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遗弃在偏僻山区的儿子，成了她内心深处永远的伤痛

我叫杨巧云，今年已经六十有五了。日子越过越好，住进了城里的楼房，每天早晨还能去附近的公园跳跳广场舞，儿女也都有了不错的工作。

但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那段知青岁月，想起我在偏僻山区留下的那个孩子——我的小宝贝，我的洪福。

那是一九六九年，我刚满十八岁，作为一名上海知识青年，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双鸭山地区的一个小山村。

临行前，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巧云啊，到了那边，要好好干，争取早日回城。＂

母亲则在一旁红着眼睛为我整理行装，塞给我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二十块钱。

那年月，二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色从江南的小桥流水逐渐变成了辽阔的平原，最后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和茂密的森林。

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的知青，有人唱《北大荒人的歌》，有人朗诵《雷锋日记》中的片段，试图驱散心中的不安与忧愁。

我们都很年轻，对未来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

到了双鸭山后，我们又坐了一天的卡车，才到达目的地——青山公社山溪大队。

下车时，天已经黑了，寒风呼啸，透过昏黄的马灯，我看到村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山溪大队欢迎知识青年＂几个大字。

我们被安排住在大队部临时搭建的宿舍里。那是一间土坯房，屋顶是茅草铺的，墙壁上的裂缝可以看到外面的星光。

北方的夜晚特别冷，我和另外五个女知青挤在一张大炕上，彼此取暖，聊着各自的家乡和对未来的憧憬。

第二天一早，大队书记赵大胜就来宣布分配方案。他是个四十出头的壮年汉子，脸上的皱纹里镶着黑土地的质朴和坚毅。

＂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和我们大队的实际情况，今天给大家分配一下工作。＂赵书记站在院子中央，声音洪亮。

我被分到了生产队二队，跟着社员们一起开荒种地。二队队长姓孙名长河，为人忠厚老实，是村里出了名的＂好把式＂。

孙队长带着我认识了村里的环境，告诉我哪里是水井，哪里是厕所，还交代了一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

＂上海来的知青啊，以前肯定没干过农活，慢慢来，别着急，有啥不懂的就问。＂孙队长拍拍我的肩膀，目光中透着鼓励。

刚到农村的日子异常艰苦。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哪里干过农活？

拿锄头的手磨出了血泡，弯腰割麦的腰酸得直不起来，抬水桶的肩膀勒出了深深的红痕。

夜里躺在炕上，全身像散了架一样疼。我偷偷地哭，想家，想上海的霓虹灯，想妈妈做的红烧肉和鲜肉月饼。

但年轻人就是有韧性，慢慢地，我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学会了插秧、锄草、收割，甚至连杀猪、剥玉米这样的活都能干得有模有样。

队里的社员们也渐渐接纳了我，不再把我当外人看。老大娘们会偷偷塞给我几个刚出锅的热乎玉米饼子，小孩子们会围着我，让我讲上海的故事。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刘洪福。他比我大两岁，是当地一个贫农家庭的长子，从小就在田间地头干活。

他个子不高，但结实有力，脸上总是挂着朴实的笑容，一双手粗糙得像树皮一样，却能灵巧地修理各种农具。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我从地里回来，路过村口的小溪，看见他蹲在溪边洗脸。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笑着点点头。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动了一下。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他教我如何辨认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何预判天气的变化；我则给他讲上海的故事，教他写一些简单的字。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友谊如同沙漠中的一泓清泉，滋润着彼此干涸的心灵。

队长孙长河似乎看出了什么，常常在分配工作时，让我和洪福一起干。有时候是一起去山上割草，有时候是一起去河边挑水。

有一次，我们去山上采野菜，洪福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远处的山峰说：＂巧云，你看那座山，像不像一个躺着的人？＂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看到一座形状奇特的山峰，轮廓犹如一个侧卧的巨人。

＂传说那是一个思念家乡的战士，他日夜守卫着这片土地，最后化作了山峰。＂洪福的声音里带着对家乡的深情。

在那些共同劳作的日子里，我们的感情日渐深厚。

一九七零年的春天，万物复苏，田野里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村口的杏树开满了粉白的花朵。

那天，我和洪福一起去山上挖野菜，准备给队里加餐。春雨过后的山林格外清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

洪福突然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桦树皮做的小盒子，递给我。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用松木雕刻的小鸟，做工粗糙但很用心，连羽毛的纹路都刻得细致入微。

＂巧云，＂他低着头，声音有些发颤，＂我...我想和你好。＂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红透了的耳朵尖，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

我没有立即回答，心里却早已有了答案。在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洪福的真诚和善良是我最大的依靠。

＂好，我愿意和你好。＂我小声地回答，脸颊烫得像火烧一样。

洪福听了，一下子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星星一样。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握住了我的手，粗糙的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姑娘。

