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传勤

王洪文（前中）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接受审判

姚文元：手中的笔从批别人转向写交代材料

一

笔对于人们来说，可以有多种用途。画家用笔来勾勒线条、涂抹色彩，文学家用它来创作文艺作品，政治家用它来撰写时政评论。凡脑子想的、嘴上要说的，都可以付诸笔墨表现出来。人们运用手中的笔，今天可以写这，明天可以写那，功能是可以转换的。姚文元大半辈子却用手中的笔来打棍子、扣帽子，写批判文章，戕害别人。直至进了秦城监狱之后，他的笔的功能才发生了变化。他要用它写认罪服法的交代材料了。

人们知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姚文元在文化界就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了，但后来他渐行渐远，所作所为逐渐与文艺评论毫不相干，成了玩政治游戏、把持文化宣传大权、搞政治打压和政治欺骗的阴谋人物。他手中的那支笔成了专门扣帽子、打棍子的笔。他拿着放大镜，在文化领域或其他诸多领域，挑毛病、找问题、抓批判对象。他的字库里贮存的都是“左”到顶级的词汇，恶毒挖苦的语言，嘲弄讽刺的词句。在文艺批评场厮混，逐渐练就望文生义、武断演绎、无限上纲的文字技巧。他讨论问题也好，写批判文章也好，用词用语从不惜分量，爱用重量级、顶级词汇将你封杀。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在姚文元作文法则里是不存在的。一旦文字上与他发生龃龉，他就用他文网字狱的独到本领，不顾道义良心，用笔头大肆害人，把你往政治问题上拉，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有人统计过，1957年反右期间，姚文元先后写过50多篇文章，锋芒所指批判如施蛰存、徐懋庸等，这些是与其父姚蓬子同时期在“左联”的老作家；批王蒙、刘绍棠、邓友梅、陆文夫等，这是一批与他自己年岁相仿、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对他们或写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文章，或写寻章摘句、无限上纲的批判；是上面点名定性的，则不惜笔墨，口诛笔伐；是熟人故交，则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嗜批成性的姚文元，又把矛头指向老一辈的名家巨匠，巴金、艾青、丁玲、冯雪峰等都遭到他的“围剿”批判。姚的文章或批驳或诬害或评论，搅得文坛不得安宁。

二

“文革”前夕的1965年，江青、康生找到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要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代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吴晗根据这个指示和有关同志的建议，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介绍海瑞；又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请，写了京剧剧本《海瑞罢官》。京剧《海瑞罢官》上演后好评如潮。而江青、康生蓄意诋毁，诬蔑剧本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江青专程到上海会见姚文元，交代任务。姚文元自然受宠若惊，竭尽全力参与其事。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说海瑞剧中大搞退田、平冤狱，是为“反右倾”鸣冤，为“分田单干”叫好，是一株大毒草。姚文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对姚文元陷人于罪的卑劣做法非常愤怒和反感。北京市主要领导非常气恼，认为柯庆施等人竟然连招呼也不打，就让他们的宣传干部在大报上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这种做法极不正常。一时矛盾尖锐，情况复杂。就这样，一场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乱党乱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动乱”，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不堪回首。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在这场动乱中含冤死去。由毛泽东安排到四川参与三线建设的彭德怀，被戚本禹唆使的红卫兵揪回北京，惨遭毒打迫害，最后含冤辞世。当初，善良的彭德怀，看了姚文后，虽然气愤姚文元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但自信“一篇文章还能把天捅个洞？”事实却是，笔头真能杀人！

三

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江青授意奉命而为，只不过他把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把古人硬往今人身上粘连进行政治构陷的写作“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尚属一篇奉命文章，但他自己独创的并加以推波助澜，掀起污泥浊浪的事也很多。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评《水浒传》批投降派和捏造所谓政治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这两件事了。

评《水浒传》发生在1975年8月。当时毛泽东白内障经手术后只有一只眼能看文件看书，且时间不宜过长。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让他不看书显然办不到，于是就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念给他听，但他们古文功底不行，经常发生读错或读不断句的情况，为此中央办公厅就物色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请她在一定时段来为毛泽东朗读古代文史著作。毛泽东因视力有所恢复，心境尚好，听朗读之余，有时就围绕古典文学聊起来。芦荻出于专业兴趣，就向毛泽东请教对《水浒传》的看法。因为文学界对《水浒传》的看法并不一致，而且也听说毛泽东对《水浒传》有评论，曾在不同场合讲到过，现在有机会面对面请教岂不更好。芦荻在听了毛泽东的评论后，把记录整理誊清，请毛泽东审阅确认无误：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通常一般人，只要他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和政治企图，都会把毛泽东这番话作正面理解：《水浒传》中的宋江主张接受朝廷招安，背离了农民起义军的宗旨；三种版本的书都要出，让大家比较；要把鲁迅的评论印在前面。后面两点是对出版编印业务的具体指示，前面是对该书中心主题的政治见解，与鲁迅观点一致，十分精辟，而且这个见解以前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毛泽东并没有说要在全国评《水浒传》批投降派，没那个意思。他说的是《水浒传》这本书。在场的人听的也是关于这本书的知识和观点。从谈话的背景到谈话的内容，都扯不上要搞个什么运动。但这段谈话到了姚文元那里，事情就大变了。

