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个春日午后,阳光透过梧桐叶片洒在石阶上,她站在我面前,轻声问道:"你还记得那六元钱吗?"
那一刻,我的心跳似乎停止了。
时间仿佛倒流回了1975年的那个冬日。
那年我在黑龙江桦川县大柳树村插队,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屋外的温度低得让人不敢想象,零下三十多度。
我躺在土炕上,浑身发烧,嗓子疼得连咽口水都困难。
村里的赤脚医生老孙头背着药箱来看了看,摇摇头说:"这是急性扁桃体炎,得赶紧打青霉素,不然容易引起风湿性心脏病。"
可青霉素要六元钱,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每月的工分分红只有八块二毛,除去买粮食、买煤油点灯,根本存不下什么钱。
家里的情况更糟,父亲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从车间主任降成了普通工人,工资被扣了大半,母亲又没有工作,靠给人家做针线活儿补贴家用,弟弟妹妹还在上学。
我不敢写信回家要钱,知道家里比我更困难。
躺在炕上,我想着要不就这样扛过去算了,反正年轻,身体底子还行。
可高烧一直不退,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嗓子疼得像刀割一样,连粥都咽不下去。
同屋的几个知青都很担心,老张、小刘、还有从上海来的阿明,大家手头都紧,凑来凑去也只能凑出三元四毛。
"这可咋整啊,还差两块多呢。"老张急得直搓手。
小刘说:"要不我去找村长借借?"
阿明摇头:"村长家也不宽裕,他儿子前两天还问我借烟抽呢。"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那天傍晚,夕阳西下,远山如黛,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门外轻声说话。
"把这个放在他炕头的破篮子里,不要让他知道是谁给的。"
声音很轻,很温柔,带着关外女孩特有的柔软,像是个年轻姑娘。
"这样不好吧,人家会奇怪的。"另一个声音回答,听起来像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
"就说是大家凑的,多凑了一些,你就这么说。"
然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有雪花落在窗棂上的沙沙声。
过了一会儿,同屋的老张进来了,跺着脚上的雪,神神秘秘地从我炕头的破篮子里摸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纸包。
"老李,你看这是啥?"
我接过来一看,是六元钱,三张两元的票子,整整齐齐地叠着,还散发着淡淡的皂角味儿。
"这哪来的?"我问,声音嘶哑得厉害。
"大家又凑了凑,正好够买药的。"老张说得有些不自然,眼神躲闪。
我知道他在撒谎,但那时候顾不上多想,只想赶紧去买药治病。
第二天一早,老张就陪我去了县里的卫生院,买了青霉素和消炎药。
青霉素打了三天,烧就退了,嗓子也不疼了,整个人又有了精神头儿。
等我彻底好了以后,我开始琢磨这件事。
我问遍了所有认识的知青,大家都说没有多给钱。
我又想起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那个温柔的女声,还有那股淡淡的皂角味儿。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留意村里的姑娘们,想找到那个好心人。
我注意到隔壁幸福村有个叫王秀兰的女知青,经常来我们村串门儿,长得清秀,说话轻声细语,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儿。
可是当我试探着问她的时候,她只是笑笑:"你是不是烧糊涂了?我哪有那么多钱。"
其他姑娘也都这么说:"哪有天上掉钱的事儿?你就偷着乐吧。"
我知道她们说的对,可我就是想找到那个人,当面道个谢。
六元钱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当时的我,那就是救命钱啊。
1976年,我们这批知青开始陆续回城。
我也回到了哈尔滨,在道里区的一家机械厂当了工人,住在集体宿舍里。
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六元钱的事。
每次路过药店,我都会想起那个雪夜,想起那个温柔的声音。
我甚至专门回过一次村子,想再打听打听,可是当年的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村里人也说不清楚那些外来姑娘的事儿。
村长倒是记得,说:"那个小王姑娘啊,人挺好的,回城早,听说去沈阳了。"
可沈阳那么大,我上哪儿找去?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我结了婚,媳妇是同厂的会计,生了个儿子,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可那件事依然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
我总觉得欠了别人的情,这辈子不还清,心里不踏实。
我甚至想过在《黑龙江日报》上登寻人启事,可又觉得太张扬了,万一人家不愿意出来呢?
而且那时候登报也要花钱,我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块,舍不得。
1987年的时候,我媳妇查出了子宫肌瘤,需要动手术,家里一下子紧张起来。
正当我为手术费发愁的时候,厂里突然发了一笔奖金,正好够手术费。
那一刻,我想起了当年的那六元钱,觉得这就是报应,好人有好报。
1995年春天,我因为厂里技术改造的事来沈阳出差,住在铁西区的招待所里。
那天下午,我在中山广场附近的新华书店里看书,想买本技术资料回去研究。
突然听到有人在文学柜台那边跟店员说话。
"同志,有没有关于黑龙江插队生活的书?我想找找当年的一些人。"
那声音让我浑身一震,好熟悉,就像二十年前那个雪夜里听到的声音!