我们的恋情得到了队里人的默许。洪福的父母也很喜欢我，尤其是他母亲王大妹，常常给我送一些家里种的蔬菜或者自己做的小吃。

王大妹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妇女，勤劳、质朴、心地善良。她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教我做北方的饭菜，讲述当地的风俗习惯。

我们计划等两年后我知青期满，就回上海结婚。洪福甚至开始跟我学习上海话，为将来可能的城市生活做准备。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一九七一年冬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起床，却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冲到门外就吐了起来。王大妹看到后，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这种情况仍然持续，王大妹终于忍不住问我：＂巧云啊，你是不是有了？＂

我愣住了，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这才发现自己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月事了。

这个消息如同一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一件极其羞耻的事情，更何况我还是一名知青。

我害怕极了，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大队领导和其他知青的目光，更不知道该如何向远在上海的父母交代。

洪福知道后，二话不说，立刻向队长请了假，骑着自行车去公社找了一位老医生。

老医生看了我的情况，说已经三个多月了，不能做手术，否则会有危险。

＂这孩子命大，留下吧。＂老医生说，＂好好养着，到时候生个大胖小子。＂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决定提前结婚。按照当地的习俗，洪福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礼品，上门来提亲。

虽然没有钱办大酒席，但队长孙长河特意杀了一头猪，让全队人都沾沾喜气。

我们在大队部简单地办了个婚礼，队长作为证婚人，祝福我们白头偕老。

婚后，我搬到了洪福家住。他家是典型的北方农家小院，一间堂屋，两间卧室，还有一个小厨房。

院子里有几棵枣树和一口水井，墙角种着几株月季，到了夏天会开出艳丽的花朵。

我和洪福住在东边的卧室，西边住着他的父母和小弟弟。房间虽小，但收拾得很整洁，墙上贴着我从上海带来的年画，床头放着一个小收音机，是洪福特地从集市上买来给我解闷的。

怀孕后，我不能再下地干重活，主要在家帮着做些家务。洪福的母亲对我很好，教我做北方的饭菜，给我讲一些怀孕期间的注意事项。

＂怀孕了就得多吃好的，补补身子。＂王大妹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留给我，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

每天晚上，洪福会搂着我的肩膀，轻轻地抚摸我日渐隆起的肚子，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等孩子出生后，我们就存钱，将来让他好好念书，考上大学，不像我们这样受苦。＂洪福的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期望。

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心里也有了做母亲的喜悦和期待。我常常想象着孩子出生后的样子，是像我还是像洪福，是聪明伶俐还是淘气活泼。

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个清晨，春风吹拂着刚刚抽芽的杨柳，带来了新生命的气息。

我感到腹部阵阵疼痛，羊水破了。洪福和他父亲赶紧用自行车驮着我去了公社医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在一声嘹亮的啼哭声中，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足有七斤重。

看到孩子的第一眼，我觉得他长得很像洪福，尤其是那双有神的大眼睛和挺直的鼻梁。

我们给孩子取名叫刘顺生，希望他一生顺顺利利。洪福抱着孩子，眼里闪烁着泪光，嘴里不停地说：＂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孩子的到来给我们的简陋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和希望。

洪福小心翼翼地把我和孩子送回家，全村人都来看望，带着鸡蛋、红糖和一些自家种的蔬菜，祝贺我们添了新丁。

夏天的夜晚，蝉鸣阵阵，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洪福抱着熟睡的顺生，我靠在他肩膀上，听他讲述小时候听老人讲的故事。

王大妹在一旁纳着鞋底，时不时抬头看看孙子，脸上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

这样的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温馨和满足。

然而，这份幸福没能持续太久。孩子出生后不久，我接到了上海家里的来信，说父亲病重，希望我能回去看看。

信是我的小弟弟写的，字迹潦草，但能感受到其中的急切：＂姐姐，爸爸病得很厉害，医生说可能挺不过这个夏天了。妈妈整天以泪洗面，你能不能回来看看？＂

我心急如焚，但又不忍心丢下刚出生的孩子和洪福。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暂时回上海一趟，待父亲病情稳定后再回来。

决定一旦做出，就要尽快行动。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留下了一些我的衣物给顺生做尿布和小衣服。

临行前，我把顺生紧紧地抱在怀里，亲吻着他的小脸蛋，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宝贝，妈妈很快就回来，很快就回来。＂我一遍遍地对他说，仿佛这样就能让他记住我的声音和气息。

顺生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小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角，不肯松开。我轻轻地掰开他的手指，把他交给了王大妹。

＂妈，我一定尽快回来。＂我哽咽着对王大妹说。

＂你放心去吧，孩子有我们照顾着呢。＂王大妹擦了擦眼角的泪，语气坚定地说，＂等你回来，顺生肯定长得更壮实了。＂

洪福送我到镇上的汽车站，一路上沉默不语，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在车站，他终于开口了：＂巧云，你一定要回来啊。＂