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分管宣传和文化出版，毛泽东的指示自然归他贯彻落实。当姚文元看到这篇谈话后，凭着他善于搞文字阴谋和借题发挥的独门功夫，当天就写信给毛泽东。全信1000余字。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在行文中的用意和玄机。

信的开头自然是要歌颂毛泽东对《水浒传》评论的伟大意义：“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是对古典文学研究，对整个文艺批评、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泽东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的开头调门就一下子拔得很高，把毛泽东的谈话定格为全党全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反修防修的大事。这样的颂扬文字，如果毛泽东本人没有异议，别人也自然不会有异议。

姚文元接着提出要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至于怎么发挥作用，他没有具体写。既没有说要搞铺天盖地的宣传，又没有说要搞什么运动，只写了“充分发挥”四个字。这四个字就藏有玄机。也就是说，只要毛泽东画了圈，同意他的报告，怎样去“充分发挥”，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姚文元在这封信里接下来是批判出版界，并说“出版《水浒》上存在问题不是偶然的”，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要“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主义的观点”。这段话显示了他对出版界的情况十分了解和他同毛泽东观点一致的政治“觉悟”，批判别人以抬高自己。

第三段讲如何“执行主席提出的任务”，讲了三件要办的事。后两件是讲找有关出版局、出版社落实好《水浒传》三个版本的出版，让《红旗》杂志发表鲁迅评论的话，组织、转发评论文章等等。他信中提到的要办的第一件事，仔细分析也是另有深意的。他说“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他还建议增发“北京大学批判组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增发文件的单位名单，姚文元也颇用了一番心思，也是暗藏玄机的。北京大学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两个组是什么背景，值得他如此看重？原来这是“四人帮”所倚重，为他们充当“打手”的两个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请毛泽东批转谈话和他姚文元的这封信，一是可以再次提高自己的身价，二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就可凭借“尚方宝剑”肆意妄为做文章了。

1975年上半年，由于帮派活动猖獗，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多月的“四人帮”，这时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发表评《水浒传》批投降派的文章，明枪暗箭、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在病中的周恩来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他们在“批林批孔”中，批当代的大儒、批周公，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如今故技重演，叫嚷要继续“革命”，就要“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江青则更是公开挑拨，造谣诬蔑，说毛主席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有人架空毛主席”，“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1975年9月15日、17日，江青在学大寨会议期间大放厥词，诬蔑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泽东，诬蔑经请示汇报毛泽东同意恢复和安排老干部的工作，是收罗土豪劣绅占据重要岗位。对这些猖狂活动，毛泽东知道后，骂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下令禁止印发她的讲话，禁放录音。

“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全国掀起评《水浒传》批投降派的污浊风潮，又一次深深伤害了周恩来。周恩来为党、为国事操劳，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此时已重病在身。林彪事件后，“四人帮”已把周恩来视为他们攫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不放过一切机会诽谤攻击。这次评《水浒传》批投降派更是明目张胆，冲周恩来而发。周恩来深知这些人的险恶用心，无非是妄图指鹿为马，构陷他为投降派。为了完整真实记载历史本来面目，1972年，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与支持下，周恩来在一次党内干部会议上，详细通报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报纸炮制的所谓“伍豪启事”，这个假借伍豪（周恩来曾化名伍豪）名义发布的启事，公开捏造伍豪本人已叛离共产党。敌人造这个谣言时，并不知道伍豪早已离开上海到了瑞金。对这一历史谣言，延安时期已有定论。周恩来1972年在干部会议上讲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真相，防止坏人利用人们不明真相而受到蛊惑。到了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果然搬弄是非，大批投降派。

这时的周恩来重病在身，面临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手术。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把1972年关于“伍豪事件”的讲话录音记录稿，在卫生间里又审定一遍，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亲自封好信和讲话稿。在手术车推进手术室之前，在过道，当着在场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邓颖超及医护人员的面，周恩来把邓小平叫到身边，拉着邓小平的手拼着力气大声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当手术车到手术室门口时，他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一代伟人，当他面对死亡时，想到国家的事业，想到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忍着疾病的剧痛，审定反映自身清白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拼着最后的气力为邓小平叫好，为辩诬而呐喊！可见姚文元评《水浒传》批投降派这场恶作剧，对周恩来是何等的伤害！

