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柏林6月25日电（记者王自强）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正式宣布统一。30多年来，东部和西部社会发展和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日积月累，正在加剧德国政治和社会分化、催化民粹主义势力。
德国联邦政府去年发布的《德国统一状况年度报告》这样写道：“即使在重新统一33年后，德国分裂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很多东德人和西德人看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并不相同，这也体现在一再掀起的有关东德及其地位的辩论上。德国统一的结果仍然以特殊的方式困扰着很多人。”
统一“阵痛”遗留历史创伤
东西德今日之裂痕，当年统一进程中已埋下伏笔。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逃至东德定居的作家维克托·格罗斯曼回忆，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人获得此前接触不到的物质享受，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是看起来很美妙的西德马克，也不会长在树上，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取”。
知识分子的落差感尤为显著。东德科学院1991年关闭，一些最有名的教授勉强谋得其他职位，大多数人丢掉工作。大学里，社会科学教授几乎全被淘汰，自然科学教授则由西德同行组成评委会来决定去留资格。东德媒体遭到取缔，大量记者失业。精英尚且如此，那些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的普通人，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两德统一时其实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根据两德统一条约对西德基本法作部分修订，将基本法管辖权拓展到东德5个新联邦州及东柏林；二是东西德作为两个国家合并、重写宪法。最终，前一种方案获得采纳，这相当于西德“吸收”了东德，让东德人不可避免产生家园被“占领”或成为西德“附属地”的情绪。
在东德长大的莱比锡大学日耳曼文学教授迪尔克·奥施曼认为，所谓德国统一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了东德，并将后者打造成一个西德的“低配版仿制品”。这种观点反映在其著作《东德：一项西德的发明》中，该书去年一经出版即成为德国非虚构类畅销书冠军，在社会引发关于东部人是否遭歧视的广泛争论。
实力差距难平东西之壑
德国联邦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布图清晰显示，原东西德的边境线几乎就是如今德国经济实力等级的分界线。1991年，东德经济总量为西德的43%。2022年，这一比例升至79%，差距仍超过20%。联邦统计局数据还显示，2022年，东部与西部全职就业人员收入差为1.3万欧元，且收入差近年来呈扩大之势。
30多年来，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征收“团结税”提振东部经济。可以说，西部承担了统一进程中的经济压力，而东部则承担了社会压力。资本从西向东流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流动却是逆向而行。统一后，东部骤然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所有国有企业被托管、接受私有化改造、重新寻找投资商。许多企业被西德企业收购，最终是将西德企业的生产线延伸至东部。
德国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和区域政策专家克劳斯-海纳·勒尔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说，鉴于东西部经济结构差异，想让东部居民收入达到西部水准并不现实。比如，大型企业工资薪酬往往最高，但这类市场主体总部极少设在东部；德国的工业产值和高薪岗位多出自大型城市，但东部的人口密度普遍低于西部。
在德国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问题更严重。2022年底，德国18岁至64岁人口约为5140万，其中只有720万人生活在东部各州，不包括柏林。据联邦统计局预测，未来20年，东部各州这一年龄段人口还将减少56万到120万。虽然西部适龄劳动人口预计也将下降，但因移民比例较高，降速要缓慢得多。
话语权弱导致认同危机
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往往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弱势。奥施曼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东部人”是一种被塑造的身份，被赋予了懒惰、愚蠢、无能、胆怯、不负责任、不擅打扮、不会说话等特质。媒体在关联东部社会的报道中多有贬义，而很多记者对东部了解甚少，而且“极不愿意接近并了解我们”。
德国最大出版商之一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公司首席运营官马蒂亚斯·德普夫纳去年被曝在私人通信中粗鲁贬低东部人。他事后辩称，口出恶言是因为气愤于太多东部选民支持选择党和左翼党，但这桩丑闻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奥施曼的说法。
东部人在德国政界、学界、企业界高层等精英群体中代表性严重不足。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东部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约17%（现为20%左右），但担任政界、军队、商界、司法部门高层职位的比例仅为1.7%。2019年,《西塞罗》月刊评出德语国家最具影响力知识分子前百名榜单，其中仅5人有关联东德的履历。
话语权弱势令不少东部人对统一后的国家缺乏归属感。大型民调机构迪麦颇公司所做民调显示：在东部，40%受访者首先认同自己是“东德人”，仅52%受访者自我定位为“德国人”；而在西部，仅18%受访者首先以“西德人”自居，76%认同自己“德国人”身份。另外，43%的东部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
社会裂痕加剧政治分化
东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异加剧了德国政治阵营分化。在选举中，通常被西方媒体归类为极右翼政党的选择党在东部的得票率明显超过西部，而打着环保旗帜的绿党的得票率则“西高东低”。本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即印证并固化了这一趋势，两方“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几乎与原东西德的边境线完全重合。
由于经济相对落后、话语权处于弱势，加之2015年以来的“难民潮”触发严重社会问题，东部民众对现状普遍不满。在德国联邦公共管理大学政治学教授汤姆·曼内维茨看来，那些主观上认为自己是社会转型牺牲品的人，会寻找外部因素以平衡自己的失落感，而选择党的主张回应了这些人的诉求，进而快速崛起。
一个更应受到关注的问题是，选择党在东部地区18岁至35岁年龄段人群中格外受到欢迎，这些人成长于两德统一后。在奥施曼看来，这归咎于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政治生态，“种种动荡与转型，诸如产业衰败、社会结构崩溃、就业机会凋零、大规模财产损失以及为了建立新生活基础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对于德国“东西”问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德国问题专家胡春春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也是全球化影响下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不同地域和阶层之间存在的财产、权力与交流落差导致了民粹观点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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