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军方的命令发出后，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加沙北部的家园，向南转移。但不管是逃亡路上还是艰难抵达加沙南部后，炮火威胁并未远离。
当地时间10月17日，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和拉法的轰炸。当被问及以色列为何在呼吁民众撤离北部后，持续对加沙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尼尔·迪纳尔称，以色列试图避免平民伤亡，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分子藏匿在平民之中。迪纳尔还表示，加沙南部相对安全，但也不是完全安全。
同一天，北部加沙城的一座医院遭到轰炸。加沙卫生部门称，袭击由以色列发动。多家媒体还援引加沙卫生部匿名信源报道称，袭击已造成至少500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根据他们的情报，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偏离了轨道，击中了该医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后强烈谴责针对加沙医院的致命袭击，表示医院和医务人员应该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则表示，该机构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学校当天也遭遇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拉扎里尼表示，袭击发生时，至少有4000人在这所由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改成的避难所里避难。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称，违反国际法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的数据，截至10月17日，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2500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的数据显示，1400余名以色列人在冲突中死亡，另有至少155人被哈马斯挟持至加沙地带，至今生死未卜。近东救济工程处指出，目前加沙死亡人数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以及至少11名巴勒斯坦记者、28名医务人员和14名联合国工作人员。
10月11日，被摧毁的加沙城贾巴利亚难民营。图/视觉中国
“新的纳克巴”
清晨5时，一通以色列号码的电话唤醒了睡梦中的塔里克·哈贾季。“你必须疏散到南方去，你得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说话者自称以色列国防军成员。
哈贾季和家人住在加沙市中心以东的舒加艾耶。哈马斯曾经的二号人物艾哈迈德·贾巴里长期以舒加艾耶为据点，直到11年前被以色列暗杀。
10月7日清晨，在密集发射的火箭弹的掩护下，约1500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炸毁加沙边境的围栏，分乘快艇、卡车、滑翔伞等交通工具，从海陆空潜入以色列南部，向边境城镇、集体农庄和过境点发动袭击。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表示，该组织发动这次袭击是因为以色列对加沙的长期封锁、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以及亵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等针对穆斯林的罪行。
袭击发生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哈马斯宣战，称要进行“强有力的报复”。10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击退越境攻击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后，警告加沙北部即将成为战场，要求当地110万平民为自身安全考虑，撤往南部。这一要求被视为以色列将发动地面进攻的信号。
当天收到以军要求撤离的警告后，哈贾季一家将床垫、煤气罐、剩下的食物和水塞进汽车，前往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这已经是这家人在巴以新一轮冲突后的第二次逃亡。
通往南部的道路上排起大约16公里长的队伍。卡车、巴士、马车、徒步者，都在向南走。妇女光着脚在路边奔跑，肩上是哭泣的孩子。小汽车里挤满十多个人，相互叠坐在一起。从加沙市到汗尤尼斯的车程以往只需要17分钟，这次哈贾季却开了整整三个半小时。
以色列军队告诉逃难者，当日下午3点到晚上8点，加沙北部和加沙城的平民可以安全地转移到南部。“他们欺骗了我们，”哈贾季表示，“他们轰炸了一辆满载的大卡车，我们被迫在路上越过尸体和四分五裂的孩子。”
供职于当地媒体的哈贾季书写过很多关于1948年巴勒斯坦人逃亡的故事。“这一次，我亲眼目睹了所有这些场景。我在路上看到的景象只能被描述为一场新的纳克巴。”
10月16日，加沙地区，一名空袭中受伤的巴勒斯坦民防官员在担架上接受紧急心肺复苏。图/视觉中国
