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是当代社会的隐形战士”。
文晏
导演、编剧、制片人。执导作品《嘉年华》入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第75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制片作品《白日焰火》在第64届柏林电影节斩获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
文晏近来喜欢读微观史。她被那些隐藏在宏大叙事中的个人命运所吸引——清初边缘县城里，被命运围剿的底层农妇的出逃，四川茶馆里流动的江湖规则如何塑造市井人生。这些生动而具体的故事让她觉得迷人，对她来说，做电影 也是如此 。
她的电影总是从时代与社会的褶皱中，看见那些被忽视的个体。《嘉年华》中，她以冷峻的叙事追问性别暴力背后的社会系统，并由此重新审视：是什么塑造了女性的处境？八年后，她带着《想飞的女孩》回归，这部电影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以一对表姐妹的成长故事，呈现创伤的代际传递，以及女性如何努力抵抗命运，“飞”离桎梏。
她说，导演总要关注时代、关注社会结构，但更要看到具体的人。 “我们不能教条地去探讨女性主义，而是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文晏决定到历史中寻找答案。
2017年，《嘉年华》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宾馆打工的女孩目击两个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故事，题材的大胆和表达的克制让电影收获不俗的口碑。当时，女性议题尚未被广泛地讨论和关注，为影片做宣传时，文晏发现，很多采访她的年轻记者对于性别暴力了解得非常少，她不得不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解释。这让她思考，对女性议题的长期遮蔽从何而来？她产生一种冲动：“回到历史去寻找我们对于今天问题的答案。”她想要回看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问题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她开始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调研，同时筹备起了不同的项目：一个项目是关于民国时期川西的故事，另一个项目讲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重庆朝天门服装市场做生意的家庭。从2018年夏天到2020年年初，电影筹备了一年多，后来新冠疫情暴发，项目暂时被延缓，直到2023年，文晏继续推进后一个项目的剧本，“相较于民国戏来说，它体量小一点，更快能推出来，所以就先把它完成了”。这也就是不久前上映的《想飞的女孩》。
文晏亲身经历过改革开放，但在朝天门服装市场调研时，她仍然感受到一种震撼。在那个充满机遇和冒险的年代，一批人带着全部积蓄下海经商，在丛林法则中生存。他们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女性凭借着对服装潮流的敏锐嗅觉成为老板，不仅挑选样衣、进货、经营，还充当模特拍摄照片挂在卖衣服的档口。她们的丈夫或兄弟则在家里的工厂负责管理。从20世纪70年代的蓝、绿、灰色调制服到来自港台流行的时髦鲜艳的喇叭裤、阔腿裤，巨大变革中的冒险精神，以及那种鲜活的生命力，让文晏深受触动。
《想飞的女孩》是一部双女主电影，
分别由演员刘浩存、文淇饰演 ▐
随着调研的深入，她逐渐被这些家庭的下一代所吸引。为了做生意，大人们凌晨三四点就得去市场售卖，孩子们缺乏父母的陪伴，有的只有几岁就站在市场里跟着一起叫卖，他们在动荡和孤独中长大，又作为 独生子女一代，最亲近的可能就是表姐妹。所以，《想飞的女孩》最终以表姐妹方笛和田恬的视角展开， “表姐妹不像亲姐妹，是一种复杂的关系， 可能忽远忽近，自带了一种跌宕起伏的可能性 ”。
而影片中的重庆家庭，从承担家庭生计、经营服装厂的姐姐，染上毒瘾的弟弟，到他们的下一代方笛和田恬，全都源自真实的生活原型。文晏说：“我想通过这个家庭的故事，展现时代巨变对家庭的冲击，以及代际的创伤传递。”
导演文晏携主创团队亮相第75届柏林电影节 ▐
文晏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明的家庭，没有受过太多来自家庭的限制。但她意识到，个体的幸运只是一种偶然，“不能因为我相对幸运，就不关注这些问题”。就像历史上偶尔会有突破桎梏的女性，比如，清代的女数学家，但这些个例无法掩盖结构性上的不平衡，“我们要关注的恰恰是背后这种系统性的倾斜。这些东西隐藏在底层，日常中不一定看得见，但是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的自我认知，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
这种对结构的思考贯穿她的创作。《嘉年华》以性侵案件展开，但唯一的伤害并不只是发生在事件当晚，家庭、教育、医院等整个社会机制的缺失，才是导致伤害持续的原因。《想飞的女孩》中田恬想要反抗家庭，“飞”离束缚，但面临的却是不停下坠的现实。
电影中的方笛同样如此。作为一名武替，她在片场手持刀剑，飞檐走壁，像一个女侠，但她的努力最终成就的是主演。在一个采访里， 文晏解释道 ： “ 这个定位呼应了我近年来的思考： 女性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被书写的 ？ 电影又能承担什么任务？ 事实上，女性在历史里常常被 ‘隐形’处理 。 ”
