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重庆地下党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总理的领导下,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叛变投敌,使得在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之际,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近乎遭受了全军覆没的严重后果。
甚至还有人在叛变后,又在死之前大喊“共产党万岁”,这是为何?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冉益智的出卖,涂孝文在被捕后选择叛变,随后黄绍辉也不幸被捕。紧接着,涂孝文引领特务于万县实施抓捕,江竹筠、李青林、李明辉等 10 名党员先后落入敌手,此举致使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陷入严重破坏的境地。
早在一年之前,1947年七月,党为了加强万县地区工作,决定成立下川东地委,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之兼任地委书记,长住万县。
10月,重庆市委改组,原副书记刘国定升任委书记,分管工运,从万县抽调冉益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宣传,统战,委员许建业协助刘国定分管工运工作。
1948 年 4 月初,重庆爆发《挺进报》事件,受此影响,市委负责人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等,以及众多党员相继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
刘国定的父亲刘雨农与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自幼便是挚友,1935 年夏天,刘国定从成都华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毕业,1937 年春季随父亲刘雨农一同来到重庆。
刘国定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被党组织派往阎中,江津,巴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3月,刘国定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
刘国定的妻子严炯焘是地下党员,婚后刘国定将自己的小家安置在牛奶场,悉心经营家庭生活,为此他不但挪用手中党的经费,还以做生意为理由,向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借钱,因不符合有关规定被拒绝后,便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1947年刘国庆升任川东地委书记,分管工运,而从万县抽调的冉益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运作。
1948年4月初钟情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影响市委负责人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一大批党员被捕
4月17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供出了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冉益智早期是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干事,他经常造谣污蔑谩红军,因此被关押到重庆监狱。
在关押期间,他曾得到同狱的一名共产党高级负责人的帮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员身份,不久后便混入共产党组织,用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一带活动。
在当时重庆市委领导中,冉益智年龄最大,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言谈举止中隐现着世故和油滑。
重庆地下组织惨遭破坏,是从一个叫陈柏林的年轻地下党员开始的,陈伯林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由此,地下党组织被打开缺口,而叛徒的出卖,使这个缺口被越撕越大。
刘国定被捕后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一名“候补党员”但为了力求自保,刘国定在审讯中透露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等人的身份,导致李忠良被捕。随后,李忠良在压力下供出了余永安。
而冉益智是在1948年4月17日在重庆北培跟叛徒余永忠接头时,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便衣特务一拥而上逮住的。
特务将他带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带队的特务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两记重重的耳光,又找来筷子,对冉益智实施“夹竹筷”的刑法,痛得他大声叫唤。
特务们怕惊动了周围的人,就把冉益智推到在床上,用枕头和被子死死捂住他的头,冉益智一下子喘不过气来,有一种快要窒息而死的感觉,他立马意识到必须对生与死做出“选择”。
于是两手慌乱地直摇摆,并拼尽最大的力气喊道:“我…..说,我全部都说!”
冉益智叛变后,供出大量地下党员,他不断向特务们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而且他还交代并指认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委员许建业,还供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成员名单。
当他听说刘国定帮助特务们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竟然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带领特务连夜到万县抓捕了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使地下党组织进一步遭到了破坏。
而涂孝文带着特务又在万县逮捕了江竹筠等10名党员,江姐被押送到重庆后不久,西南行辕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决定亲自审讯。
特务们搬来了老虎凳,吊索,水葫芦,电刑机,火背兜钢鞭等刑具,以制造恐怖的气氛,威慑被审人员。
江姐被押到徐远举面前,她扫了一眼各种刑具,从容不迫地回答着徐远举的讯问。
“今天是叫你来交组织的,你不要怕,你是一个妇女,起不了多大作用。”
徐远举向江姐劝降道:
“只要把组织交了,就给你自新,取保释放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也可以…..”
但是一连十几个问题,都以江姐“不知道”“不认识”作答,后来干脆不予回答。
一个多月的时间,特务们对江姐轮番刑讯,各种狠毒的手段都用上了,但始终一无所获。
1949年11月14日,重庆即将解放前夕,渣滓洞监狱戒备森严,一个看守高声叫到:“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姐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脱去囚衣,换上了自己一贯穿的蓝色旗袍,外面套上那件人们所熟悉的红毛衣,细细地梳理了头发,昂首挺胸走出了监狱……
江姐被敌人秘密枪杀于歌乐山,年仅29岁,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特务们纷纷各自找出路。
冉益智和刘国定如同丧家之犬,冉益智悄悄溜回去北培岳父家中寄居。
解放后,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叛徒。于1951年2月被人民政府判处枪决。
临刑前,他们大喊:“共产党万岁!”甚至高唱《国际歌》,但是却为时已晚,他们终将接受人民的审判,而冉益智也被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写入长篇小说《红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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