1948年5月，在英国终止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包括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当时的外约旦在内的阿拉伯邻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打响第一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在战争中摧毁了数百个巴勒斯坦村庄，导致约7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乡背井，成为难民。这场大逃亡被巴勒斯坦人称为 “纳克巴”，意为“浩劫”。
“加沙地带”就在这场浩劫中应运而生。1948年之前，“地带”这一地理单元并不存在。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四个世纪里，以及英国托管期间，加沙是一个“区”。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前，加沙区的面积为1196.5平方公里。以色列在战争中控制了加沙区七成土地，西奈半岛以北的滨海土地约365平方公里则被埃及占领，这片狭长的区域即日后所称的“加沙地带”。
“加沙地带”位置示意图。图/网络
大约22万巴勒斯坦难民在1947年至1948年间从雅法（1949年后与特拉维夫合并）及南部沿海地区涌入加沙地带，当地人口在短期内增加了两倍。然而，埃及关闭了加沙的港口，加之战争中大量农田被毁，以农业为支柱的经济走向崩溃，加沙基本没有能力养活新来的逃难者。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从1950年起在加沙运作，为难民提供救济和关键保护。埃及放松对加沙的军事管制，要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随着加沙港重新开放，加沙标志性的作物柑橘获得了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原住民从中获得了经济收益，但难民仍基本被排斥在经济活动外。
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加沙，并在此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当地巴以军民冲突不断。在以色列占领时期，大量加沙人开始前往以色列从事体力劳动，当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不过，外出务工者没有给加沙本地农业和工业发展带回技术和资源，以色列对加沙经济部门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很少，因此加沙的经济结构依然十分脆弱。
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拉·罗伊长期在加沙进行田野调查。她指出，以色列占领加沙后，一直蓄意限制当地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为的是阻止巴勒斯坦建国。在罗伊看来，此后的封锁也延续了这一系列政策的逻辑。以色列人权倡导组织Gisha的执行主任塔尼亚·哈里则指出，以色列的政策是“加沙可以接受援助，但不能发展经济；可以维持生计，但不能繁荣”。
1987年，巴勒斯坦人发起第一次“因提法达”（阿拉伯语意为“起义”），宣泄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不满。为了平息席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起义，以色列一边在加沙周围修建隔离墙，一边与相对温和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保持接触，希望对方能阻止激进派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崛起。
1993年签订的《奥斯陆协议》是第一次“因提法达”的间接产物。根据该协议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预期，情况会有所改善，但实际上他们进一步失去了跨境自由以及在以色列的工作。《纽约时报》1995年的一篇报道写道，巴勒斯坦人依然“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监狱里”。到了2003年，以色列社会学家巴鲁克·基默灵形容说，以色列已将加沙变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
由于犹太定居者与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流血冲突不断，以色列军队于2005年离开加沙地带，结束长达38年的占领。但此后以色列仍控制着加沙的边境、领空与海岸线，加沙形同孤岛。2006年，哈马斯在地区选举中获胜，取代法塔赫成为多数派。不甘失势的法塔赫与哈马斯展开内战。2007年，哈马斯占领加沙地带，法塔赫据守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随后宣布加沙地带为“恐怖组织”所控制的“敌对实体”并在埃及的支持下实行海陆空封锁，仅开放一个过境点用于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封锁的目的，是集体惩罚民众，逼迫他们对哈马斯反戈相向、迫使该组织弹尽粮绝。
