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在经济、科技和工业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已经让西方主流媒体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科研和工业发展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但他们又无法摆脱长期以来对中国营造的刻板印象，或者说不情愿放弃他们信奉那套“中国崩溃论”的话语体系，对中国成就的赞誉往往伴随着“阴阳怪气”，最典型的话术就是“虽然中国…但是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英国《经济学人》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

该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副标题是“国家主导的模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但代价正在堆积成山”。看这副标，那酸味儿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该文章实际上承认了中国以国家主导的创新科研体制，举的例子之一是正在中国安徽合肥建设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该装置在全球核聚变反应堆研制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该项目的主导机构是从中科院等离子体所脱胎出来的企业“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这个项目是中国政府推进科研成果向商业产品转化的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类似的案例还有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等领域的创新。根据西方市场统计机构的研究结果，中国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60%以上，占全球锂离子电池产量的75%以上，已经主导了全球新能源技术和工业供应链。

（中国和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产值的比率曲线，中国一路赶超美国）

《经济学人》承认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步对于全球实现碳中和以及绿色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是面对这些成就，《经济学人》却仍然在试图代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创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管理严密的“创新链”，在这个链中，国家机构指导研究并促进市场化部署，因此中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生产和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主导地位是长期投资、政府补贴和政治优先考虑的结果，这与西方更多的采用市场驱动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仍然认为，这种模式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可能导致重复投资，最终又回到了西方那些话术，即所谓的“产能过剩”和对“长期的可持续性”表示质疑，特别是“如果创新变得政治驱动而不是以影响为导向”。

这些话术早就被我国政府反驳，而且西方的高科技和工业发展一样充满了政府的规划，比如欧洲八十年代发起的“尤里卡”高科技发展计划、日本政府持续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和在各个领域的科技攻关计划、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通过社会广泛参与推动技术突破，成为科技创新典范，近年还有特朗普政府主导的AI行动计划，以及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投资的一系列高科技研究计划等等。《经济学人》怎么不说这些计划“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回答必然是“那能一样吗”？典型的双标！

（世界主要电动汽车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对比）

中国成为高科技强国所造成的代价，就是西方在各个高科技和工业领域逐渐丧失主导权和话语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逐渐的崛起。当西方企业不能再依靠垄断高科技产业从发展中国家攫取高额利润的时候，他们就难以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和军事霸权，更将丧失对世界局势的掌握。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成为高科技强国，但在政治上却不是西方的附庸，不会听命于西方的指挥，所以他们能乐意看到中国崛起吗？

但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工业产值在全球工业产值中的比例一路飙升，从1990年前的不到5%，一直上升至30%左右，而美国则从高点的接近30%下降至2023年的17.2%。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仅比亚迪一家就占据全球市场的16以上（还不包括混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产量占全球产量超过60%。在军事领域更是不得了，比如海军，美国国防部在近两年的多个报告中屡次提到，中国的造船业产能是美国的200倍以上，因此中国海军的主力舰艇数量早就超过美国海军一倍，当然排水量还比不上但排水量超过美国海军也就是未来几年的事。这种趋势让美国和西方国家如坐针毡。

（中美海军主要作战舰艇数量的对比，中国仍是一路赶超）

《经济学人》的读者群是西方的精英群体，可以将其作为了解西方精英阶层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是其在经济、科技和产业领域的观察和分析往往具有参考价值。该杂志近年来对中国的态度也出现了一种复杂且动态变化的趋势，其报道基调中包含 “戒备”与“认可”并存。十几年前《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报道还是坚持“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体制不可能像西方一样实现创新，不可能在长期维持经济的发展，然而中国用自己的行动直接打了他们的脸。中国的崛起触动了西方在技术主导权、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敏感神经。《经济学人》的报道就反映了这种 “赞誉中带着戒备，合作中夹杂竞争” 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