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飞和董小姐的婚外情把协和医学院“4+4”学制推到公众质疑的风口浪尖。“4+4”是从美国学来的，我相信最初将它引入到协和医学院来，获得批准，推动这个过程的动机应当是善意的。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会把一个“有灵活性”的政策搞歪，变成“特权”和人情的后门，挖公平正义的墙脚，这个风险非常真实，并且在董小姐身上涉嫌严重发生了。美欧的大学能搞宽进严出，我们的大学能那样搞吗？老胡在贝尔格莱德常驻过，那里大学的学制基本是模仿西方的，我采访过一所机械学院，我记得那所学院一年级是几千名学生，到了二年级刷掉一半，最后毕业的只有七百多名。中国高校的学制是反过来的，属于严进宽出，大学和研究生院都是入门最难，能进去的人，各种素质都有一定保障，毕不了业的是极少数。虽然被骂得很多，但是中国社会里最后最站得住脚的是高考。这种人才遴选考试的严肃性是中国从科举创立后不断完善、强化的结果。古代科举作弊是要杀头的，顺治年间的考场舞弊案一次就处决了18人。“4+4”在西方有先例，而且被认为是成功的，表明这个学制本身并非不可采纳，但是它来到中国，必须“中国化”。也就是说，高考完全凭成绩说话的严厉录取标准需要加入进来，将西方在“4+4”中的推荐制部分由标准的研究生考试或者同类考试取代，它不应成为一个“特区”，而应成为研究生统考的一个分支，规则明确，面向所有学生。如果有推荐，也须像“保研”那样有公开的标准，拒绝任何暗箱操作。中国的现实就是，只要“推荐”取代入学考试，某种程度走歪就会是八九不离十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另外“4+4”是否应当改成“3+5”，或者做其他调整，应当广泛听取医学界的意见。毕竟学医很难，是所有学科中耗时最长的，“4+4”学制与普通医学博士的“5+3+3”学制相比，明显缩短了时间，这也触及了行业内不同学习路径之间的公平问题，需要更加广泛的意见征询。中国是超级人口大国，经济总体量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优质岗位对于庞大人口基数来说还是太少了，这导致了社会竞争的超级激烈。公平问题从来都是中国公众对社会政策的首要关切之一。古代圣人就在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问题在孔子时代2000多年后其实并未真正改变。中国人口多导致的激烈竞争和信息传播的迭代加速，使得一些领域里的这个问题甚至变得更加突出了。所以说围绕“4+4”的这次公众舆论引爆，决非偶然。它提出的警示是：我们的社会在施行每一项改革时，对公平的考量和保障都须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上。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