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六月后接近夏末，宋时轮刚在办公室安静下来，才准备泡一杯淡茶喝，门便被推开，叶剑英的专人递来条子。那时谁能想到一个简短请求，会让他犹豫到彻夜难眠？当人已经七旬，依然想回避荣誉和责任，敢情这样的姿态真让人琢磨不透？老研究员在门外张望，不敢靠得太近，也许怕听见不该听的“麻烦事”。

这并不是突然降下的任务。早在1980年6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就向全军下发了要编写元帅传记的报告；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的那一卷。当时宋时轮还在靠着院长的椅子犯愁，案头已经放着军委的红头文件。那个年代，命令到了谁头上谁就得办，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可他却写了份提议，让大家认真研究，还得报常委审决，像是拖延也像谨慎，也没人说得清。

宋时轮对叶剑英实在太熟悉了。两人最早结缘，是在北平的军调部，叶帅是代表，他是执行处的处长。老资格的中共将领、那些大事里总一并露头，但细叶剑英常常话少，只让宋时轮前面顶着风浪和美方、国民党一通拉锯。也就这样经历了无数次推敲，互相默不作声的了解慢慢积攒下来。

有人说他们是师生，有人说是搭档，实际上谁也不是谁的什么，凑在一起干活就是了。1957年，军科学院初建，叶剑英院长，宋时轮第一副手。十五年里宋时轮顶着压力做下去，遇事爱琢磨，什么事情都要死磕细节，每次文件都写满批注。不知是习惯还是强迫症。

后来到了1972年，两人才把位置换了换，宋时轮坐了院长的椅子。经历不知道换了多少茬、听了多少牢骚，这些事没人说清。叶剑英退休后一直在西山，宋时轮偶尔去串门，带点土特产。说不亲热但也不疏远。所有重要事情该交待的也都不在话下。

对于写叶剑英传，宋时轮并非无动于衷。他反复强调，要让传记组的人写真东西。会议上一连串“务必”“必须”，老同事们多多少少觉得压力很大，他却还是同样的动作蹲在会议桌边，耐心听所有工作起步的进展。说起叶剑英，他会像背材料那样一五一十陈述，却把感情藏在字里行间。

那些年头找资料不容易。传记编写组的年轻人下到各军区，背着录音机、带着录像机，挤火车、住招待所，弄到的笔记本写满了眉批。宋时轮还为此明里暗里拨了点渠道费。偶尔谈到此事，总有人问为啥还要自己花钱，这位老兵也就一笑了之，“事在人为”。

1980年初到1984年，四年间反复修改，每次送稿他都自己通宵审一遍，从用词标点到人物微表情，有时会拎着夜宵去坐镇编写小组，边吃边讲叶帅生前的一两件小事，但绝不允许人说半句不属实的话。

偏偏风头浪尖最简单的事情，从来没人觉得简单。

1984年某天，宋时轮照例去叶剑英家向他汇报新进展。刚进门叶帅就抛来难题“你得替我的传略作序。”说得风轻云淡却带着全然信任。宋时轮本能地摆手，推说“自觉没资格”，语气有点慌乱，可不是演戏。对方脸色立刻阴下来，点破所有推拒“宋时轮，我看你是嫌麻烦！”那一句有几分开玩笑又有几分不满。

两人这一吵，气氛瞬间变得有点不受控。宋时轮怎么解释叶剑英都不买账“只有你了解我，别人我都不信。”这个场面有些戏剧性，但环境却压抑得很，谁都不敢插嘴。

想来也怪，明明是知心老战友，却在“写序”这事上，你推我让，像极了门外的夏蝉，不叫就难受，叫得太凶又嫌聒噪。可最后还是宋时轮答应下来，他知道自己是绕不开了，兜兜转转反而浪费时间。究竟是顺了人情还是遵从本心，外人根本不清楚。

他给传记组说起，序言不是自己想写的，说出来像是真的可又像是假的，他还顶多写一点个人体会罢了。可能也只是怕被人说假话，权当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他坐下来提笔时，写得反复又有点啰嗦，尽是“我曾长期在叶帅同志领导下工作”这种朴实无华的话，却又不是敷衍。那“个人感受”里藏了太多旧日光景，字里行间有小心试探，也有前后不自洽的转折。讲真，有时还真看不太出像是军人写的。

遗憾的是，等到传记正式付印，叶剑英却已经走了。这一章节，谁也改不了事实。

宋时轮的人生轨迹和叶帅紧紧缠绕，从未踏出太远。他1952年离开第九兵团，调志愿军总部，先是跟着彭德怀，再到陈赓和邓华。他总被委以重任，是个不善拒绝的人。后来中高级步兵学校、再到军科一路走来，领导岗位接二连三砸到头上。有人说他懂得怎样做事，也有人觉得他的“不合群”是故意装出来的。其实真要刨根问底，却没几个人敢去问。

办公楼里流传他熬夜审材料的段子。三更半夜秘书不敢送稿，他房里灯还亮着。被逗得笑出声，说秘书不来他怎么能安心？学术气氛和官场气氛混在一处，什么规矩都显得古怪。

他严格得有时让人受不了总说“老实人说老实话”，久而久之，下属神经紧绷，没人敢马虎。绿化工程他能问到学校种了多少棵树，管理员糊弄被抓住撒谎，便责令其检讨，还得跟首长主动认错。工作也好，生活也罢，都是一板一眼，哪怕有点杠精脾气，但还真让人佩服！

他身上是有一股精气神，比起后来那些惯看风云变幻的官员还要实诚几分。自己不占半点便宜，住着二十年不翻新的老房子。有人要给他装修他一口回绝——说房子够住了，多折腾还浪费国家的钱。他的车，连家里人都不许坐，谁要是敢借用就是“大罪”。司机送家人去医院，他知道后震怒，家里人连话都不敢说。

这些细节或许在别人身上是作秀，可在他这里，就是最自然的。到1985年底，正式从军事科学院的院长位置退下来，本就说好“退居二线”，他却偏称自己退休了。嘴硬归嘴硬，可人还是那样淡泊名利，生活朴素。身边人劝他“别太操心”，他气定神闲，“这才是正常。”

至于“叶帅传记”，宋时轮后来聊天笑说自己是被逼的，语气虽带自嘲，但认真劲儿可一刻没松懈。他的作序，其实既不是推崇式表白，也不是虚词连篇的铺垫，更像是真切记录。那种平白和自省，大体和他的行事风格一样，直接、完整不拖泥带水，还带着点老家湖南的倔脾气。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有人觉得他墨守成规、不近人情，非黑即白，可这些年再回头仅凭一腔倔强能做到这样吗？有道理，可也说不全。

宋时轮的性格，是矛盾和坚守一起糅合的，他既怀旧又拒绝褒奖，既强调顺势而为又绝不从众。总在取舍之间游离，偶尔自我怀疑，也时常毫不迟疑地否定自己。反倒让人觉得更像真实的人。

回顾这一出曲折的传记编纂史，权威数据、战役背景、历史角度和个人互动复杂交错，其实谁也没法把一个时代人的情感和理性剥离得太干净。那些不能言说的细节、那些藏不住的小情绪，都在一字一句的传记里留下了印迹。

这么宋时轮之于叶剑英，不只是助手，不只是传记“作序”者，也许是那些大时代节点里，最懂得缄默和守望的人。

故事到这里，也就顺理成章地收了尾。事情的真假，人物的温度，每回头一次都会不一样。历史，总是活在人们的叙述和回忆里，不多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