＂我一定回来，你和顺生等着我。＂我踮起脚尖，在他脸上轻轻一吻。

汽车启动了，我透过车窗，看着洪福的身影渐渐变小，直到消失在视野里。我不知道的是，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回到上海，我发现父亲的病情比信中说的还要严重。他患了肺结核，整个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说话都很费力。

看到我回来，父亲虚弱地笑了笑，说：＂巧云，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母亲则一把抱住我，泣不成声：＂女儿啊，你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在家照顾父亲，同时也在给洪福写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况，询问顺生的成长。

＂顺生最近怎么样？会笑了吗？我好想他，做梦都梦见他在我怀里吃奶的样子。＂我在信中写道，＂父亲的病情还不稳定，医生说可能需要做手术，我可能还要再留一段时间。＂

洪福的回信总是充满了对我的思念和对顺生的骄傲：＂儿子会笑了，特别是听到你的名字时，嘴角会咧得老高；儿子会翻身了，整天在炕上滚来滚去；儿子长了两颗牙齿，已经可以咬点窝头了...＂

每一封信都让我既欣慰又心痛。我能想象顺生一天天长大的样子，却不能亲眼见证这些成长的瞬间。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一拖就是半年。每次看到好转的迹象，我就准备启程回黑龙江，但总会在临行前父亲病情突然恶化。

这期间，母亲也因为过度操劳，身体每况愈下。她本来就有高血压，现在又添了心脏病，常常半夜胸闷气短，需要吃药才能缓解。

我不得不留在上海，照顾两位老人。每天晚上，我都会对着北方的方向，默默地想着远在黑龙江的丈夫和儿子。

一九七三年初，农历春节刚过，我接到了洪福的信，言辞比往常更加急切。

＂巧云，公社最近在征召青壮年去参加兵团建设，我被选中了，下个月就要出发，去更北的地方。顺生已经会叫爸爸了，却还不会叫妈妈，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都很想你。＂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立刻给洪福回信，说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我准备下个月回去。

然而，就在我准备启程的前一天，父亲突然病情恶化，吐血不止，被紧急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情况危急，需要家人陪护。医院条件有限，护工缺乏，很多事情都需要家属来做。

我再次被迫推迟了归期，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奈。

＂洪福，对不起，父亲又病重了，我真的分身乏术。＂我在信中写道，＂等父亲好一点，我一定立刻动身回来。你到兵团后一定要保重身体，别太担心顺生，有你妈妈照顾着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病重的父母需要照顾，一边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和儿子在等待我的归来。

我每天都生活在煎熬和自责中，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会让我痛苦不堪。

医院里的日子格外难熬。父亲需要定时吃药、打针、换药，有时候半夜还会突然发病，需要紧急处理。

母亲因为担心父亲，身体状况更加糟糕，有时候甚至需要我搀扶才能走路。

我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整日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脸上的笑容早已被疲惫和焦虑所取代。

一九七三年秋天，父亲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可以出院了。我决定立即动身回黑龙江。

然而，就在我准备买火车票的时候，上海的一家纺织厂来人动员我回城工作。

他们说，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特殊，可以优先安排我回城就业。这在当时是很多知青梦寐以求的机会，因为回城指标极其有限。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内心的纠结。回城工作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和条件，可以更好地照顾父母；但同时，也意味着我可能要长期与洪福和顺生分离。

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巧云，你还年轻，前途无量。这次回城的机会千载难逢，别错过了。＂父亲虚弱地说，＂至于你在黑龙江的事，等你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他们过来。＂

母亲也劝我：＂女儿啊，你已经为这个家牺牲够多了。这次就听妈的，留在上海吧。将来有机会再去接你的孩子。＂

在父母和亲友的劝说下，我最终接受了回城工作的安排。我给洪福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我的决定，承诺会想办法接他们来上海团聚。

＂洪福，我知道这个决定很自私，但我真的别无选择。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需要有人照顾。我答应你，一定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团聚。＂

然而，当时的政策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城，这个承诺注定是难以兑现的。我心里明白，但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我开始了在纺织厂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在机器轰鸣声中度过八小时，然后回家照顾父母。

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稳定，能够负担起父母的医药费和日常开销。我省吃俭用，把一部分工资寄给洪福，希望能改善他和顺生的生活条件。

闲暇时，我会给洪福和顺生写信，寄一些上海买不到的小东西。一开始，洪福的回信还很规律，充满了对我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回信越来越少，语气也从热烈变得平淡，最后几乎断了联系。

