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的古称。中国上古三代中历时275年的西周王朝就建都于此，此后铸造华夏大一统帝国的秦汉王朝也建都于此，中国历史上最鼎盛辉煌的大唐王朝也建都于此。前后总计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史上西安累计建都时间达1200多年。西安也是沟通古代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1981年确定其为“世界历史名城”，美国媒体将其评选的世界十大古都之一，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所及使明清时代的诗人也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长安”指代北京城。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仍有一条街道叫做“长安街”。长安街是北京市境内的城市主干路，多次举办过全国重大庆典活动，因此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称。由此不难看出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选择长安建都的理由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长安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是军事上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曾一度是古代中国重要的产粮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兴起于关中平原的秦国有这样一番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也就是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只占天下土地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十分之三，却占据天下财富的十分之六。春秋战国时代关中平原的自然条件比今天还好。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从秦国都城沿水路运粮到晋国都城，引起规模之大号称“泛舟之役”。
日后班固在《汉书》中形容当时秦国的富庶道：“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古人认为海洋是各种物产集中的场所，所谓“陆海”就是陆上的海洋，意思就是指像海洋一样富饶。从这个比喻可以看出当时关中一带森林的密集程度和丰富的出产。直到西汉初年陕甘之间的陇山一带还有广大的森林，以致于当地百姓盖屋从上到下全用木板，不用砖瓦或其他建材。由此可见当时的长安也完全具备作为一国首都的经济基础。如果长安能成为首都是因为同时具备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两大优势，那么长安后来失去首都的地位也是因为已不再具有这两大优势。
关中平原尽管有八百里良田沃野，但关中平原的面积比起东面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在面积上就小得多了，所以关中平原所能养活的人口是有上限的。这点在先秦到西汉初年表现得并不明显：当年的秦国只是天下七大诸侯之一，然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诞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汇聚到作为首都的长安，在经历秦末汉初的战乱后西汉初年关中地区的人口还不至于超出土地所能供养的上限。不过随着西汉王朝的统治日趋稳固之后生产逐渐恢复、人口日益增长就使关中地区开始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过整个西汉时期这种人地矛盾还处于相对可控的状态。
西汉之后新莽王朝和东汉王朝短暂定都于长安，不过最终东汉选择迁都洛阳。东汉王朝崩溃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六个王朝曾定都于长安，不过这些王朝都是偏安一隅的割据王朝，并不需要供养像一个大一统王朝那么多的首都人口。到了隋唐时期长安的人地矛盾已相对比较尖锐：隋炀帝通过大运河把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到关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中地区的人地矛盾。不过即使有大运河也并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隋炀帝后来又通过营建东都洛阳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当时江南的粮食要运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这段路大致分为三段：从江南到洛阳的一段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的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所以问题都不大。真正的问题就出在洛阳到陕州这段路程。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所以无法通过船只进行水路运输，所以在从江南通往洛阳的大运河与从陕州通往长安的广通渠之间这段路程必须由陆路进行运输。这意味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畜力，而这一路上人吃马喂也是需要消耗粮草的。所以在这段路程上运粮几乎需要准备京城长安实际所需数倍的粮食，否则运粮的人马在路上就能把粮食吃光。
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成本开支。这样的运粮模式在经济上显然是不划算的，那么为什么唐朝还执意要定都长安呢？直接定都在粮食充裕的地方不行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隋、唐两朝以及之前的北周的皇族均出自于关陇贵族集团，而唐朝开国所依赖的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势力，所以如果离开长安就意味着离开了自己的基本盘。李世民在总结隋亡的教训时除了滥用民力还有一点就是隋炀帝后期离开了关中这个基本盘，所以当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时隋炀帝实际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既然有了隋朝的前车之鉴，那么唐朝的都城也就只能定在长安了。