我慢慢转过身,看到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气质很温和。
她正在翻看一本《北大荒的青春》,神情很专注,眉头微微蹙着。
我鼓起勇气走过去:"同志,您也是当年的知青?"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有些惊讶,然后笑了笑:"是啊,在黑龙江待了四年呢。"
"哪个县?"我的心跳得厉害。
"桦川县,你呢?"
我差点叫出声来:"我也是桦川县!哪个村?"
"幸福村。"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的手都开始发抖了:"那您一定认识我们大柳树村的知青吧?"
她想了想,眼神有些复杂:"认识几个,你是?"
"我叫李建国,75年冬天得过一次急性扁桃体炎,差点要了命。"
她手里的书突然掉在了地上,脸色变得煞白。
我们对视了很久,书店里其他的声音都消失了,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最后还是她先开口,声音有些哽咽:"你就是那个李建国?"
"是我。"我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你找了我二十年?"她的眼圈红了。
"是的,整整二十年。"
她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我也找了你二十年,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已经..."
原来,她叫王秀兰,当年在幸福村插队,是天津来的知青。
那次我生病的消息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告诉她的,说大柳树村有个小伙子病得厉害,没钱买药。
她听说后很着急,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忙。
她家境也不好,父亲是天津港的装卸工,母亲在家带着三个孩子,那六元钱是她攒了大半年的钱,原本准备春节回家时给母亲买点营养品的。
可是她觉得救人要紧,就偷偷让妇女主任给我送了过去。
后来她一直想知道我好了没有,可又不好意思直接去问,怕被人说闲话。
等她想去看看的时候,我已经回城了。
回城后,她分配到沈阳的一家纺织厂工作,一直没有结婚。
这些年来,她也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甚至专门订阅了《北大荒文学》,希望能看到我的名字或者消息。
她还托在哈尔滨工作的同学帮忙打听过,可是哈尔滨那么大,李建国这个名字又太普通,一直没有消息。
她说:"我总担心那六元钱不够,你的病没治好,这么多年一直心里不安。"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够了,完全够了,你救了我一命啊。"
那天下午,我们在书店里聊了很久,从下午三点一直聊到书店关门。
我才知道,她至今未婚,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总觉得心里有个牵挂,没法安心过日子。
她说她曾经有过一个对象,是厂里的技术员,人挺好的,可每次谈到结婚,她就想起那六元钱的事,总觉得欠着什么人什么东西,心里不踏实。
最后那个技术员等不了了,娶了别人。
她也说她一直觉得欠了我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姓名,让我找了这么多年,这就是报应。
我说我才是欠了她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当面道谢,这就是心债。
我们都笑了,又都哭了,原来这世上真的有心有灵犀这回事。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招待所,我们一直聊到天亮。
她带我去了她住的地方,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一些知青时代的照片。
她给我煮了挂面条,放了个荷包蛋,就像当年在村里一样简单。
吃面条的时候,她突然说:"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想,如果真的找到你了,我该说什么。"
我说:"那你现在想说什么?"
她低着头,过了很久才说:"我想说,如果你还没有成家,如果你不嫌弃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们...我们在一起吧。"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你说什么?"
她抬起头,眼神很坚定:"我想了二十年了,觉得这可能就是缘分,老天爷的安排。"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命运。
从那天开始,我们开始正式交往。
我回哈尔滨后主动跟媳妇提了离婚,虽然她很不理解,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跟着她。
王秀兰也辞掉了沈阳的工作,来到哈尔滨。
1996年春天,我们结婚了,没有大办,只是在饭店请了几桌亲戚朋友。
婚礼上,我特意准备了一个红包,里面装着六元钱,三张崭新的两元票子。
我对她说:"这六元钱,我还给你,外加二十一年的利息。"
她笑着推回来:"那你的命还给我吗?"
我说:"早就是你的了,从那个雪夜开始。"
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那场病,没有那六元钱,没有那个声音,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相遇。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兜兜转转二十一年,最后还是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结婚后,她说:"做好事不留名,没想到最后好事找上了自己。"
我说:"善有善报,这话一点儿不假。"
如今我们已经结婚快三十年了,没有孩子,但我的儿子把她当亲妈一样孝顺,现在也有了孙子。
每年冬天,我们都会给家里贫困的亲戚朋友寄点钱,不多,每次都是六元的倍数。
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信念。
善良是会传染的,温暖是会循环的。
那六元钱,不仅救了我的命,也成就了我们的姻缘。
每当我看到她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雪夜里的温柔声音,想起那股淡淡的皂角味儿。
原来,最美的爱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原来,最好的缘分,就是在茫茫人海中,两颗善良的心终于相遇。
那六元钱,是我们爱情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我们常对孙子说:"记住,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有底线,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头,我知道他长大了自然会明白的。
就像当年的我们,用二十一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缘分,什么叫做报恩。
有时候我想,也许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是因果循环。
那六元钱,就是我们前世今生的约定。
如今我们都老了,头发都白了,可每次想起那件事,心里还是暖暖的。
我们常说,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对方。
那六元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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