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对中央苏区发起了五轮凶狠的“围剿”，结果前四次都让红军硬生生顶了回来。没料到，轮到第五次，风向一变，博古和李德一通操作，几个命令下来，红军最终折了。怎么都像是局面被人为拽进了死胡同。突然的溃败，中央红军赶紧撤出根据地，长征，这场被历史铭记的苦旅，马上就开始了。

刚上路的时候，红军各路将士忙着应付追兵，补给也紧张得很。过了好几个月，到1935年1月，才在遵义有了喘口气的机会。那年遵义会议一开，党的“左”倾错误路线被直接纠了过来，决策权转移，红军的命运陡然松了一口气——不是谁都命好，碰上当时这种情况大部分人可能都撑不过来吧。走到四川冕宁，时间来到1935年5月。冕宁，这地方挺特别，是长征途中红军休整的第一站。但有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这里地下党搞得风生水起，多少得归功于一个人——陈野苹。有些资料显示，若没有他提前搭这张“地网”，红军在冕宁未必能挺过去。到底这人是谁？

陈野苹，地道冕宁人，家里世代耕读，按现在话算是本地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读书认真，接触过拉丁学派的书页，资料也说他对马列主义情有独钟。1933年正式入党，是冕宁县第一个吃螃蟹的地下党员。别看这年头说起地下党咋咋呼呼，当时全国白色恐怖，进组织几乎和赌命没区别。陈野苹倒是没什么豪言壮语，日常就是一点一点地传递信念，在家乡发展同志。他很清楚，党员不是拉人头，一批批新同志，得有点抗压力才叫革命队伍。起初，他让新发展起来的党员分散到农会、兵工厂等地，每个人都实际锻炼，顺便联络群众。

冕宁的地下活动，他基本一手操办。党内老一辈都对他服气。当年红军渡江北上，陈野苹带头发动一支迎接队伍，主动寻找红军部队。别小瞧这步棋，据说当时红军兵力损耗大，急需补给，更要快速打出突围口。陈野苹他们不仅送来了情报，还建议红军正面避开敌人防守严密的水域，一举从薄弱环节闯出大渡河。现实情况混乱，事后看这种建议都显得有点侥幸成分。但红军赢了，逃过一劫；冕宁成了一个短暂的港湾，队伍有了个重整装备、军纪的机会。谁知道要是换个指挥，能不能挺得过去这么一折腾？

后来陈野苹主要在四川活动为多。抗日战争时候，他负责宣传抗战，任务换了花样，但调性没变，一路干到底。到了1943年，他抽身去延安学习，别人都说到了宝地，他倒是更看重理论武装。解放战争时，陈野苹归队四川干部阵营，跟着部队从武汉进入四川和二野合流，负责配合解放大西南。不清楚他具体负责什么，但当时能顺利夺取四川，多少有点他的身影在。

新中国成立后，陈野苹留在西南局工作，组织部的要职几乎都干过，干部处长、秘书长、副部长，一览无遗。1960年，调入中央，第一次进入中组部担任副部长。不到十年，1967年那年，十年特殊时期第二个年头，他也没幸免被“打倒”；岗位摇摆，自然也只能闲赋十年。1977年复出，次年再次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大家经常说干部政策难落实、老干部情况复杂，这一段时间里，陈野苹重新理顺了一些有冤情的同志，把平反、待遇、居所都逐步归位了。政务这么多，他在执行时也难保没失误，情况起码没失控。

1983年，陈野苹升任中组部部长，这期间信息不怎么多；隔年又被任命为中组部顾问，继续参与高层决策，主要出谋划策。后来他定居北京。据人民网等公开数据显示，1994年病逝，终年79岁。新老干部之间常提起他的名字，说他稳重周全。其实他哪有那么安稳，换了几次身份，工作也不过是一步步试错，偶尔起争执也是当时常有的事。网络上还有一他批评过某些干部“只会照本宣科”，但实际上早年他自己也容易陷进条条框框，只是后头慢慢变得更灵活了。

事到如今，冕宁这座小县城的历史遗迹还保留着不少红色记忆，有些档案室能找到陈野苹的名字。外界看他际遇起落，其实多数时候就像普通干部的一段缩影。从长征时一个谨慎布局的青年变到浸染官方体制的部长，借用网上的数据流，“60年代中组部干部调整，对于老干部政策的落实，直接影响了数万名曾被错误对待的干部的生活转折。”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没有他冕宁一役，后头那些平反、发展之事能不能如此顺畅？

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只关注决战将帅，像陈野苹这样的幕后人物不多被提及。他的故事，位于历史拐点，总被边缘化。可真要看清过去未必靠被反复言说的老套路。现实里，很多“小角色”一次布局能决定几百人生死，什么功劳薄头衔，不见得稳妥。今天再析这种历史边角，有人感佩，有人无感，不过越回头，越容易发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关键点。

一个人，两次副部长，最后任部长。清单式没什么意思。更难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换来什么？无人可以断言，往后还有多少像陈野苹这样的人，无声改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