我尝试打电话到公社，但总是无人接听或者说找不到人。我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

一九七八年，我收到了最后一封来自黑龙江的信。不是洪福写的，而是他的母亲王大妹。

信中说，洪福在兵团工作期间遭遇了意外，不幸去世了。顺生现在由她和老伴抚养，已经上小学了，成绩很好，就是常常问起他的妈妈在哪里。

＂巧云啊，我知道你在上海有自己的难处，但是顺生毕竟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能来看看他，他很想见你。＂

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将我彻底击垮。我整夜整夜地哭泣，悔恨自己当初的选择。

洪福，我亲爱的洪福，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而我甚至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没能亲自送他最后一程。

我决定立即动身去黑龙江，见我的儿子一面，接他回上海生活。这是我对洪福最后的承诺，也是对顺生最基本的责任。

然而，命运再次和我开了个玩笑。就在我准备动身的前一天，父亲再次病倒，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他整夜咳血，高烧不退，医生说他的肺部感染已经扩散，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我再次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中，最终决定先照顾父亲，等他情况稳定后再去接顺生。

这一拖，又是大半年。父亲的病情反反复复，每次好转后不久又会恶化。

这期间，我又给王大妹写了几封信，表达了接顺生回上海的意愿。但信件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我开始担心起来，不知道是信件丢失了，还是王大妹家搬走了，又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变故。

一九八零年夏天，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后，我立刻动身前往黑龙江。十年未见的山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通了电，修了路，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我找到了洪福的家，却发现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房子也已经破败不堪。当年那几棵郁郁葱葱的枣树只剩下了枯槁的树干，墙角的月季早已不见踪影。

邻居告诉我，王大妹和老伴在洪福去世后不久也相继离世了，而顺生则被送到了县城的福利院。

＂孩子可怜啊，先是没了爹，后来又没了爷爷奶奶，一个人孤零零的。＂邻居摇着头叹息道，＂当时村里有人想收养他，但最后还是决定送去福利院，毕竟那里条件好一些。＂

我立刻赶往县城福利院，希望能找到我的儿子。然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叫刘顺生的孩子在两年前被一对来自哈尔滨的夫妇收养了，具体去向不详。

＂当时收养手续都办得合法合规，孩子也很喜欢那对夫妇。＂工作人员说，＂如果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来看他？＂

我无言以对，只能沉默。是啊，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来看他？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在一个孩子眼中，母亲的缺席就是缺席，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辩解。

我崩溃了，在福利院的门口痛哭失声。我的儿子，我的血肉，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

我在黑龙江又待了一个月，跑遍了可能有线索的地方，却始终没能找到顺生的下落。

最后，我只能带着洪福的照片和一些顺生小时候的衣物，心如死灰地回到了上海。

此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梦见顺生。梦里的他时而是牙牙学语的婴儿，时而是天真烂漫的少年，但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

每次从梦中惊醒，我都会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思念。

一九八五年，母亲也去世了。我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只有满腹的悔恨和思念。

同年冬天，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建国。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善良踏实，在一家国营企业担任车间主任。

我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过去，他不仅没有嫌弃我，反而给了我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向前看。＂张建国握着我的手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寻找你的儿子。＂

我们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组建了新的家庭。孩子们都很懂事，知道我的过去后，也表示愿意接纳这个素未谋面的哥哥。

我和丈夫尝试过多种方式寻找顺生，登报寻人、联系户籍部门、去黑龙江走访...但都没有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想要找到一个可能已经改名换姓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孩子们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我和丈夫也退休了，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晚年生活。但在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那就是我在黑龙江留下的儿子——顺生。

每年五月，顺生的生日，我都会一个人去静安寺烧香祈福，希望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健康平安，生活幸福。

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补偿这一生对他的亏欠。

今年春节，女儿带着外孙回来过年。看着外孙天真的笑脸，我恍惚间看到了顺生的影子。

那一刻，我忍不住抱着外孙痛哭起来。女儿不解地问我怎么了，我只是摇摇头，说是太高兴了。

有时候，我会想，顺生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可能有了自己的儿女，甚至是孙辈。

他是否知道自己还有一个母亲？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寻找我？或者，他已经将这段往事埋在了心底，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我无从得知，只能在心中默默祝福他。

岁月如梭，人生苦短。回首往事，我有太多的遗憾和悔恨。

但我知道，再多的泪水也无法洗去过去的痛苦，再多的自责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

我能做的，只是在余生中好好活着，珍惜当下的幸福，并且永远记得，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我深爱却未能好好爱的儿子。

如果有一天，命运能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让我再见顺生一面，我会紧紧地抱住他，说一声：＂儿啊，妈对不起你。＂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像我一样的母亲，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无奈，与自己的孩子阴阳两隔？又有多少像顺生一样的孩子，带着对母亲的思念和疑惑，孤独地成长？当历史的车轮碾过我们普通人的命运，谁能说清楚对与错，是与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