管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法塔赫逐渐放弃暴力活动，加沙则在长期封锁下陷入暴力循环，逐步变成巴以冲突的主战场甚至唯一战场。每次遭遇哈马斯的袭击后，以色列就会进行武力打击，削弱哈马斯的力量。而后，国际社会介入斡旋，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通常会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而哈马斯则会压制加沙地带的反以暴力活动。塔尼亚·哈里指出，“每次停火协议的条款都是同一主题的变体：扩大捕鱼区，允许更多货物进入加沙，向更多人发放出境许可证。但以色列经常不执行协议条款，加沙的绝望局势继续恶化。”
如今的加沙有230万人，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经年的封锁已摧毁加沙的经济和基础设施：80%的人口是难民，大约一半的人吃不饱饭，95%的民众无法获得清洁的饮用水。
为报复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自10月9日起切断了加沙的水、电和燃料供应，一场更加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迅速席卷该地区。
以色列能源部长卡茨在10月15日表示，已恢复对加沙南部的供水。但加沙地带内政部于一天后表示，以色列在过去十日内没有向飞地提供过清洁用水。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言人朱丽叶特·图马10月17日称，加沙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没有水，“水正在耗尽，而水就是生命，加沙的生命正在耗尽”。
世界粮食计划署10月17日表示，加沙的粮食库存将在两周内耗尽，而载有大量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仍滞留在拉法过境点附近，等待进入加沙。世界粮食计划署中东和北非高级通讯官员阿比尔·埃特法称，埃及方面以边境安全和安保问题为由，推迟了人道主义卡车进入加沙的时间。
埃及和加沙地带之间的拉法口岸。资料图
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代表理查德·皮珀科恩也表示，燃料、水、食物和医疗用品即将耗尽，灾难正在加剧。以色列要求的撤离范围涵盖加沙北部的23家医院，将影响2000多名患者、工作人员以及在这些地方避难的人群。“强行疏散医院使病人的生命面临直接危险，对那些需要重症监护和救生手术的人来说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皮珀科恩指出，这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媒体报道称，南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也人满为患，大量截肢或因脑损伤和严重烧伤需要手术的病人已无床位可使用。一次性的胸管也即将用完，医生只能对胸管进行消毒来反复使用。
哈贾季一家抵达汗尤尼斯时，街面上到处是无处可躲的难民，面包店要排队三小时才能买到面包。哈贾季担心撤离的命令会再次到来，要求他们离开汗尤尼斯，前往边境城市拉法或者撤离到埃及。“很快，我将开始书写我的纳克巴。”
“谁真正想要和平？”
这一轮巴以冲突发生后，以色列在一开始的6天时间里向加沙投掷了4000吨炸药，规模超过2006年以来任何一次与哈马斯的武装冲突。与此同时，以色列动员了36万名预备役军人，可随时调遣的士兵数量超过50万。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7日表示，在动员了数十万后备力量和数天的战斗后，正准备实施“广泛的进攻计划”。目前以色列的空袭目标集中于加沙北部，包括哈马斯和杰拉德的军事指挥部、观察哨、火箭弹发射场地。
加拿大布洛克大学运筹学副教授迈克尔·阿姆斯特朗表示，近期以色列与加沙的冲突，要么以双方在两周内宣布停火作结，要么就是以色列在持续一周多的空袭后入侵加沙，战事继续升级。
根据阿姆斯特朗的研究，在以往以色列与加沙的冲突中，空袭并没有减缓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射火箭弹的速度，只有地面攻击做到了这一点。但阿姆斯特朗怀疑，以色列是否会尝试全面入侵加沙，以及哈马斯是否能被消灭。
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写道，加沙是“始终是抵抗和斗争的中心”。从上世纪50年代起，加沙成为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力量的训练场。法塔赫的创始成员中有来自加沙的难民，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等武装派别的主要领导人则在加沙难民营出生长大。
成立于1987年的哈马斯在第一次“因提法达”中展露头脚。1997年，哈马斯因袭击以色列目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其他一些欧美国家则对哈马斯的政治部门和军事部门做了区分，认为前者合法，后者是恐怖分子组织。起初，哈马斯的政治和军事实力都比较薄弱。在伊朗、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下，2008年哈马斯首次向以色利发动战争时，已建立了一套军事组织结构，培训了上万名战士，并掌握了发射简易火箭的能力。2014年，在与以色列的第三次战争中，哈马斯开发出一套隧道系统，其中一条用于潜入以色列突袭，另一条用于从埃及运输武器。
此外，哈马斯的火箭弹数量和射程都有所增长。去年，哈马斯在11天内向以色列发射4300枚火箭。10月13日，以色列国防部数据显示，哈马斯在前7天的攻击中，就发射了6000多枚火箭弹。在第一天的袭击中，哈马斯使用了2500枚火箭弹，此后每日大约发射700枚。