这也源自文晏对许多普通女演员的观察。“我们看到的是最后成功的那几个人，但没有看到的是千千万万有梦想但最终没能实现的那些人。”她曾经遇到一个女演员，出于经济压力，在得不到理想的角色时，就去影视城里演其他人不愿意演的武打戏，浑身青紫的伤痕是家常便饭。方笛正是这些女演员的缩影。
方笛的另一场重头戏，是她来例假但还是不得不拍一场下水戏，在片中导演的指令下，她吊着威亚一遍遍地重拍。文晏说，她无意刻画一个很“坏”的导演，方笛的反复下水，更多是表现作为武替的艰辛。但这当中的确存在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和人际关怀的缺失，“导演跟方笛说那句话，‘那个谁’，他是不会关注这个人的名字的”。
作为导演，文晏对权力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不认同通过耀武扬威来树立威信的做法，“权威应该建立在对好作品的认同和共同理解上”。COSMO拍摄这天，她说话始终轻柔温和，语速不快，笑起来是一张亲和温柔的脸，还会主动打开话题，化解紧张。“反正我在片场说话也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得以理服人。”
生活中的文晏非常简单，喜欢宅在家里看书、听音乐、看电影。那种呼朋唤友的聚会活动，“能不去就不去”。刚接触电影时，她也没想过能马上当导演，而是觉得自己可能适合编剧或剪辑，因为“写作和剪辑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这很适合她的性格。
好莱坞深度报道导演文晏，对于电影创作的心路 ▐
偶然的是，文晏最初是以制片人的身份进入电影行业的。那是2006年，导演刁亦男打电话和她聊到，他的第二部电影《夜车》筹备两年，一直没有找到投资，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 合作。那时候，国内的电影市场还很萧条，没有成熟的投资体系和制片人体系，文晏带着一种“试试看”的想法，开始当制片人为《夜车》寻找投资。 “其实也是我决定要对我的性格做一个挑战，因为制片人就得跟所有人打交道 。 ” 另一方面， “ 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整个电影的制作和创作，我想对我将来也 会有帮助 ”。
第二年，《夜车》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尹丽川、杨荔钠等导演相继 找到文晏，就这样一部接着一部做了下去。文晏想，不能再继续了，“我再做下去就干不了想干的事了”，她开始编剧并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水印街》。
文晏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水印街》 ▐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测绘员爱上了一个女孩，并因此卷入一场神秘而荒诞的事件，在爱情故事之下，讲述的是真相的禁忌和无所不在的观看。当时是2013年，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文晏还没有使用智能手机，但它已经开始流行；街头巷尾出现了大量的测绘工作，为GPS导航做准备；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正在渗透进人们的日常。“这对于我们的生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时代变化的疑问，促使文晏拍了这部电影。她说：“我觉得每个导演都应该跟他的时代发生一种关系。”
虽然从时代出发，但文晏不认为自己是想讲述某种理论或概念，在她看来，电影真正关注的还是具体的人。“我拍电影还是出于一种同理心，出于真正打动我的东西。”就像《嘉年华》，“很多人以为我是看到了一个案件就去做，或者有人会说你是不是概念先行，我完全不是。我本能地对女性就是关注，因为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更直接的契机是，她在网上看到一个女孩求助，但那个帖子很快消失，这让她感到特别难受：为什么凶杀、抢劫等罪行可以直截了当地言说，唯独关于女性的伤害要藏起来？“我觉得她得多痛苦，她发出声音都没有人能听见，这是我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的事情。是这样一种深深的触动，让我想要做这部电影。”
图片来 自电影《想飞的女孩》 ▐
《想飞的女孩》同样如此。电影里，田恬坚持要生下孩子，可能很多人感到不解，但文晏在创作这个角色时，刻意避免进行价值判断。“田恬貌似从小受到宠爱，但她很快发现这不是真的爱，所以她想有自己的家庭，这就是足够的理由。”
“社会之大，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我们不能教条地去探讨女性主义，探讨女人应该做什么。我们得从个体的角度去尊重每一个人，不要苛责任何一个女性。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她想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文晏说道。
原文刊载于《时尚COSMO》2025年4月刊
编辑：聂丽平
摄影：秋楠
视觉：卞玉清
撰文：蒲晓宁
造型：Fred苏
妆发：张敬壹
编辑助理：丁嘉琳
场地鸣谢：一寸ONE INCH
新媒体编辑：兰昕雨
排版：Julia
美编：姜黑勒久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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