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修史书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差,可信度最低就是官修明史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清朝是关外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能够入主中原偶然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加强思想和文化统一,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文字狱、销毁篡改明朝史书、诋毁明朝君臣,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丑事,败绩与不堪更是大力进行拆改隐藏,乃至于彻底不记载,甚至乎让一些人从历史上“消失”。

在被消失的人其中就有一位在明金战争中大放异彩,七次打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牛人——袁可立。努尔哈赤在袁可立的面前屡屡碰壁,以至于袁可立这三个字成为满清不可提及的一个人,此人如此骁勇善战,但在明史里却几乎消失不见。主要成就是被清朝忌恨故明史无传。这可谓明朝众将臣少有的无上荣誉!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袁可立在天启二年至天启四年任登莱巡抚,是明末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被称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清官廉吏和抗击后金名臣,万历十九年八月,袁可立进士及第之后第一份工作进入司法口,以苏州推官(正七品)出仕,掌理刑名、赞计典。就是在推官这个佐贰官的官位上,袁可立做出了成绩,做到了大明三百年第一推官。

为老百姓平冤昭雪,不避权贵。他有着断案如神的能力,在各地都曾为老百姓平反冤案,比如湖州,苏州。这两个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错综复杂,但都被他摆平了。琉球人也被他救过,因此为他建庙奉祀,以感袁公之大恩大德。后来袁公巡视京西,又处理为非作歹的士绅,有“袁青天”之美名。

天启二年四月初十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袁可立在登莱巡抚任上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其实主要是做了一件大事:“策反镇守辽南盖金复三州的清军将领刘兴祚,即努尔哈赤侄女婿刘爱塔暗通明朝,并策动后金辽南金盖复三州叛乱”,之后借机派兵收复并在金州和旅顺修城固守。就此让努尔哈赤饮恨沙场。

在此期间,袁可立麾下主将毛文龙恢复的辽东半岛一系列的城市,都是作为袁可立的下级而完成的。到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再次启用、获得了总督登州的大权之前,毛文龙的东江军始终属于登州战区的辖制,不属于关宁军的管辖。袁可立辞去登州督师的职务后,天启皇帝让袁可立为兵部侍郎乃至尚书的职衔,并以兵部尚书致仕 。天启七年八月加太子少保。崇祯朝之后袁可立就从历史消失了。

袁可立在登莱巡抚的时候,先是剿灭招降为患多年的乱军,在当地招安流民,发展经济。接着训练出了一支5万多人的水师陆战军队,4000余艘战船。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治下军民面貌焕然一新,袁可立就开始率领士气高昂的军队与金军作战。

天启三年七月,努尔哈赤攻占旅顺,复州和金州卫。袁可立于是率军出击努尔哈赤,一战收复辽东要塞金州卫。随后袁可立又命张盘尘世带兵,接连攻克复州、盖州两卫及旅顺、红嘴、望海、永宁等要塞,史载:使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

努尔哈赤当然不甘心失败,于是带着军队奋力反击,期望夺回失地,但无一例外被袁可立击败。袁可立这次的收复辽南之战,是明末史上明军屈指可数的主动出击并胜利收复大量国土的战役。后来所谓的“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不可比拟的。因为那些并不是进攻型胜利,是防守型胜利可惜的是,当时明军后方东林党和阉党争斗不断,而袁可立又不参与党争,被两党给孤立,仅仅在前线待了不到三年就被迫罢官。

袁可立在登莱巡抚任上不到三年,竟然接连七次击败努尔哈赤交战,袁可立运筹帷幄,驭事多方略,节制悍将毛文龙,“舳舻相接,奴酋胆寒”,对敌形成大兵压境之势,使得努尔哈赤非常讨厌袁可立,因为对方不仅在明面战斗中让他吃瘪,暗线中同样也让他头痛,最可气的是袁可立竟然能把自己的女婿给策反了。努尔哈赤的女婿叫刘爱塔,汉名则唤刘兴祚。刘爱塔在1605年被金兵俘虏,成了首批投降后金的汉人。因为他非常能干,他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军事防务,刘爱塔在后金崛起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拉拢刘爱塔努尔哈赤将女儿嫁给了他。

而在袁可立劝说之下,晓之以情,终于使得刘爱塔成功回归大明,最后始终活跃在抗金的第一线,在与金兵作战中英勇战死。此事对后金军心打击极大,使“伪将人人自危”,对于努尔哈赤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成了整个清廷的禁忌,之后没人愿意再提起。

接着,袁可立打下金州,收复旅顺。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并形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使得擅长骑兵作战的后金处于被动,战略物资短缺。趁秋熟之际,后金来抢秋粮,数次被袁可立调动水陆多路军队,杀得大败而归。袁可立之战,贵在主动,赢在布局。而在袁可立被罢官后,苦心经营的战线也随他的罢官而废驰了,之前收复的据点又相继沦陷,辽东的形势再次急转直下。

按常理来说类似他这般显赫的经历,足以立传了。可康雍乾时期编修的《明史》中,袁可立三个字仅仅不痛不痒的出现三次。

只因他太牛了,所以满清只能尽可能地抹黑他,抹杀他的事迹,禁毁有关于他的传记和著作,使得他在历史上成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在满清入主后,清修《明史》,对袁可立、刘爱塔等人都不立传,并在其后文字狱中毁其相关文献,袁公诗稿也遭禁毁,只有几首刻在石上的诗留了下来。即便是到了光绪十七年的时候,大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而崇祯不重用袁可立很大原因在于,袁可立是孤臣,他既非东林,又非阉党,加上河南的乡党,基本是上也都有阵营,他势孤力单。又加上言官将他整的一塌糊涂,以致从登莱巡抚任上调离,入京当了闲差。而本就有嫌怨的阉党,自然也落井下石。而且出仕之后,只当了6年地方官,便被致仕,在家闲了二十多年。在朝中和官场,没有足够的积累,缺乏根基。1633年十月,心力交瘁、万念俱灰的袁可立薨逝于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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