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有个和尚脚步不稳地走进福建省人民政府，跟工作人员讲：“我年纪大了，不想把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我要跟你们讲一个藏了好多年的秘密，之前的省委书记一直在我们寺庙里头……”

听到这话，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愕，毕竟几十年前，国民党的报纸就宣称此人已被“击毙”。

他们马上向上级汇报，针对此事的调查也随即启动。随着调查不断推进，一件被尘封多年的往事，呈现在大家面前。

钟循仁，这位曾任省委书记的人，是江西兴国人，于1905年在高兴乡高湖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呱呱坠地。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教书先生。在家庭氛围的感染下，钟循仁自幼勤奋苦学，知识渊博，年纪轻轻便心怀报国的远大志向。

大家都清楚，江西是革命的起源地，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均在该地发生。而兴国更是革命的核心区域之一，有50多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踏上征程。

当时，兴国共有八万人投身革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学识、有抱负的钟循仁积极响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自己的革命征程。

他具备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且拥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取得了诸多成就，于1932年出任兴国县委书记。

刚上任不久，钟循仁便迎来了施展才能的契机，那时恰逢红军开展扩充兵员行动（历史上称作“扩红”），整个苏区自9月起，发起了“扩红竞赛”活动。他日夜操劳，四处奔走，马不停蹄地动员民众加入红军队伍。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体重减轻了十几斤，嗓子也发不出声音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在4个月内，兴国县有五千多人加入红军队伍，在江西全省排名第一。如此一来，钟循仁名声大震，就连主席都知晓了他。

曾经，主席讲过这样一句话：“兴国模范县实际上是由钟循仁打造出来的。”

鉴于成绩卓著，钟循仁的职位持续晋升。直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钟循仁已然担任中共赣南省（于都、赣县、杨殷及粤赣等4县）省委书记，同时兼任赣南省军区政委。

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在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主要集结于赣南省管辖的于都县，彼时8万红军驻扎此地，吃饭、穿衣、住宿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在钟循仁的带领下，各项事务都开展得井然有序、稳扎稳打。

彼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心怀觊觎，这支规模庞大的队伍必须尽快渡过位于于都的河，抵达突围之处，否则将陷入绝境。然而，于都河水流迅猛，渡河颇具难度；况且，短时间内哪能筹备到足够的渡船呢？

由于钟循仁的存在，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赣南省军区行动迅速，仅用半天时间就组织了数万民工和地方部队士兵奔赴前线，有的搭建桥梁，有的制造船只，大家干劲十足。最终，仅仅过了五天，于都河上就神奇地建起了5座“大桥”，打造出数百艘船只。

中央机关以及主力红军依照计划，成功渡过了于都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红军主力撤离后，前行之路险象环生，需应对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轰炸与围追堵截。而留下的同志境遇更为困苦，他们势单力薄，要承受国军的疯狂报复。许多人心情低落，也有一些人滋生了悲观的念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怎样才能鼓舞士气，让同志们树立起必定胜利的信心，困难重重。钟循仁达成了这一目标，他不仅通过话语，还以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艰难困苦不足为惧，敌对势力也不足为惧，黑暗只是一时的。

11月中旬，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钟循仁毅然决然地作出主动撤离于都的决策。不少人对此表示难以理解，私下里称钟循仁是胆小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对钟书记钦佩不已。

在他们撤离的次日，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军队便开进了于都。倘若他们未曾撤离，那后果将难以想象。

自于都撤离后，钟循仁做出了一个大胆抉择，即让留守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分散开来，在各地开展游击作战。

如此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为何后来到了寺庙？

原本，随着时光的流转，国民党军队于苏区开展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留给红军的生存空间愈发狭窄。在这种情形下，赣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作出决策，让留在苏区的红军分散行动，以防部队遭受灭顶之灾。

在此背景之下，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留在中央分局，1935年1月，钟循仁前往福建开展工作，出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钟循仁到来之际，受到了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的抵制。宋清泉觉得自身功劳颇大，认为省委书记一职应由自己担任，从而内心满是愤懑。这种不满情绪在他心中不断滋生，最终他选择了投敌。

1935年5月，敌军第九师、五十二师，还有五十六师部分兵力、第七十五师部分兵力，逐步逼近，把省委围困在永泰县周边的紫山。敌军兵力是我军的十几倍，局势极其危急。

在这个时候，宋清泉的下属、指导员杨良率先动摇了。身为地主子弟的他，难以承受这样的困苦，进而萌生了向敌人投降的想法。恰好，他的小舅子在仙游县民军司令部担任副官一职。于是，他以购买食品为借口，与小舅子取得联系，表达了投降的意愿。

