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实施内政部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真正的拒服兵役者与假冒者区分开，前者被释放去从事国家重要工作，后者则被重新遣返军队，在军事监狱继续完成刑期，这也就是阿斯奎斯所说的“最严厉的惩罚”。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军方不愿意再次接收拒服兵役者，这些人最终留在民事监狱继续完成他们的刑期。但在法律上，他们仍属于士兵。军方仍对他们拥有管理权，任何有关他们的政策必须首先征得军方的同意。
监狱管理和重复监禁
根据内政部方案规定，继续被监禁的拒服兵役者包括良知理由不被法庭认可的假冒者，拒绝在中央法庭辩护或者不接受重审条件的绝对者以及被遣返的激进者。
这些人的思想、目的、态度各不相同，绝对者因为良知顾忌拒绝遵守某些监狱法规，而假冒者和激进者则是故意破坏监狱管理制度。对监狱管理者来说，将这些人关在同样的监狱，施加同样的纪律惩罚是非常困难的，更加困难的是对这些人进行辨别和区别对待。
因此，拒服兵役者与监狱中的其他犯人一样，受到监狱法规的约束。对普通犯人来说，接受并且遵守监狱纪律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对拒服兵役者来说，监狱的各项规定再次成为他们良知信仰的顾忌。
监狱职员对拒服兵役者以良知理由拒绝遵守监狱纪律感到困惑和恼火,他们按照惯常使用的惩罚措施处置这些人，这些惩罚措施包括单独禁闭、克扣食物、睡硬床板等等。
这些惩罚成为后来拒服兵役者指控监狱虐待和迫害的证据一开始，监狱对拒服兵役者的管理措施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政府已经为释放这些人实施了内政部方案，而这些人是因为拒绝与政府合作而选择在监狱服刑的。
因此，监狱对他们的一切管理都是合理恰当的。只是到了后来，当那些坚持不妥协的绝对者们一次次被审判，一次次遭受苦役监禁时，公众的关注才逐渐聚集到他们身上。
绝对拒服兵役者拒绝从事任何与军事服役相关的工作，他们要求无条件的绝对豁免。绝对拒服兵役者主要来自独立工党和贵格教会，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反征兵联合会领导人克利福德·艾伦和纳·布罗韦以及贵格教徒史蒂芬·霍布豪斯和休伯特·皮特(Hubert Peet)。
从兵役法案正式实施到最终被释放的三年多时间里，绝对者不断遭受监狱的重复监禁。一次监禁结束后，他们会再次收到军队的征兵通知，再次被征召进军队，再次因为拒绝履行军事义务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再次遭受监禁，这样的过程最多可能重复 5 次。
在反复的军事审判和监禁过程中，绝对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中央法庭要求重审案件并因此获得释放，但他们宁愿经受牢狱之灾的折磨，也不愿意接受任何有条件的豁免。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他们一直是最令政府头疼的拒服兵役者，但“谁也不会质疑这些人《良知信仰)的诚性”，#他们属于服兵者中最诚也最固执的群体。
虽然军事法庭最多可判处拒服兵役者2年监禁，但军事委员会在复审时通常会将这一刑期削减至 112 天，因此，大多数拒服兵役者的刑期通常是 1-4 个月。
在制定内政部方案时，政府似乎忽视了拒服兵役者在刑期结束后有可能会被再次送进监狱的现实,或许它认为在监禁结束后拒服兵役者就会接受内政部方案，或者军方会大方地免除这些人的兵役。
总之，事实是，当这些绝对拒服兵役者的监禁刑期结束后，他们再次被法庭判处监禁。随着 1917 年越来越多的刑期即将结束，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重复判决将会出现，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重复判决将会成为绝对拒服兵役者一条没有尽头的艰险之路。
要求释放拒服兵役者的政治活动
从1917 年6月份开始，有关绝对者和重复审的问题已经成为议会讨的焦点之一。 6月18、27 日，菲利普·斯诺登、托马斯·华纳(Thomas Warner)约瑟夫·金(Joseph King)、约翰·怀特豪斯(John Whitehouse)等议员先后就拒服兵役者被重复审判和监禁的问题持续向军方提出质询。
到11月份，议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进入白热化，辩论双就是否应该继续对绝对者进行重复审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1月11日，帕穆尔勋爵Lord Parmoor)要求上院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拒服兵役者受到连续监禁的问题。
