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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隔雾

编辑|隔雾

前言

一场由“预制菜”引发的语义风暴，将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推上风口浪尖，他曾是预制菜拥护者，如今却又矢口否认，“一道预制菜也没有”。

当罗永浩高调悬赏，新华社发声定调，两个男人间的意气之争，消费者知情权与企业诚信的问题，高下立现，网友热评：“贾老板还是吃了墨水的亏。”

贾老板真的是吃了墨水的亏？新华社又说了些什么？

是不是预制菜

这场风暴的起点，其实很朴素，食客们坐在西贝的餐厅里，觉得菜价不便宜，味道里少了那么点儿烟火缭绕的“锅气”，便随口嘀咕了一句：这该不会是预制菜吧？

一个模糊的消费体感，一句寻常的饭后闲谈，却不成想，引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舆论战争，战争的扳机，由西贝的创始人贾国龙亲手扣下。

这位从大连水产学院中途退学，在内蒙古临河白手起家，用三十年时间建立起一个覆盖五十多座城市、拥有数万名员工的餐饮帝国的男人，面对《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镜头，斩钉截铁地宣告：“西贝门店一道预制菜也没有。”

话音刚落，另一个男人便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公众人物罗永浩接过了话头，他没有纠缠于口感，而是直接将问题升级，他要的不是一个解释，而是一个规则。他要的不是一个解释，而是一个规则。

他公开呼吁，希望国家能够推动立法，强制所有餐厅都必须明确标示，自己到底用没用预制菜。

为了让这场讨论更有看点，他还扔下了一个十万元的悬赏，公开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铁证。

一个模糊的质疑，就这样被一个绝对的否认和一个高调的悬赏，瞬间锐化成了一场非黑即白、关乎诚信的公关对决。

这菜到底算不算“预制”

贾国龙很快就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自己亲手挖的语义陷阱，他试图用“是”或“不是”的简单逻辑，去回答一个遍布灰色地带的复杂问题，结果让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洽的窘境。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人们很快扒出，这位激烈否认预制菜的企业家，过去曾是它最热情的拥趸，他曾盛赞预制菜是未来的趋势，是先进的“科学”和“工艺”。

这种前后矛盾的表态，恰恰暴露了这个词汇本身的模糊与投机性：在描绘商业蓝图时，它是现代化的象征，在回应消费者质疑时，它又成了必须立刻切割的污点。

当西贝为了自证清白而开放后厨时，眼前的景象更是让这种“灰色地带”变得具象化，人们看到的，不是热火朝天的颠勺场面，而是厨师们在电磁炉前略显生疏的操作。

一些肉类和菜品，是从一个个塑料袋里剪开后才下锅加工的，被寄予厚望的馒头和莜面栲栳栳，也并非食客想象中那样现做现蒸。

更有厨师长直言，在这里做菜，跟有没有厨师证关系不大。

这些细节，虽然严格来说不等同于消费者脑海里那种简单的“料理包加热”，但它也确确实实地击碎了“一道预制菜也没有”的承诺。

它完美地落在了“是”与“不是”之间的模糊地带，让贾国龙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消费者对背后那可能长达18个月保质期的担忧，也因此变得更加真实，他们害怕的不是工业化，而是这种不透明所带来的未知。

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公共议题

随着事件的发酵，战场的焦点也悄然转移，这不再是一场关于菜品的争论，而是一场关于“问题该如何定性”的话语权争夺战。

罗永浩和贾国龙，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因此决定了人心的向背。

贾国龙选择的是降维打击，他试图将一场公共性质疑“私有化”，他在自家餐厅里，对着其他顾客抱怨“罗永浩刚刚黑过我”，他将营业额的下滑，直接归咎于罗永浩的负面言论。

西贝甚至还制作了一份充满火药味的“罗永浩菜单”以示对抗。

他一次次情绪化地表态，声称“生意可以不做”，也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分清是非黑白，这更像是一种个人恩怨的宣泄。

他似乎想把这场风波，窄化成两个男人之间的意气之争，用自己成功企业家的身份和委屈，来博取公众的同情。

而罗永浩的策略则完全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在进行“升维”，将议题“公共化”，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目标并非针对西贝或贾国龙个人，而是为了推动整个行业的透明化，为了保障所有消费者的知情权。

从个人体验，到行业规则，再到国家立法，他巧妙地将自己放在了“为民请命”的道德高地上，让每一个对食品安全感到焦虑的普通人，都觉得他是在为自己说话。

谁的叙事更贴合公众的脉搏，谁就能掌握话语权，新华社的一句评论，为此定了调：这场争论的背后，反映的是消费者对知情权的深切关切，和对餐饮品质提升的共同诉求。高下立判。

当罗永浩在9月13日发文，表示事件可告一段落，自己静待法规出台时，他已经以一个推动者的姿态体面收场，而贾国龙依旧固执地表示，绝不会主动与对方沟通，因为这不符合自己的“为人”，他彻底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循环”之中。

一代人的经验与一个时代的规则

这场风波中，贾国龙的应对方式为何显得如此笨拙和情绪化？

深层原因，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创一代”企业家，其赖以成功的经验和思维惯性，与这个新消费时代的基本规则，产生了剧烈的错位。

我们必须承认，贾国龙的商业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建立的商业帝国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的企业内部，他的个人意志和权威长期以来都是决策的核心。

他自己也承认，当风波发生时，公司内部绝大多数人都建议他忍耐、冷处理，但他力排众议，坚持要正面硬刚。

这种习惯于运用个人意志解决所有问题的路径依赖，在面对内部管理时或许高效，但在面对外部汹涌的舆论时，却成了致命的短板。

这个时代的消费者，早已不是被动接受信息和产品的“上帝”。

他们手握社交媒体，拥有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他们要求知情、要求参与、要求被平等地尊重。“不怕你预制，怕你不告诉我”，这句网络热评精准地道出了新消费主权的核心诉求。

消费者要的，不是一个来自权威的、不容置疑的“结论”，而是一个品牌方放低姿态、平等真诚的“沟通”。

贾国龙那些“生意可以不做”的激烈言辞，更像是权威受到挑战时的一种本能反弹，在过去的商业环境中，这或许会被解读为创始人的“霸气”和“有担当”。

但在今天，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不专业、不尊重消费者、甚至不尊重自己员工的傲慢。他最终为自己的情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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