贞观年间唐朝处于由隋末唐初的乱世向治世转型的过程中：尽管生产在恢复、人口在增长，但人地矛盾还相对较为缓和。到了唐高宗时期一方面唐朝的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另一方面随着王朝政治制度的完善使政府机构也开始膨胀。这两个因素一同导致了作为首都的长安城的人口开始急剧膨胀，粮食问题也就随之成为一个大问题。唐高宗李治鉴于这种情况只好采取两京制：长安依然是帝国的首都，但同时把洛阳确立为东都（陪都）。每当长安缺粮时李治就带着皇族成员、满朝文武去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等荒年过去之后李治又带着这些人搬回长安。
有时这种迁徙甚至搞得和逃荒一样狼狈：永淳元年跟随皇帝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知道的是大唐天子率领文武百官巡幸东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洪七公带着丐帮子弟沿街乞讨。可李治鉴于隋朝的前车之鉴和祖宗遗训也只能采取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武则天时期延续了李治时代的两京制，不过洛阳的地位在武则天时代超过了长安。这是因为武则天代唐称帝本就致力于抹除唐朝的痕迹，而她又不像李唐皇族一样以长安为基本盘。既然武则天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有抹除唐朝痕迹的意图，所以中宗复唐后就在第一时间返回长安。
中宗复唐后定都长安是出于政治考虑，然而粮食的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李隆基执政的头二十五年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有鉴于此的李隆基下决心彻底整顿漕运，最终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这一难题。裴耀卿意识到三门峡砥柱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的障碍。既然在技术手段上无法克服，那么就只能在其他环节上下功夫。裴耀卿采取的办法实际上和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泰勒制”是高度相仿的：把工作拆分为可量化的工序，然后把每道工序设计得最高效。
裴耀卿把漕运分为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设计好衔接时间，安排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什么时候到达洛阳、什么时候走陆路、什么时候到长安.......每个环节都精心设计，用一切手段把成本降到最低。裴耀卿这个方案不涉及工程技术上的革命，只是进行了程序上的改良，但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这些粮食足以供养一百多万人，不仅足够维持长安各级官府的运转，甚至还足以使唐朝供养一支大军远征西域。从此李隆基就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它所影响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王朝的兴衰，事实上它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分界点。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却是始终向长江流域倾斜的：当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江南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
尽管在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但北方依然还是略占优势。不过到了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仍定都于长安，不过这时帝国的经济重心已全面转移到江南地区。长安的粮食已完全依靠江南的输入，不过这时唐朝的漕运线上出现了新的威胁：沿途割据一方的藩镇成为了比昔日的三门峡天险更大的障碍。唐朝的漕运线已然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了。
自安史之乱以来长期的战乱导致关中地区的河渠失修，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大约在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北方地区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崛起客观上都受到这一因素的作用，甚至这种自然的力量也许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强大，更加无可抵御。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使关中地区的粮食大量减产，已无法供应都城庞大的人口规模。唐德宗时因京师缺粮导致帝王不得不常去洛阳就食，长安禁军还曾因饥馑闹事并险些酿成兵变。
自安史之乱以来长安就处于持续的衰败过程中：晚唐时期作为都城的长安自然为兵家必争之地，先后被攻陷四次（安史之乱、泾原兵变、吐蕃入寇、黄巢起义）。特别是在黄巢起义军与唐朝官家的反复争夺中长安城的宫殿等城市设施基本摧毁。根据记载：在唐僖宗从蜀地返回长安之时长安已经是“宫阙萧条，鞠为茂草”。之后军阀朱温掌握唐朝中央政权后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在迁都的同时朱温将长安城仅存的一些建筑拆除后运往洛阳等地修建新的宫室，长安的大部分人口也被朱温迁往洛阳。至此 “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长安城从此彻底衰落，已无法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使用了。
