她小心翼翼地问主治医生:"大夫,邓大姐这次的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医生沉默片刻,脸色凝重地说:"有这个可能,你做好准备吧。"
赵炜只觉得心脏骤然紧缩,仿佛坠入了冰窖。但她深知自己肩负重任,必须冷静下来安排后事,不能让邓大姐看出异样。于是,她强自按捺住悲痛,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望着病床上憔悴的邓大姐,赵炜一时百感交集。她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周总理病榻前的情景。
那是在周总理弥留之际的几个月。一天,总理把赵炜叫到医院谈工作,却突然说起了自己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大吃一惊,连忙劝阻:"总理,您别说这个了,对病情没好处啊。您身体底子好,不会有事的......"
周总理闻言,用略带批评的口吻说:"你这不是唯物主义。人终有一死,这有什么可避讳的。"赵炜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强忍悲伤,听总理把遗愿说完。
第二天,赵炜就把这事禀告了邓颖超。邓大姐淡然一笑:"这事儿我们早就说好了。他有这个想法我很高兴,如果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那我的事也就好办了。"
可如今,轮到邓大姐自己躺在病床上,赵炜才切身体会到,面对至亲至爱的离去,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邓颖超的病情时好时坏,每天都有大批群众自发来医院探望,还送来了不少慰问品。看着人们对邓大姐的关爱,赵炜心里五味杂陈。邓大姐为国为民奉献了一生,人民没有忘记她。
病中的邓颖超虽然身体虚弱,但思维依然敏捷。她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按照她的遗愿,丧事从简,不要兴师动众。
转眼到了7月10日,邓大姐病情加重,已经出现了昏迷。就这样,在1992年7月11日凌晨,这位伟大的女性革命家悄然离世,走完了她不平凡的革命人生。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但邓大姐最后的时刻却出奇地安详,没有任何痛苦。
中央商议邓大姐后事
中南海,中央领导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邓大姐的后事安排。会上,赵炜作为邓颖超生前的秘书,代表邓大姐表达了四点遗愿:一是不要在家中吊唁;二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三是工作人员不要守灵;四是不接待日本友人来京吊唁。
这四点要求,都源自邓大姐生前的交代。她一再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自己走了,要从简办理,绝不能大操大办、兴师动众。对故交好友的吊唁,也要一概谢绝,以免给组织添麻烦。
但在听完赵炜的陈述后,中央领导们陷入了沉默。良久,一位政治局委员缓缓开口:"邓大姐生前虽然这样交代,但现在群情激昂,老百姓自发来京吊唁的很多,我们是不是要尊重民意,适当开放吊唁渠道呢?"
赵炜作为邓大姐的秘书,自然明白她的心意。她反驳道:"可是,邓大姐生前一再强调要从简从俭,这是她的遗愿啊。群众的感情我们理解,但邓大姐的意见似乎更重要......"
这下众人又陷入了两难。一位资深领导沉吟片刻,缓缓说道:"邓大姐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人民没有忘记她。现在大家不远千里赶来悼念,这份心意难能可贵。我们固然要尊重邓大姐的遗愿,但也不能完全无视民意啊。否则只怕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众人听罢,纷纷点头称是。赵炜见状,知道再坚持也是徒劳,只得叹了口气,表示遵从中央决议。
最后,中央决定在尊重邓大姐遗愿的基础上,适度开放悼念渠道。西花厅可以允许群众进入吊唁,但要注意控制人数,维持秩序。鉴于邓大姐生前反对大操大办,决定只在八宝山举行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不搞隆重的追悼大会。
至于工作人员守灵一事,中央表示可以从简,轮流值班即可,不必全员到齐。日本友人来华吊唁,决定先由中日友好协会在驻日使馆设立吊唁处,若有要人执意来京,则由对外友协接待。
就这样,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对邓颖超后事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安排。这个决议既体现了对邓大姐遗愿的尊重,又照顾到了民意基础,可谓仁至义尽。
遵从民意
尽管邓颖超生前明确表示不举行追悼会,但在中央权衡再三之后,还是决定举行一个简朴庄重的追悼会,以表达全国人民对邓大姐的深切怀念之情。
7月17日凌晨,几位工作人员按邓颖超生前的安排,悄然来到北京医院。按照她的意愿,为她最后一次穿上衣物。除了那件特制的毛衣,其他都是她多年穿着的旧衣服。其中,一套黑色的西装格外引人注目。这套西装曾是邓颖超与周恩来总理共同的记忆,每到寒冬,她总是穿上它。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嘱咐赵炜将这套衣服妥善保存,等待自己离世时再穿上。
赵炜初时不解,面对这件已磨破且打了补丁的旧衣,难以理解邓颖超为何如此坚持。邓颖超耐心地解释,她喜欢这套衣服,穿着合身,并认为人死后穿新装是浪费。她决心打破旧习俗,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告别世界。赵炜最终答应将这套西装保存起来,遵从她的遗愿。
邓颖超去世后,赵炜按照约定,将那套黑色西装取出,呈现在同志们面前。看到这件饱经风霜的衣服,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赵炜含泪解释:“这是大姐的心意,我已经答应她了。”
当日上午八时,中央领导亲临北京医院,向邓颖超告别。告别仪式庄严肃穆,八名礼兵抬着她的灵柩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沿途,18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前来送别的人群,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肃立默哀,几位姑娘高声呼喊:“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吸引了数万人的参加。火化后,赵炜和高振普受命收集骨灰。邓颖超坚持使用当年存放周总理骨灰的骨灰盒,并要求不将其上交,认为这能延续某种意义上的联系。赵炜含泪遵从,将骨灰盒妥善保存。
送别的最后一程,赵炜带着邓颖超的骨灰,缓缓步入西花厅。她在心中默念:“大姐,您回家了。”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泣不成声。夜晚,工作人员们在客厅陪伴邓颖超度过了她的最后一夜。
次日清晨,骨灰被护送前往天津,赵炜在“新海门”轮船的甲板上,将骨灰一把把撒入海河,伴随着月季花瓣飘落。她最后对着海河低语:“尊敬的邓颖超同志,亲爱的邓大姐,我已经完成了您的意愿和遗嘱,您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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