“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可以摧毁制造大中程火箭弹的设施，并试图找到任何隐藏的库存……但哈马斯已经表明它可以重建被摧毁的能力，所以除非以色列人想留在加沙，否则不可能解除该组织的武装。”阿姆斯特朗表示。
自2005年撤出加沙以来，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有限的地面入侵。作为对哈马斯2009年发射火箭弹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起“铸铅行动”，以阻止武器走私进入加沙。2014年，以色列再次进入加沙，摧毁哈马斯进入以色列的隧道。“护刃行动”持续了50天，夺去了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70多名以色列人的生命。
以色列军方在2014年的一份政府报告中估计，全面收复加沙需要5年时间。报告指出，这项任务将杀死约2万名哈马斯武装分子、清除加沙地带的武器，代价是会造成数百名以色列士兵阵亡、数千名加沙平民死伤，且很可能导致国际孤立。
征服加沙除了会带来高伤亡率，管理和重建加沙也将成为以色列的责任，这将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什米尔·巴尔此前曾表示，“没有人真正希望发动地面攻势，因为这意味着还要接管人民的需求，（处理）日常的叛乱活动”。巴尔表示，对哈马斯最有效的威慑就是定期摧毁其武装能力，使其成为一支虚弱的力量。
长期报道巴以冲突的以色列记者尤瓦尔·亚伯拉罕指出，在过去与加沙的冲突中，内塔尼亚胡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在加沙使用军事力量主要采取短期战术，在削弱哈马斯、制造混乱、获得可以向选民展示的“胜利”后就收手。第二，将哈马斯视为一种资产，维护其作为加沙管理机构的地位。因为只要哈马斯继续掌权，加沙和西岸就不会形成统一的巴勒斯坦领导层，可以阻碍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第三，蓄意对加沙平民造成集体伤害，比如切断供水、实施封锁、炸毁住宅楼等。这种战术表面上是向哈马斯施压，但主要是为了迎合以色列公众，制造胜利的假象。亚伯拉罕指出，在内塔尼亚胡治下，这三项原则摧毁了加沙，却加强了哈马斯的力量。
自2021年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普遍规模较小，直到发生10月7日的越境袭击。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哈马斯通过展示实力的方式，将巴勒斯坦独立斗争重新带回国际讨论的前沿。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内森·布朗则指出，这次袭击可能是哈马斯内部某些力量试图 “打破多年来形成的与以色列的相处模式”。以色列多年来一直以暴力遏制加沙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而本国人民仅付出有限的代价。此外，哈马斯的袭击也可能是迎合年轻人群体上升的激进情绪。
面对来自加沙的袭击，历届以色列政府的解决方案都受到诟病。“如果他们从地面进攻，我们就修建隔离墙；如果他们通过隧道进攻，我们就修建地下屏障；如果他们发射火箭弹，我们就设置防空系统；如果他们杀害了一些我们的人，我们就杀害更多的人。”以色列政治活动家哈盖·马塔尔表示。“以色列与加沙的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作为对暴力种族隔离的反应而自然产生的抵抗，也没有军事解决办法。”
有分析人士指出，要实现持久的和平，可能需要哈马斯与约旦河西岸的竞争对手达成和解。哈马斯于2023年7月与法塔赫等其他几个巴勒斯坦派别成立了一个和解委员会，但进展有限。
“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暴力催生暴力。”长期报道巴以冲突的记者阿尔瓦·达蒙写道，“如果没有哈马斯和其他组织的威胁，以色列就不可能也不会得到现在这样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装派别也都因武装冲突而获得了权力和声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真正想要和平？”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10月17日访问特拉维夫，成为此轮巴以冲突后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外国领导人。朔尔茨称，此刻德国唯一的位置就是站在以色列的身边，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以色列有权自卫对抗恐怖主义，同时也呼吁以色列让人道援助抵达加沙，努力保护平民、避免平民伤亡。
10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拜登在行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专访时表示，“以色列若再次占领加沙将是一个错误”，并重申必须保留一个巴勒斯坦当局、维持通向巴勒斯坦建国的途径。在前往以色列途中，拜登还对加沙医院遇袭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可怕生命损失“感到愤怒和悲痛”，但没有就谁应为此事件负责发表看法。
记者：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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