在长安衰败的同时位于汴河到黄河入口处的汴梁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朱温以此为基地发展壮大，最终篡夺了大唐江山，建立了后梁王朝，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汴梁取代长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赵宋立国后承袭五代的政治遗产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但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家的赵匡胤其实打心底里不想定都汴梁，因为此地乃四战之地——四周皆无险可守。选择定都汴梁意味着必须在京师驻扎重兵，事实上宋朝后来的强干弱枝之策和这也不无关系，定都汴梁意味着必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供养这座京城，同时也将削弱地方防务。
开宝九年（976年）此时宋朝开国不过十六年，赵匡胤前往西京洛阳祭祖，祭祀完毕便在洛阳行宫住下，丝毫不打算返回东京汴梁。随行的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向赵匡胤进言道：”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若虑迁都，臣实未见其便。“这话说的直白些就是：东京汴梁纵有千般不是万般不对，但毕竟得运河漕运之便——每年可以从江淮运入漕粮数百万石，京师数十万大军就指着这个吃饭。陛下如果迁都，又从何处去弄这么多粮食？赵匡胤拒绝了李怀忠的建议，但接着又一个重量级人物出来劝赵匡胤返回东京汴梁。
这人就是赵匡胤的二弟、晋王，同时也是北宋开国功臣之一，日后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匡胤的回答是：”迁都洛阳也非长远之计，最好是迁至长安。“长安居于关中沃野，有崤山、函谷关之险，于军事防务而言：的确比洛阳、开封更适宜建都。赵匡胤对赵光义说道：”我之所以想西迁是要据山河之胜以守卫国都，这样便可以裁撤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赵光义回答道：”国家之守在德不在险。“赵匡胤沉默了，他没回答赵光义，而是等赵光义走后对左右近侍说道：”晋王所言也有他的道理，我就听他一回吧。只是恐怕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就这样赵匡胤在短暂的犹豫后还是放弃了定都长安的计划。在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大背景下长安已不再适合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可既然经济重心是往南迁移的，为何不索性迁都江南呢？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朝历代除偏安一隅的南宋还真没谁这么做。这就不是经济问题导致的了，而是因为国防问题导致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外患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若定都江南不利于对北方边防的巩固，所以自古以来除了偏安一隅的王朝只有朱元璋时代的明朝短暂建都于江南，只要是一个大一统王朝都不敢把都城建在江南，因为这对北方边防而言几乎意味着毁灭性的灾难。
既然不能把都城建在江南，那就必然会出现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一北一南的格局。但偏偏建都又必须考虑经济问题：至少得有足够的粮食养活京城庞大的人口吧，这时大运河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事实上宋以后历朝历代的都城无不建在运河边，就是为了方便转运江南的粮草税赋以便供养京师。换句话说自宋以后中国的都城由长安沿着运河线转移到了今天的北京。然而运河沿线的城市何其多也，北京何以脱颖而出呢？这主要是因为自宋以后中国的外患由以往西北方的匈奴、突厥变成了东北方的辽、金，而北京正好位于长城沿线，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地带。
北京位于长城与运河交汇之处，同时又位于渤海之滨、燕山之麓。这种独特的地缘形式使其成为南方的农耕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双方争夺的主战场：游牧民族得到这里就可以进一步挥师南下饮马中原；华夏民族失去这里就命中注定只能偏安江南（还得是像辽、金这样的对手，要换成蒙元、满清连偏安江南都别想）。既然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重视的表现就是定都于此。宋代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锋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所以始终无力收复在后晋时期被割让的北京，北京因此先后成为辽、金、元三个王朝的首都。
元末群雄并起之时朱元璋从自己的老家淮西一步步发展壮大，南京附近的州县是其取天下的基本盘，因此在当时以此地作为挥师北伐的后方基地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当公元1368年徐达奉朱元璋之命驱逐了元顺帝后南京就不再适合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都城了——在此之前南京还从没成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定都于此的都是偏安江南的短命王朝。如果明朝选择定都于此其实是对北方边防极其不利的。朱元璋看到了这点，因此他很早就考虑迁都，不过在他的备选名单中并不包括北京——这是因为北京在此之前由辽、金、元三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了四百余年。
在朱元璋及其政治班底看来：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朱元璋理想中的都城是长安、洛阳，因为他也希望将自己的大明王朝建设成比肩汉唐的盛世。然而当他派人实地考察了长安、洛阳的情况后发现：在经过一次次的战乱后残破的长安、洛阳已不再适合作为一个大国的都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朱元璋留在了南京，但这终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成为大明皇朝的新皇帝。北京（当时的北平府）作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经营多年，朱棣继位后一直有心迁都于此。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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