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场不太易察觉却意义深远的性格变迁之中——特别是年轻人的性格特征，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明显变化。
最近由英国《金融时报》通过“Understanding America Study”（UAS，美国理解研究）数据作图与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耐人寻味：自2014年至2024年间，16–39岁年轻成年人的“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显著下降；与此同时，神经质（易焦虑、情绪波动）上升，而宜人性与外向性也出现下滑。整张图把2014年的平均水平设为50，以此为基准，清晰呈现出不同年龄组在这十年间的相对迁移轨迹。
为什么这事值得注意？性格研究中常说的“五大人格”（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并非无关紧要的抽象标签。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责任心与个体在职业表现、学业完成、健康行为甚至寿命等多项现实结果密切相关：责任心高的人更有自律、能坚持目标、少拖延、更可靠，这些特质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是“长期回报”的重要来源。若一代人的责任心总水平出现系统下降，长远来看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家庭稳定性、社会信任与公共事务参与度等面向。
把目光回到数据与研究本身。图表所用的 UAS 面板，是一个由南加州大学维护的长期互联网调查样本，包含数千名受访者的纵向测量，因此能捕捉个体随时间的变化与群体趋势。这正是 FT 分析所依托的数据基础。更早的同行评议研究也发现，2020 年后尤其是在 2021–2022 年，对比2014–2019 的基线，外向性、宜人性、开放性与责任心都有小幅下降，而神经质在某些年龄段上出现上升迹象；这些变化在年轻人群中尤为明显，研究作者认为某种“成熟轨迹被打断”的现象正在发生。换句话说，疫情与随后的社会长期扰动，似乎对仍处于性格塑形关键期的年轻成年人产生了可测量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在驱动这种趋势？研究者提出了几条可能的解释，但同时也谨慎地指出，因果关系并不简单。几点可供参考的线索如下：
第一，数字化生活与注意力分散的长期侵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与流媒体服务把即时满足、碎片化注意力与持续投入的成本不断降低，容易削弱对长期承诺（如稳定工作、长期项目、维持长期人际关系）所需的耐心与习惯性的自律。研究者指出，面对无穷的在线刺激，许多年轻人报告更容易分心与更少的坚持感。
第二，疫情造成的生活中断与不确定性并非短暂冲击。长期的隔离、就业与教育的不稳定、以及持续的社会焦虑，可能改变了成长环境中塑造责任感与社会技能的关键经历。Sutin 等人在对 UAS 的分析中发现：当把 2021–2022 年的数据纳入后，某些人格维度的下降幅度明显超过疫情早期的短暂波动，提示长期社会性压力能在群体层面“弯曲”性格发展的轨迹。
第三，经济与社会结构因素也不能忽视。住房难、就业不稳、延后结婚生子等现实困境，会影响年轻人的生活安排与价值取向——当“可预见的成年生活路径”被模糊或收缩时，许多人对长期规划与责任承担的动力也会下降，这既有心理维度也有制度与物质条件的根源。研究者在文章中也把这些社会经济背景与数字文化一并纳入讨论，认为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观察到的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统计上可观察到的变化具有显著性，但变化的“量级”仍属中等（多个研究把幅度描述为相当于一段年代的正常变化量级），并非所有人都发生了根本性人格改变；而且人格并非注定不可更改。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格在成年期仍有可塑性，教育、社会政策、家庭与职场环境的设计，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积极的性格发展。研究者也给出一种基调：虽然这些发现令人不安，但并非宿命，社会与制度可以采取措施，帮助恢复或重建责任感与长期投入的能力。
对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家庭而言，这组发现有几点值得立即关注：
第一，重视早期成人期的社会支持与稳定机会——就业、住房、职业培训与心理健康服务，能为年轻人提供实践责任与长期承诺的“舞台”。
第二，在数字素养与注意力管理教育上做投入，帮助人们学会在高刺激环境中维持深度工作与长期目标。
第三，企业与公共机构在考核与激励机制上，应考虑如何鼓励耐心与守信的长期行为，而不仅仅是短期表现的即时回报。
最后，媒体与公众讨论不应把“代际指责”作为主基调，而应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通过制度与文化设计来修复或引导性格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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