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冬眠

编辑｜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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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743年，乾隆八年，北京城的街头巷尾，热浪滚滚，大清帝国的心脏，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高温袭击。

太阳毒辣得像要把一切都融化，天上的云彩全没了踪影。那年七月二十到二十五，整整六天，温度持续超过40℃。

北京的法兰西传教士宋君荣，惊恐地记录下了44.4℃的天文数字。这个温度，不但在当时让人怀疑天地失序，到今天都还没被打破。

接下来的故事，可能会让你对这场极端天气有全新的认识。乾隆皇帝是怎么应对的？这个夏天，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

北京热疯了，整个北方都撑不住

这年夏天，华北的天像是坏掉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48个府县，几千万人的生活全被高温搅乱。到七月，老天像是疯了，热浪一波接一波。

宋君荣的温度计摆在北京城外，7月20日那天，温度飙到41℃，第二天42℃，第三天43℃，一直到25日，直接到了44.4℃，这是北京市气象史上最恐怖的数字。

别说清朝，就算是1942年那场大旱，最高也才42.6℃；1999年那年热浪，顶多42.3℃。1743年这场高温，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极端。

不只是北京撑不住，整个直隶、山西、山东，气温全线爆表。天津的县志写：“土石皆焦，桅顶流金。”

高邑县志记载：“铅锡销化。”青城县志甚至写道，“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金属都能化成水，树木被热死，地上的石头都烤裂了。

人命关天，一场大灾难

天气一热，最惨的永远是普通人。北京城，从7月14日到25日，热死的人有一万一千四百。这是宋君荣每天到各城门收尸点统计出来的数字。

每天出门的人，很多走到路上就再也没回家。肥胖的官员，待在家里都能猝死。天主教堂里的人，成群结队跪着祷告，希望老天怜悯。

整个华北，死亡数字加起来超过二十万。有的地方，河水成了温汤，牲口都不敢喝。人们只能在树荫下、井边、庙里凑合，晚上睡觉都要用湿毛巾盖头，就算这样，也还是觉得自己像在锅里。

灾情蔓延，社会动荡，流民四散

高温闹到这个地步，乾隆也坐不住了。他下罪己诏，说“天气亢旱，溽暑炎蒸，甚于往岁……皆因朕躬之阙失”。

意思是，天灾是老天对自己治国无方的惩罚。这在中国历史上不罕见，皇帝把天灾当“天谴”，自责，缓解社会情绪。

同时乾隆紧急拨了1万两白银，让官府按户发放冰块，开街头汤药摊，设避暑棚子，让百姓能有口凉水喝，有地儿歇脚。

监狱里，轻罪犯人全放了，别等他们死在牢里。旱灾一直拖到第二年，逃荒的流民越来越多，朝廷只好在继续在城门口设粥厂，发粮救济，还得防瘟疫扩散。

朝廷虽然下了救济令，但人太多，钱粮跟不上。逃荒的人，沿路乞讨，实在不行就带着全家沿街卖艺，甚至卖儿卖女。说这是清朝最黑暗的一个夏天，一点也不夸张。

高温背后的真相

这么极端的天气，难道真是老天发火？两百多年后，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中国气候学家张德二研究发现，那几年正处在明清小冰期的温暖间歇期。

简单说，就是本来气候比较冷，刚好那段时间气温回升，暖高压系统一直死死压在华北上空，太阳活动也很强，空气流通不起来，热气憋在地面，越积越多。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赤道太平洋那年也偏冷，这导致高压气团几乎动都不动，华北成了天然的“大烤箱”。

这么极端的高温，1743年的人，除了拼命喝凉水，真没什么别的办法。

极端高温没过几年，极端严寒又来了

如果你以为那年热完就结束了，错了。到了嘉庆二十一年，也就是1816年，另一个极端来了。这回不是热，而是“无夏之年”。

四月东北的河水结冰，六月江西、江苏还下着雪。云南八月突然冷得像冬天，水稻减产四成以上。饿殍遍野，很多人卖儿卖女，只为了换口粮食活命。

天灾过去，社会从未恢复如初

极端天气面前，皇帝能做啥？嘉庆帝跟乾隆一样，下了罪己诏，开仓放粮。可问题是，这次影响太大，饥民太多。

云南饥荒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历史学家把1816年云南饥荒和1942年河南饥荒放在一起，说是近代中国最惨的灾年。

高温和饥荒带走的人口，短时间内补不上。田地荒芜，经济萎缩，流民带来的动荡，地方官府的无力，都在考验着清朝的统治。1743年这一场高温，是大清盛世的第一个警号。

到了近代，科技进步带来空调、电扇，气象预警也越来越强，高温天再难出现那样的惨状。

但人类和自然的相处，永远没有终点。

参考文献：

中国“15—19世纪最严重的高温事件”——清朝乾隆八年（1743）高温-2025-06-23-北京市方志馆-北京日报

《卖儿叹》李於阳

《清高宗乾隆朝实录》

《北京气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