四

炮制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是姚文元借题发挥、捏造事实、搞文字阴谋的又一例证。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在谈话时当即写下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前两条指示。姚文元看了毛泽东的手迹，并在自己笔记本上也准确记录着：“照过去方针办。”9月9日，毛泽东逝世，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一文中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也没有提“照过去方针办”。这说明“四人帮”在讨论稿子时没有提，他们还没有想到要搞个“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中央领导人和参与毛泽东医疗护理工作的人员当然更不知道什么“临终嘱咐”，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嘱咐。问题就发生在姚文元炮制的两报一刊9月16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出现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社论说：“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一时间，姚文元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群起鼓噪，反复强调。试图让老百姓、让各级人员相信这个伪造的政治遗言。直至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时，删去了这句话并作了批示，指出六个字“与毛主席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10月4日，由“梁效”起草的《光明日报》社论，标题依然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继续坚持鼓吹他们伪造的“临终嘱咐”，直至走向自己的政治终点。

姚文元的文字能力何等了得，他把“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确实是一个文字阴谋。照一般人看来，都是三个字，意思差不多，但仔细推敲却大不一样。“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在谈话中指的是具体工作，过去做过了的，有可参照的措施办法，可以照着做，话很直白、平和。“按既定方针办”就不同了，既有做过的含义，更有在出现新情况时按预定方针处置的含义，这个“方针”可以是已有的，也可是新定的，而且可涉及党政军国事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在“新”情况发生时，都可以按特定目的特定意图予以处置，而且不容置疑，这都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他们之所以如此起劲鼓噪，“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确实暗藏玄机，大有文章。

由于“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也被人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不论怎么说，评《水浒传》批投降派和炮制“按既定方针办”，都是姚文元运用手中的笔，或借题发挥或偷梁换柱，掀起来的污泥浊浪。他是始作俑者。《孟子》一书中借孔子之口对始作俑者骂得很毒，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挑头做坏事的人自古就遭人痛恨。一生拿着他那支笔搞文字阴谋给别人设陷阱的姚文元，在批判别人时从不惜“浓墨重彩”，政治帽子能扣多大扣多大，对他笔下要批判的人，无论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还是彪炳史册的政治家、文学家，他都采用浓墨往黑里涂抹。但他进了秦城监狱之后，让他理理“文革”十年做的事，他的笔的功能就转换了。他的笔变得沉重起来，词汇变得珍稀起来。是罪他只承认是错；是严重错误，他只承认是“有点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则想着法往别人身上推。一个词已经十分准确，他往往在分量上、程度上反复纠缠，在法庭上留下令他自己都汗颜的笑话。

总之，姚文元的笔功能从大批别人向解剖自己的转换，是十分缓慢的。就是服完刑期，离开秦城监狱的时候，他的笔功能也还没有完全转换过来吧。

王洪文：总结出两个“想不到”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深知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需要培植个人势力，以达到保全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的目的。在他们的支持和操控下，一些把斗争矛头指向上海市委的造反派头头开始“崭露头角”，显现出他们打砸抢的本领。其中，王洪文走进了他们的视野。而王洪文这些人也急需在上一层寻找靠山，得到保护。这样，他们很快就走到一起，王洪文得到张春桥的赏识和信任。

1966年以前，王洪文只不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保卫干事，1934年出生，读了几年私塾，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当他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才40岁出头。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本来就很荒唐，他的迅速垮台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秦城监狱，他自己总结了两个想不到：青云直上“想不到”，转眼被审查“想不到”。这两个“想不到”正是他十年政治生涯的写照。

这个被誉为“刘盆子”“儿童团”的人，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但并没有突出表现。在厂里当保卫干事时，也没有显现出有什么才能或过人之处。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显示出纠结帮派，搞打砸抢的能耐。先是当了厂里的造反司令，继而闹大了，争着要成立什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他要当“工总司”的司令。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为了逼迫上海市委承认这个跨行业的非法组织，纠集一帮人在上海安亭车站卧轨，阻塞铁路交通，造成沪宁铁路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出面支持了王洪文的所谓造反行动，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并就此同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

此后，王洪文就带领打砸抢分子打遍上海滩，与张春桥惺惺相惜，充当张春桥的打手和马前卒。谁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谁反对“工总司”造反，都必遭暴力摧毁。王洪文“造反”有“功”，保张(即张春桥)有“功”，很快就出了名。

在1966年12月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1967年初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武斗事件中，王洪文和张春桥狼狈为奸，互为表里，表演双簧。王洪文赤膊上阵，东打西杀；张春桥幕后指点，出谋划策。所以，在秦城监狱和后来特别法庭审讯时，王洪文都坦言承认，他与张春桥是1966年11月13日处理安亭事件时认识的，与张春桥是“四人帮”同党关系，“如果不是张春桥支持，我也不可能到中央”。

