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麾下,有一人权势滔天,备受倚重,堪称心腹干将。


他主导情报系统,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


他又与刘健群、陈立夫共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连团名也是他起的。


江西剿共期间,他仿效德国党卫军,组建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随后又在当地设立“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以强征青年、切断红军兵源为要务,制造血腥镇压,屠害无数革命干部与群众。


此人罪恶深重,乃红军死敌。


后来他终究落入红军之手,众人群情激愤,怒火难消。

他是老蒋的爱将,红军的死敌,1948年被俘后,毛主席:送我这里来

就在喊杀声四起之际,毛主席一纸电令下达:把此人尽快送来。


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最为倚重的两大特务头目,非戴笠与康泽莫属。


前者负责外部情报,刺探日军动向,监视共党行动;后者则深入国民党内部,肃清异己,整肃党内各派。


二人皆为蒋介石耳目,权力之大,令人侧目。


一般人求见蒋介石,需经侍从室层层通报,侍从室视情况决定是否上报,蒋若不愿见,求见者便只能铩羽而归。


然而,戴、康二人例外,出入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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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即便蒋氏与宋美龄私下密谈,二人亦可随时闯入,特权之大,不言而喻。


康泽何以受蒋如此青睐?此事还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


1904年,康泽出生于四川安岳县一户普通农家,原名康代宾。


年仅七岁,父亲病故,全家依靠母亲纺织维生。


他自幼勤勉,天资聪颖,刻苦求学,成绩在同龄人中一骑绝尘。


中学毕业后,在恩师李恒生、刘卓安及族人康纪鸿的帮助下,他远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入学后,他对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字兆铭)极为崇拜,不仅改名兆名,号康泽,更是刻意模仿汪氏言行,久而久之,举手投足皆带几分汪氏气度。


自此,“康泽”之名,开始在黄埔系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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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演讲,记忆力惊人,从不备稿,出口成章,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其谈吐之犀利,组织之严谨,使不少人对其刮目相看。


在黄埔军校,他刻苦钻研军事理论,从不贪图享乐,假日亦沉浸于《三民主义》研读之中。


一次周末,他独自一人在教室整理蒋介石的训话笔记,忽闻脚步声,抬头一看,竟是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巡查。


见状,他立刻起身立正,神色肃然。


蒋介石翻阅其笔记,随口问道:“你叫什么?为何不休息?”


教官连忙答道:“他叫康泽,勤奋刻苦。”


蒋介石微微颔首,自此将其列入“可造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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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蒋介石亲自推荐,将其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从此,他踏上了生涯的快车道。


1927年10月,康泽自莫斯科学成归国,步入国民党核心权力圈,起初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随即进入军政系统。


随后他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专司反共宣传。


他笔锋犀利,言辞煽动,在政治宣传领域颇有“建树”,赢得蒋介石的特别信任,步步高升。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陡然加剧,全国抗日风潮汹涌而起,民众怒吼,学生请愿,军人誓死抗敌。


蒋介石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


他既害怕抗日救亡运动失控,又恐中共趁势发展,于是决定加强特务统治,建立更隐秘、更高效的情报系统。


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会议室正式成立,成为蒋介石特务体系中最核心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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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统领最阴毒、最血腥的“别动队”系统,专门用于残酷镇压革命力量。


其“别动队”仿效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黑衫军。


班底直隶蒋介石调遣,成员皆经过严苛训练。


该队编制精简,装备精良,行事隐秘,往往分散成小队,潜入苏区及其外围地区进行渗透破坏,手段狠辣。


红军暂时撤离的地区,地主豪绅组成的“还乡团”便在其支持下卷土重来,肆意杀戮,疯狂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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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动队员有时身穿军装,以正规军身份出现;有时化妆改扮,暗携武器,潜伏活动,专门对中共地下组织、进步人士实施暗杀、刑讯与清剿,制造血腥恐怖。


别动队虽人数不多,但每一个队员皆为训练有素的刽子手。


他们不仅装备精良,还配备现代化交通工具,蒋介石甚至特批:“凡别动队执行紧急任务,一切车辆应无条件让行。”


这使别动队行动更加迅捷,所到之处,红色根据地遭受沉重打击,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次被摧毁,革命群众蒙受血腥屠杀。


凭借这些“战功”,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扶摇直上,深得器重。


蒋介石称他“忠诚可靠”,视其为得力助手;而康泽,则将蒋介石奉若“至尊”,甘心效犬马之劳,誓死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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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康泽成为蒋氏特务机器的中坚,染血无数。


被俘后主席极为重视


康泽的权势,在抗战时期仍如日中天。


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展开,全国范围内反特务、反独裁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泽声名狼藉,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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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得不暂避锋芒,将其外放,派往海外考察二战后各同盟国的战后复员工作,以求削弱社会对其的关注。


1946年夏,蒋介石公开撕下“和平、民主”的伪装,全面发动内战,内战烽烟再起,康泽才于1947年初归国。


此时的他,仍旧是蒋介石倚重的心腹。


同年3月,他被安排进入国民党立法机构,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并同时跻身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常务委员。蒋介石仍未舍弃他,甚至考虑让他出任热河省主席。


康泽闻讯,内心惶惶,不敢前往。他深知,热河已成为中共战略反攻的主战场,冀察热辽边区的统帅程子华正指挥解放军猛攻国军防线。


康泽虽擅权谋,但绝非前线指挥之才,面对战功赫赫的程子华,他自知不敌。更重要的是,热河属于傅作义的势力范围,而康泽过去曾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密告傅作义,试图削弱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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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若是赴任,傅作义焉能不“礼尚往来”?


