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九月北京的天色总是压得沉沉的，没什么鸟鸣，只有时不时传来的脚步杂音。毛主席离开的消息，不像其他领导人的离世那样安静，它是一种铺天盖地、席卷城市每个角落的沉默风暴。人们在家，单位里，处处都在讨论：主席走时给后人留了什么话吗，这种问题比每日油盐更让人纠结。有意思的是，无论疑问怎么被小声传递，都始终没有官方肯定的说法。没人能说清，到底有没有临终遗言？！

刚过追悼会，情势变了。忽然间，各大报纸、电台、电视齐刷刷冒出那句话——“按既定方针办”，说是毛主席的遗嘱。说出来的时间、场合、对象，全是未解之谜。只有对“按既定方针办”的解释，倒是异常统一：沿着毛主席生前十年的革命方向继续走，按既定政策推进下去。太妙了，谁掌握“方针”的解释，谁的话语权最大呢？

这个时候，耿飚，那个说话声音总带沙哑的外交老兵，抓着报纸，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愤慨、担忧，夹杂在一起，却他还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中央大佬，正在另一头悄悄动脑筋。历史总是这样，舞台表面风平浪静，后面却注定有人布局。有些人喜欢动笔，有些人直接打电话。

接到华国锋电话，是10月2日晚上，天已经黑得像墨砚刚泼。耿飚赶到国务院会议厅时，外交部两位副部长已在那坐着，带着点等待时的松弛不安。华国锋没怎么寒暄，他的语气甚至有些严肃：“你们来了，我是想跟你们商量件事！”这番开场，顿感事情不小。

问题的爆发点是在乔冠华，大名鼎鼎的外交家，那会人在联合国会议，发言稿里悄然出现了“毛主席临终叮嘱：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一查，发觉这六字和真迹其实不符。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不是现在报上说的那个版本。这差别要紧吗？要紧。有人会说只是顺口换个词。可在那个风口浪尖，这就等于给谁特意递了张免死金牌似的。

必须赶紧想办法。不管是出于谨慎，还是对历史负责。耿飚出声，一句“纽约和北京差12小时，发言还有两天”，让华国锋一下松了口气。外交部副部长当场联络，通知还在纽约的乔冠华，把这句话删掉。有些分寸的事，永远只能由信得过的人做。

等人走后，耿飚忍不住直接问：两句话只差一两个字，值得大惊小怪？他想明白这里的玄机。华国锋也没有隐瞒，娓娓道来那几张字条的来历。

几个月前的杨格鲁会见刚结束，毛主席让华国锋单独留下，事情其实很家常。主席说话嗓音发哑，又怕华国锋听错，直接用铅笔写字条，写下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慢慢来，不要招急”。最后还补一句，“你办事，我放心。”要是真有谁见过当时的场面，也未必会那么严肃。华国锋那天谈到中央分工和省里人事，“那四个人”一再搅局，主席回了句，“照过去方针办”。说白了，这不是临终遗嘱，是个针对日常具体的任务安排。你说有多少权威意味？

这一番话，华国锋倒是有些激动了，毕竟每一句都不是轻描淡写传出来的。耿飚一听就明白，报纸的风向果然有人有意为之，是用“遗嘱”制造一个最安全的护身符，结果再来“凭遗嘱执政”，干什么事都有借口。这样一搞，到底是谁能“方针”说了算，倒显得扑朔迷离。

耿飚回到家后，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目光变得警惕，一有空就翻报纸，留意相关报道。还没出几天，文章越写越多，不少“分析”跟风而上，仿佛一夜之间遗嘱确凿无疑。耿飚敏锐地察觉到，一场政治决断的高潮，离现实并不遥远。

大概一天半后，华国锋再打电话，派车直接请耿飚去自己住处。这一回，气氛没有刚开始那般绷紧。华国锋不紧不慢地，给耿飚倒了热茶。茶刚一暖手，四张毛主席留的字条就放在桌上。他们的字迹，那些铅笔随意的线条，也不算漂亮。