返回之后，他偷偷将宋清泉拉到一旁，说道：“司令员，这仗没法打下去了，你有什么打算？”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能拼死战斗到最后啦。

难道就从未有过“改邪归正”的念头？

“投降？哈哈哈……我杀了好多国民党士兵，他们怎么会接受呢？”

“司令员，我能确保会予以接纳。”

哟，你还挺有本事的呀？

“司令员，跟您实话说……”杨良见对方有了意向，便把底细透露了出来。

“行，那咱们就下山，让钟循仁留在山上等着挨枪子儿，哈哈……”宋清泉大笑着说。

常言道“墙那边可能有人在听”，他们的交谈被警卫员小张听得非常清晰。小张听了之后，内心十分纠结，是去揭发还是保持沉默呢？他的内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较量。

平日里，宋清泉对自己还算不错，若要检举揭发，内心会过意不去，感觉有愧于对方；然而，投敌叛国可不是小事，这会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害，要是不检举揭发，又觉得有负于党组织。

最后，小张依旧决定向钟循仁汇报情况。钟循仁听闻后万分焦急，然而他仍不忍心立刻将宋清泉控制起来，心里还存有一丝幻想，便和保卫局局长陈常青一道去找宋清泉，对其进行了一番耐心恳切的劝导。

起初，宋清泉坚决不承认相关事情，之后看到确凿证据摆在眼前，便泪流满面地称自己是一时头脑发昏，还声称要坚定斗争。然而到了夜里，他依旧带着队伍离开了。

如此一来，山上仅剩下省委工作团的二三十位同志。敌人了解到具体情况后，旋即向山上发起攻击，最后这几十位同志大多不幸牺牲，唯有钟循仁和杨道明等七人成功突出重围。

杨道明同样是兴国人，彼时出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前还曾在毛主席身旁任职，得到过伟人的称赞。

成功突破包围圈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并未感到如释重负。那时他们的电台已丢失，与项英和陈毅失去了联络，而敌人正在四处大规模搜捕，他们不知该往何处去。

其他同志情况较好，能够乔装成农民偷偷外出，然而他们却做不到。这是由于这两人属于“重要人物”，已被敌人列入通缉名单，印有他们照片的悬赏告示在各处张贴，走在路上极易被人认出来。

最后，两人商议前往九座寺暂且躲避，待风波平息后再寻觅组织。从那时起，九座寺里添了两名和尚，一位名为黄家法（钟循仁化名），另一位名为谢长生（杨道明化名）。

出于安全考量，没过多久，他们前往与永泰县相距百里的闇亭寺削发为僧，钟循仁的法号为妙圆，杨道明的法号是馨扬。

1935年春天，陶铸从归队的同志那里得知，钟循仁、杨道明并未牺牲，便派遣了几名同志前往闇亭寺周边寻觅钟循仁。

凑巧的是，杨道明那时得了肺病出去看病，寺庙里的和尚也不清楚两人的真实名字，于是回应道：“我们这儿没有姓钟和姓杨的人……”

半月过后，杨道明才回来，只能不住地捶胸顿足。

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两人曾有过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信写好后，再三思量，最终并未寄出。

钟循仁表示：“往昔咱们革命遭遇挫折，已然有愧于党，如今革命取得胜利了，咱们给毛主席写信……咱们哪还好意思呢？当年一同战斗的战友又会怎么看咱们呢？”

最后，他们把写好的信件捏成纸团，丢进了垃圾桶。

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因疾病医治无果，在闇亭寺离世。临终之际，他向杨道明嘱托道：“别把我的事情讲出去，包括我的家人。”

杨道明眼眶泛红，噙着泪花承诺道：“你就放宽心，我肯定会遵守诺言的。”

然而，后来杨道明还是违背了承诺。1988年，时年82岁的杨道明随时都可能离世。要是再不向组织说明情况，那两人的经历就会成为永远无人知晓的秘密。

于是，杨道明怀揣着钟循仁的两张照片、一封家书，以及一本书和诗词，前往福州，将这些物品交到了福建省委组织部。

从这时起，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谜团就此被破解。

1999年5月14日下午2点30分，杨道明于福建永泰下傺寺因病离世，享年90岁。

从两人的资历来看，要是留在革命队伍里，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便当不上开国将帅，也会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只可惜，命运无常，造化弄人啊。

尽管两人是在特殊情形下遁入空门的，但并未做出危害组织的行为。并且在解放之后，他们始终拥护政府，做了诸多善事。杨道明还曾出任佛教协会负责人，同时担任省政协委员。他们曾为国家与人民立下了赫赫功劳，不应被人们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