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消亡，就如同它的建立一样，给我们带来诸多不可思议的谜团。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显示，在中原进入龙山文化晚期的酋邦纷争阶段时，成都平原也衍生出一支独立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
然而，大约在夏末商初时，宝墩文化却被外来青铜文化所终结，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此时出土的诸多陶器和青铜器都带有浓郁河南二里头文化特征，比如盉、豆等陶器和牙璋、戈、圭等器物都是二里头的“特产”。
基于此，考古学界对三星堆文化定性为：“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和形成的”。
所以，三星堆的青铜文化面貌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混血”属性。
在青铜器的铸造上，三星堆采用了和中原殷商王朝一样的陶范法铸造，但在铸造青铜器芯骨时，却采用了中原罕见的有机物填充工艺。
在宗教祭祀上，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都只有祭祀祖先的宗庙，而没有祭祀自然神的神庙，但三星堆却同时建有宗庙和神庙。在三星堆人的祭祀场景中，被祭祀的对象既有祖先也有神山、神鸟和太阳。
即使是三星堆出土的人像群，也有着明显的群体划分。三星堆埋藏坑中，居多数的是辫发人，但在从事祭祀等仪式活动的小型铜人像中，却几乎清一色是占少数的笄发人。这似乎是预示着，笄发人把持着国家的宗教祭祀权力，而辫发人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政权结构为“二权分立”。
不过，三星堆所呈现出神权属性远远大于世俗权力属性，三星堆人将大量国家财富用于铸造祭祀场景所用的各类青铜器和金器，而自己所居住的三星堆古城却寒酸到连青铜器都极少发现。
三星堆人究竟是什么人？
目前关于蜀地传说的最早记载，是西汉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宇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华阳国志》补充说：杜宇建国，定都于郫（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能有限地获知蜀地先后经历了蚕丛、柏濩、鱼凫三个时代的统治，到鱼凫时，蜀民突然离去，导致统治出现断层，直到一个叫杜宇的人出现。这段记载并没有为我们揭开谜团，反而给蜀地的上古历史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然而，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居然与史书如同神话般的记载，形成了某种暗合。
继1986年在四川广汉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发现了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后，202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
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八个祭祀坑埋葬于同一时间节点，均为商末周初，且没有发现晚于殷墟时期的、有西周特征的器物。
在商周鼎革这个特殊背景下，原本处于独立地理单元的三星堆人，将历代来积累的所有国宝财富统统砸碎焚烧，埋入了地下，然后一走了之。
此后，三星堆文化消亡。若干年后，成都金沙遗址出现了另一支考古学文化—十二桥文化（相当于中原的西周至春秋时期）。
在金沙遗址同样出土了与三星堆相同的神人面像、金面具、太阳神鸟等物，但奇怪的是并未发现城圈和大墓，也没有发现城壕类防御设施，更没有三星堆那样的“二权分立”的统治格局。诸多证据显示，金沙遗址似乎完全不见世俗权力群体的存在。
显然，三星堆人必然是遭遇了某种变故，所以才会导致三星堆的突然消亡，族群整体迁徙。
族群整体迁徙，多与战争、自然灾害有关。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三星堆的消亡呢？
2024年出版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4号坑一方面埋藏行为比较匆忙，多数遗物分布比较散乱；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定的次序，如象牙埋藏在其他质地遗物之上……部分金器、铜器、玉石器、象牙等遗物在入坑前即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和焚烧痕迹。并得出：4号坑的性质应为基于突发性事件而形成的祭祀器物掩埋坑。
推而广之，与4号坑同一时间埋藏的其它7个祭祀坑，情况也相同。
这就首先排除了网上流传甚广的“灭国坑”之说，如果三星堆8个坑是敌对势力在灭亡三星堆后的灭祀行为，不会按照一定次序进行摆放。
那么祭祀坑中诸多国宝重器被砸毁焚烧又该作何解释呢？
如果我们把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放到整个南方系青铜文化情境中去对比，就会发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出土青铜器同样未见明显的秩序性，但部分器物放置存在分层现象，跟三星堆情况非常相似。说明，三星堆中被砸毁焚烧的青铜器只是燎祭和碎物祭的独特文化体现，不代表是敌对势力所为。
此外，三星堆考古至今，也并未发现敌对势力暴力入侵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痕迹，那么，三星堆的消亡就只能指向最大的可能：内讧。
上文已述，三星堆文化本身呈现出世俗权和神权两大不同群体融合的特点，但三星堆消亡之后异地迁徙重建的金沙遗址，却仅见神权不见世俗群体，也就是所谓的辫发者。
那么这些人去了哪里呢？
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发现了多座西周早期的大型古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刻着“鱼（弓鱼）伯匄井姬用盂鍇”，意思是鱼（弓鱼）伯为妻子井姬所制作。
这是一个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诸侯国，“弓鱼”国这个国名是考古工作者根据铭文“弓”和“鱼”字组合而成的，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内出土金杖上以弓箭射鱼的平雕图案以及史书提到的蜀王鱼凫。
无独有偶，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鸭首”形铜旄与三星堆器物坑的饰“鱼凫”纹金杖同样高度相似。不仅如此，弓鱼国墓地中出土的独具特色的鱼形尊、鸟尊，还带有一丝祭祀器的一些神性，如粗大不合正常比例的足部。
在西周初年，除了姬姓诸侯和殷商后裔可以封公爵外，异姓诸侯多封侯爵和伯爵，且前提是立有大功。我们所熟知的曹国、郕国包括后来的郑国、秦国，这些能够在史书中留下名字的诸侯国，初封爵位也只是到伯爵。
而弓鱼国，一个名不经传的诸侯国，却位居伯爵，封地在周天子脚下的周原，周天子甚至采取了姬姓女子（井国是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姬姓诸侯）联姻的方式加以笼络，足见对弓鱼国的重视。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同属于弓鱼国墓地的宝鸡竹园沟13号墓出土的“覃父癸”爵上的铭文无论行款还是字体都和四川彭县一号窖藏出土的“覃父癸”觯完全相同，两件器物时代相同，证实属于同一个人所铸造，出土于陕西和四川两处不同地方，表明覃父癸这一族曾在川陕两地有过迁徙。
种种证据都显示，关中的弓鱼国与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族群有着直接的关联。
那么，弓鱼国究竟是在三星堆文化消亡前就已经定居关中，还是参与了三星堆人的内讧，与迁徙金沙的神权群体分道扬镳的世俗族群呢？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不过，武王伐纣时曾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八个诸侯，表明的确有蜀人参与其中。如果这里的蜀指的是在三星堆文化还未消亡前就已经移居关中的弓鱼国，显然说不过去。
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不同写法的“蜀”字却有一个共同特点：突出眼部描绘，这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突目铜面具形象非常吻合，但弓鱼国墓地却未见纵目面具出土。
我们作一个假设：三星堆中的世俗群体与神权群体发生了内讧，神权群体匆忙之下掩埋了宗庙器物后，整体迁徙至金沙；而世俗群体则选择北上，参与了西周伐纣的军事联合，并因功受封伯爵，赐地天子脚下，建立了弓鱼国。
按照这个假设，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蜀王本纪》中那段略显荒诞的记载：鱼凫成仙、蜀民化去，是不是在说鱼凫失国，蜀民逃亡？而蜀民稀少，对应的是不是三星堆文化消亡时，两大族群分道扬镳各自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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