耿飚看完，心里已有数。刚想说什么，华国锋转而问对最近局势怎么看。耿飚说得坦率：“三五天内，那四个人肯定要有点动作。”其实消息不算秘密，上海局势早已风吹草动，北京某些党政单位都在蠢蠢欲动。传言里，那四个人单等一声令下，居然连推举新领袖的声明稿都准备好了，真有大功率电台，准备对外广播？这事一点都不奇怪。

“中联部情况呢？”华国锋追问。耿飚直言自部门大多数人和自己站一起，只有极少数可能不跟主流走。其实话也不能说满，变化总比想象快一点。可见，气氛虽说是紧张的，表面上还是以合作为主。至于后续呢，谁又能打包票？

谈到任务，华国锋突然严肃下来，计划让耿飚负责关键一环。这是叶剑英亲自点名，分量不言自明。耿飚几乎是下意识就表态：“坚决完成！”不过此地无声，有时更胜千言。华国锋叮嘱，事情敲定后再接电话，没有他本人直接通知，谁来都一律作废。

10月6日，夜幕压城。耿飚家里电话铃突响，对方是华国锋本人，叫他立刻去中南海怀仁堂。一路无声，进中南海时，岗哨增多，气氛压得有些发闷。他看到怀仁堂内，华国锋、叶剑英，还有吴忠司令员，基本都在。气氛不是热烈，而是一种难言的紧张和隐忍。

很快命令下达：赶去中央广播事业局，电视台电台全部控制，可不能出纰漏。华国锋问要不要带枪，耿飚摆摆手“不要”，但要一张正式手令。纸比枪更有分量，这个细节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但当时任何文件只要有名字，效力远比子弹大。有时人们信的并不是什么武装，而是一张写满字的纸？

耿飚、北京卫戍区副司令，还有警备一师副师长，仨人，各带十名警卫，直奔广播大楼。晚上快十点，赶进邓岗局长办公室。局长还没脱下外套，衣扣扣了一半，正准备打盹，看见耿飚递过来的手令，半天没说话。气氛还是紧张的。耿飚示意可以打电话请示中央，邓岗一听，立马说“不用”。不请示，不代表完全安心，或许是不想冒险？当事人何尝又能坦荡到底。

成立会议，局内领导集中，宣读了中央指示。邓岗半夜连开数个紧急会议，传达精神，电视台电台控制下来。没有一丝喘息。接下来，耿飚见缝插针，亲邀可靠人员审查所有音视频带：底线有二，任何涉及“按既定方针办”全删，除此之外，“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不能泄露。控制广电，真不是电影里的镜头，更多是琐碎审查和连夜值班。

耿飚三人连困了三天。军被、行军床，轮班眯眼，一边啃泡饼干一边等突发情况。第一个夜晚，床不够，只能轮流躺。每个人深夜都处于一种空前紧绷的状态。

广播事业局很快传开消息，大多数职工交口称好，部分人精神紧张。但整体上，场面并没有如人们担心的那样失控。耿飚把控宣传阵地，用得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也非多高明的谋略，不过讲究一个快准狠。现实没给他太多犹豫空间。这时候谁多说一句废话，可能最后就不是胜利。真有时候，决定做事的不是谋略高低，就是胆量和执行。谁笑到最后，还真不一定。

一周过去，中央把隔离“四人帮”的消息全国公布，街头到处是庆祝人群，又是横幅，又是标语。耿飚三人撤出广播局，这场被历史后来命名为政治风波的特殊夜晚，也算有了自己的段落。他们完成了任务，但很多人不觉得这些是传奇，有的只是压力和沉重。

如果非要说这场风波说明了什么，大概是权力更迭和话语归属的零度碰撞吧。毛主席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带有神秘色彩的“临终遗嘱”，一切不过是正常决策的延续。而局势转折的每一个细节，藏着多少人不曾察觉的小动作。对所有亲历者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那些表面写在纸上的词句，而是亲身经历时的临场感——手握文件，身在风暴中央的无措和镇定。

细节、抉择、命运，没有谁是真的一锤定音。人心、利益、舆论，还有那张最普通的“手令”，勾勒历史的弧线。有时候，看似完美的安排，其实漏洞百出。矛盾的背后，不全是阴谋，有时不过是自保。

就这样，有些事过去，便被另一波新闻推着前行。没什么终极答案，就是有人经历了，有人没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