康泽权衡再三,借故推辞,未敢前往,逃过一劫。


但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对他的安排。


1948年1月,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防襄樊。


康泽虽为黄埔军校出身,但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真正指挥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


如今让这样一位特务头子统领军事重镇,颇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意味。


但是蒋介石仍然寄望于他能死守襄樊,遏制解放军南下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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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初,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及桐柏军区主力,正式向襄樊发起猛攻。


面对精锐的解放军,康泽心知肚明,自己根本无力抵挡。


但既然官职在身,表态仍需做足。


他通过电台向蒋介石表决心:“生决与城共存亡。”


同时,下令城内每天按时升降国旗,召开训话大会,极力维持镇定。


随着战况急转直下,康泽的镇定彻底崩溃。


他一边向手下发布激昂口号,一边偷偷向南京发出最后乞援的电报:“职固守最后碉堡,以待援军。”


1948年7月15日20时30分,解放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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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突破外城防线,逐步向城核心推进。


激战整夜,至16日拂晓,各部队已将残敌压缩至东街杨家祠堂与古楼一带。


7月16日清晨,战斗愈演愈烈,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


解放军不断逼近,外围喊声此起彼伏:“缴枪不杀!”


残存的国军士兵已军心涣散,有的放下武器,有的仓皇逃窜。


康泽的亲信胡学熙急得团团转,见大势已去,赶忙找来一套士兵服,劝康泽换装突围。


但康泽却一脸铁青,语气僵硬地回绝:“这不是我康泽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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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16时,解放军指挥员王近山下令发起最后攻击。


火力全开,碉堡墙体被炸出巨洞,战士们迅速突入,一层层清扫残敌。


进入中心碉堡底层后,只见康泽倒卧在地,神情呆滞,身体右侧被烈火烧伤,焦黑一片,所幸伤势并不致命。


这个曾经威风凛凛的“别动队”统帅,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解放军俘虏。


面对这个昔日红军的死敌,战士们义愤填膺,纷纷请命处决,现场群情激昂,恨不得立刻枪毙这个满手鲜血的特务头子。


捷报传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极为重视,经过思索后特意发来电令:“将康泽送往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晚年终被特赦


反共二十余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落入解放军之手后,原以为等待自己的必然是审判与处决。


现实却远超他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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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他采取宽待政策,不仅给予治疗,还派专人照料起居。


甚至,在战局紧张之际,刘伯承依然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他,与这位同乡推心置腹地长谈。


康泽满腹狐疑,坐卧不安。


在他的认知中,共产党人理应对他恨之入骨,毕竟,他曾屠杀过无数革命者,双手沾满鲜血。


每一天,他都在忐忑与煎熬中度过。


他不敢进食,害怕饭菜中下毒;他彻夜难眠,时刻警惕脚步声,以为枪口随时对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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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他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他的监狱伙食竟比看守人员更好,甚至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为他疗伤。


他本以为会遭受严刑逼供,但审讯人员态度和蔼,甚至耐心询问他是否吃饱、伤口是否好转。


这一切,令他不知所措。


这是毛主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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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他,并不能为无数死去的革命烈士复仇,反而可能破坏解放军一贯执行的“优待俘虏”政策。


新中国即将建立,如果处决康泽,不仅会让国民党残余势力借机造谣杀俘,更会让许多仍在观望中的国民党官员心生惧意,不敢投诚。


而给予反革命分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才是对人民事业真正有利的选择。


并且,襄阳战败,康泽被俘,让国民党高层却陷入尴尬,颜面扫地。


蒋介石的“特派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周建陶,在城破之际丢下康泽,自己化装逃走。


败军之将,仓皇出逃,生怕自己成为蒋介石怒火下的牺牲品,便急忙向南京发去电文:“襄阳战斗于7月16日上午结束,康泽自杀未遂,受伤被俘,李本一的整七师已撤至宜城附近。”


收到消息后,蒋介石满脸阴霾,脸色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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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时间想办法如何粉饰太平。


于是,中央通讯社立刻对外发布“官方消息”: 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


7月22日,蒋介石亲自授意发布声明,宣布康泽已“英勇殉难”。


第二天,《大公报》等国民党喉舌媒体纷纷刊登报道,歌颂康泽如何“壮烈成仁”“以身殉国”。


结果这个谎言没能维持多久。


康泽不仅没有“自杀殉国”,反而在解放军的优待政策下安然无恙地活着。


当国民党高层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愕不已,整个国民党营垒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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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士气本就低迷,此事更是让大批将领与官员开始怀疑。


而蒋介石本人,则是既愤怒又尴尬,狼狈不堪,恼羞成怒。


后来周建陶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到这个“怕死鬼”,立刻勃然大怒,胡子一翘,劈头盖脸便是一顿臭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临阵脱逃!不好好协助康泽,一败涂地,还有脸来见我?”


康泽在战后被给予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宽待政策下,他接受改造,进行反思。


随着时间推移,康泽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了新的认识。


他目睹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也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与国民党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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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康泽因健康问题,被批准监外就医。


两年后,即1963年4月,他被特赦释放,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这个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权势滔天、不可一世的人,最终以一名普通政协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度过了晚年。


1972年,康泽在北京病逝,终年68岁。


参考资料:
蒋介石的“宠臣”康泽其人

孟昭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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