姚文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二

在秦城监狱见到王洪文时，人们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接受问话，能回答问题，但说话缺乏条理和层次，啰里啰唆，显不出干练利索的样子。也许他在“文革”期间晋见最高领导时，是经过充分准备，经过张春桥们精心指导的，否则实在难说这个“刘盆子”有什么能耐。滥竽充数的吹竽者，是害怕在单个演练时露了马脚而逃之夭夭的。王洪文不学无术、一无所长的真相是在调入中央工作后，在毛泽东身边，近距离考察才看出来，以致毛泽东逐渐对他失望和不满。

其实，王洪文没能力没水平，“四人帮”中其他三个人都清楚。他们三人讥讽王洪文不理“正事”，是“白相人”（指无所事事的人）。江青更不把这个“副主席”放在眼里，动辄指责批评，气得王洪文曾跟她大吵一场。但吵完后，他又觉得“问题的严重性”，赶忙找到江青道歉认错。

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在中央搅局，反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得人心，遭到抵制，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背着中央其他人，单独到长沙面见毛泽东，诬告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说周恩来虽然有病，却在医院日夜找人谈话，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王洪文单独告状的言辞，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严肃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并再一次警告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这年12月下旬，周恩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及国家和政府主要职务的人事安排。12月23日、24日、25日，谈了三个半天。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又批评了江青、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他严肃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做法表示不满，要江青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还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教育王洪文引为鉴戒，不要搞“四人帮”小宗派。王洪文言不由衷地表示：“以后不搞了。”这次谈话，毛泽东还要他就近一段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写一份检讨。王洪文无奈，第二天就写了检讨。写是写了，但他迟迟没有主动交上去。他知道，不写可是个态度问题，检讨必须写；没有及时交，可以找借口，只要主席那边没有催要，就尽可能淡化处理。因此这份检讨就带回北京，放在自己的抽屉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才看见他的那份检讨。

一边写着检讨，嘴上还说以后不搞“四人帮”了，一边仍要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江青争职权。也许是江青在北京眼巴巴等着，不帮着要，回北京不好交代，所以在临离开长沙时，四届全国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都已经谈过了，王洪文还喋喋不休地向毛泽东说，政治局的同志都有工作分工，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冷冷回道：“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

三

王洪文虽然高高在上，处心积虑地要扳倒老干部，反周恩来、叶剑英等，但又不能随心所欲，难以得逞，过得并不轻松。王洪文经过这些事，不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有时还要受江青的气，受她的嘲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所以他深感在北京生活不易。于是，他有空就想往上海跑，那里要轻松得多，那里的陈阿大、王秀珍等人都是他的人，唯他的马首是瞻，说了他们都听，干什么都方便。同时，还可顺便抓抓民兵“第二武装”的建设，建立“基地”，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不得不在北京时，心里有压力怎么办？王洪文就捡起他过去的爱好，以吃喝玩乐来宣泄内心，释放压力。于是就找机会喝咖啡，吃兴奋剂，喝西洋参汤，吃法国大餐；打扑克，下棋，钓鱼，打猎，看专场电影。就这样，“潇洒走一回”，直至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

在上海和北京，王洪文专用的小轿车、越野车等多达9辆，可他在北京钓鱼台办公桌上，除了服务人员削好的几支铅笔，没有一本书一张报纸。人们在他的抽屉和保险柜里，发现了三样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一样是几张他自己的“标准照”，这几张照片看来是经过他认真挑选的，有的照片边框外还注上“可用”二字；一样是几张带有王洪文郑重签名的语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一个人不仅要会工作，还要会休息”等，一纸一句话一个签名；再一样就是保存了一些写给他的效忠信，其中一封写道：我曾看到一条金龙在你我家乡的上空飞翔。现在方知，这巨龙就是您的化身……王洪文居然很看重这封信，在上面用红笔勾画，并郑重保存。不难看出，他是真的在做着帝王梦！

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罪行依法清算审判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猖獗一时的“四人帮”都已相继离开人世。江青76岁因病痛、绝望死于自杀，王洪文57岁死于肝病，张春桥活到88岁死于癌症，姚文元出狱后做了点文字工作，2005年74岁死于糖尿病。他们在监狱里服刑期间，医疗有保障，都应该能感受到共和国的民主与法制，应该感受到对他们的人道关怀了。相比之下，看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吴晗、老舍、邓拓等各界人士在“文革”期间，活着时遭受的劫难，死时的凄凉、冤屈与悲愤，那又是何等不堪回首！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文革”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包括那些历史人物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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