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有一项如今看起来很奇怪很不符合人性的潜规则，那就是如果要去官府衙门击鼓鸣冤的话，要先吃十到数十不等的“杀威棒”，这个数量其实没有明确的规定，都说了是潜规则了。

但是却是自上而下默许的一种行为，根据衙门级别和当地情况而定；这杀威棒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是给古代被发配充军的犯人用的，当地的官员为了杀杀他的气焰，一般都是先打个十棍二十棍，这就是所谓的“杀威棒”。 那普通百姓去击鼓鸣冤为何还要被打呢？这主要和官员资源分配有关系，就那么一个衙门，每天都来那么一群告假案或者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报案的人的话，官府还做不做其他的事了？

古代的官员结构要精简很多，一个地方官，不仅要管理地方的经济发展，还要操心民生等，更要创政绩，并且如果想要继续向上升值的话，还要努力学习，反正是很忙就是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小事？ 所以自皇帝以下就默许了这些行为，一些小事能够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话还有里长、族长之类的非政府编制的人来处理。只有真正的比较大的事情才来官府报案。

但是这打棍子也是一门祖传的技术活，基本都是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的绝活，除非家里实在没人愿意学，才会收那么一两个徒弟，将手艺传下去；这绝对是一门肥缺啊，因为杀威棒打的轻重与否，完全看施刑者的心情和红包的大小来决定的。 可以打的人皮开肉绽，但是并不伤及筋骨，上完药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动;同样也可以打的人表面没有什么事，但是伤及筋骨，数月不能下床，甚至有死亡的可能！

上官府衙门击鼓鸣冤都这么严苛了，那上京城告御状呢？电视剧里不是经常就上演告御状的事么，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还真没几个人敢上京城告御状，为何呢？代价实在太大了。 比如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大清律就有规定：民告官如子杀父，先坐笞五十，虽胜亦判徙二千里。也就是说一个无所依靠的老百姓蒙冤，想要去“告官”，还要先苔五十。即便是胜了，也要判徙二千里。

假如败了呢？轻则翻不了案，遭仗刑；重则性命都要丢掉。这些还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找人写一纸诉状，还要有足够的盘缠到达京城。到了京城之后，直接击鼓鸣冤还好，假如要拦驾喊冤，那还要等待机会。 另外，明清还有规定：越诉者，笞五十；申诉不实者，杖一百，所诬不实之事重于杖一百者，以诬告重罪论处；若曾经法司、督抚等衙门问断明白而妄图翻异者，追究教唆主使之人及控告者，俱杖一百、徒三年。拦轿告御状者，不论情词虚实，立案不行，照冲突仪仗例，追究教唆主使之人及控告者，俱杖一百，发近边充军。

所以虽然古代有登闻鼓，诣阙告状。但是绝大部分的皇帝终其一生都听不到这个鼓响；那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人告御状成功的呢？当然有，但也是寥寥无几，最多的是发生在明初时期。 朱元璋在明朝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发行的《大诰》中作出了新规定：地方府、州、县的官吏，如果残害百姓，贪污腐败，那么允许当地的老百姓直接到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状。老百姓告状的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即使他们没有“路引”，也就是过路的凭证，只要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以畅通无阻。如果还有人敢阻拦他们，那么全家都要处死。

而且还真有这么做的，在公元1384年，陈寿六因受地方官吏顾英欺压，愤然与亲友一起将这个地方官员给捆绑了起来，头顶《大诰》送到南京来治罪。得知消息的朱元璋非常高兴，不但亲切接见了陈寿六，而且还赏赐了他二十绽银钞，并免除他们全家三年赋税。这个地方官员的结果就不用说了，肯定是点天灯做成草人了。

还是不得不佩服朱元璋，虽然被后世演绎成了一个超级暴君，但是朱元璋对百姓那可是真的好，终洪武一朝，百姓安居乐业，贪官污吏战战兢兢；而自诩千古盛世的乾隆皇帝时期，虽然屡屡南巡，却几乎没有解决任何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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