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曾是中国香港的前政务司司长，名副其实的“2号人物”。

同时她长期处于反华媚英的第一线，是祸乱香港“四人帮”的重要一员，她便是被称为“祸港之母”的陈方安生。

那么，陈方安生究竟是何人？她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反华媚英的道路的呢？

步入政坛

陈方安生虽然在香港为非作歹，是妄图动摇“一国两制”制度的祸首之一，但她其实并非是香港本地人。

而陈方安生的原名也并非如此，其实她叫做方安生，在自己结婚后才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上自己丈夫的姓。

陈方安生祖籍安徽，1940年生于上海，直到1948年她才跟随父母定居到了香港。

与其他乱港分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根红苗正对国家的贡献很大，但她却没有继承父母爱国的思想，反而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在大学期间，陈方安生还直接谨记父母的教诲，以学业为重、爱社会爱祖国，励志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但渐渐的，随着她却开始格外的崇拜西方文化，再加上她长期受英国殖民思想影响，形成媚英倾向，为日后政治立场埋下伏笔。

1962年，对陈方安生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她不仅与丈夫陈棣荣喜结良缘，步入婚姻殿堂，还如愿加入了香港政府，成为港府历史上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

步入政坛后的陈方安生节节高升，在许多部门都有过工作经验，而这也让她对政坛中的种种事务都手到擒来。

1970年她升任助理财政司，1984年她升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首位女性署长。

1987年，她从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镀了一层“英国金”回港的陈方安生，不仅迅速获得提拔，并且她的媚英思想也更加根深蒂固。

在港英政府任职期间，陈方安生通过参与《中英联合声明》谈判等关键事务，逐渐形成“政治中间人”的自我定位。

1992年接掌政务司司长后，她主导的“玫瑰园计划”实质是延续殖民管治框架的过渡方案。

而到了1993年，陈方安生迎来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她接替霍德爵士成为布政司，这一职位使她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

虽然当时距离香港回归仅剩下4年，但英国还是特意在香港留下了这颗钉子，而这也足以说明陈方安生深受英国的信任。

如此一来，陈方安生便顺利成为了香港的“二把手”，而她在华人圈内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在香港回归之前，这位媚英的狂热分子为了将自己反华媚英的思想隐藏起来，她还公开表示：

“祖父热爱祖国，意志十分坚定，自己要学习祖父的爱国和亲民。祖父的为人，对我教育很大，爱国爱家，正是我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的地方。”

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由于陈方安生未能获任首任特首，导致她权利欲望受挫。

于是在2000年她便辞去了政务司司长职务，以“民主”为名转向政治舞台，开始系统性参与反华活动。

走在反华媚英的第一线

之后，她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对对英国的赞美之词，言语中还表现出对“一国两制”的不满。

言语中，她多次反对特首提出的发展意见，尤其是和大陆方面的合作，她总是千方百计的跳出各种理由进行阻挠。

2003年7月1日，陈方安生参与香港反对派组织的游行活动，这一行为被广泛视为其政治立场的重大转变。

而在此次游行后，陈方安生逐渐从香港特区政府体制内的官员转变为反对派代表人物。

2007年，自陈方安生当选立法会议员后，她便长期以“民主”为幌子煽动对抗。

2013年她成立“香港2020”组织，并收受黎智英350万港币“政治黑金”用于乱港活动。

而在此期间，她还多次密会美国驻港官员，要求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并向美方提供香港内部情报，严重扰乱了香港社会秩序，破坏香港的法治根基。

非法集会导致香港金融市场震荡，恒生指数大幅下跌，零售、餐饮、旅游业遭受重创，“十一黄金周”游客锐减四成，直接经济损失超3500亿港元。

中环、金钟等核心区域交通中断，数十家银行网点暂停服务，商户被迫停业，部分学校因安全考虑停课。

并且，该事件还被国际舆论解读为香港社会动荡的信号，削弱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性和投资者信心。

加剧香港社会对立，为后续政治冲突埋下隐患，阻碍了2017年特首普选等民主进程的正常推进。

但渐渐地，陈方安生反华媚英的嘴脸也暴露了出来，香港人民也是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的丑恶嘴脸，许多的民众开始对她进行讨伐。

之后，她被列为“祸港四人帮”核心成员，长期勾结西方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包括密会美国官员、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

而在生活中，她女儿因为受不了打击患上了抑郁症而死，她的弟弟方顺生在自己的寓所跳楼自杀。

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打击，导致陈方安生再也不敢抛头露面，最终沦落成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