据帕穆尔勋爵所言，在监狱关押的 1300 名拒服兵役者中，有约 1000 人遭受2 次以上的重复监禁，其中419人是第二次被监禁，489 人是第三次被监禁，34 人第四次被监禁，有 4人是第五次被监禁。
帕穆尔认为这样的重复监禁对拒服兵役者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永久的损害，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报复性惩罚，是不合理、不公正、非理性的解决措施。帕穆尔勋爵的观点代表了议会中支持绝对拒服兵役者的议员的态度。
他们认为绝对者在第一次监禁结束后就应该获得绝对豁免,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审判和监禁。议会中的反对者则认为，任何对拒服兵役者的法律之外的纵容措施都是不公平的，是对公民感情的伤害
陆军部代表坚持认为，对这些拒服兵役者的重复监禁是各级法庭根据《兵役法案》和军事法律规定做出的判断，重复监禁的结果虽然遗憾，但却是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
在这些辩论中，虽然多数议员对绝对者遭受重复监禁表达了同情,要求释放绝对者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议员的响应，但军方的坚持使得这些争论并没有形成议案，重复监禁问题被提上了内阁讨论的议程。
将这一问题诉诸内阁的核心人物是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作为一名保守党成员，米尔纳勋爵之所以在释放绝对者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积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米尔纳勋爵支持义务征兵制，但反对重复监禁绝对者。
在他看来，这种重复监禁违背了义务征兵的原则，他要求释放所有真诚的拒服兵役者。另一方面，米尔纳勋爵的参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绝对拒服兵役者史蒂芬·霍布豪斯的关系。
史蒂芬·霍布豪斯出身名门望族，是公认正直而诚实的贵格教徒1917 年中旬，在刚完成 112 天的劳役监禁后，他再次被法庭判处监禁，而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急剧恶化。
史蒂芬的家人，尤其是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霍布豪斯为营救儿子积极活动，争取到了包括米尔纳勋爵在内的与霍布豪斯家族关系密切的各色政治人物的支持，这是米尔纳勋爵积极要求释放包括史蒂芬·布豪斯在内的绝对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7 年5月9日，尔纳爵第一次就释放绝对者的问题向内阁提交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指出，政府自始至终都了解绝对拒服兵役者的存在，并通过 1916年的两次《兵役法案》明确规定授予这些人绝对免。
然而，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具有虔诚良知信仰的绝对者遭受到政府严酷的对待，因此，他要求以更具灵活性的手段处理绝对者的案件，即绝对者应该被特赦。
5月22日内阁会议讨论了米尔纳勋爵的备忘录。查尔兹上将在这次内阁会议上明确表达了陆军部的态度:绝对者中存在一些鼓吹破坏征兵体制的政治拒服兵役者，这些人应该被继续监禁。
凌驾于法庭和法律之上的行政特救是不可能的，即便可以，实践中也没有区分真诚绝对者和政治煽动者的方法;民众已经对这些人丧失同情舆论不会同意释放他们;他还指出这些绝对者的身体状况还没有恶化的需要被释放的程度，监狱不会出现拒服兵役者的死亡事件。
总之，陆军部反对释放任何绝对者。内阁最终采纳了查尔兹的建议，拒绝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调查。10月20日，米尔纳勋爵第三次向内阁提交备忘录，严厉驳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325日，内阁会议对委员会的报告和米尔纳勋爵的备忘录进行讨论。
尽管内阁成员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较多分歧，但会议最终决定，拒绝授予任何正在监狱服刑的拒服兵役者绝对豁免权，授权内政部自行决定是否给予服刑期不满12个月的拒服兵役者监狱特别待遇。
对拒服兵役者来说,这一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它表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结束,监狱中的拒服兵役者似乎不可能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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