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财狗商业评论，作者 | 尼古，编辑 | 尼克

2025年8月，当中国恒大集团的上市地位即将被取消，其留下的2.4万亿人民币债务黑洞仍在吞噬着无数家庭的希望时，一则来自香港高等法院的判令，将一位早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关键人物重新拉回风暴中心。这个人，就是曾被誉为“许家印最信任的男人”、恒大帝国的“二号人物”——夏海钧。

香港高院应恒大清盘人的申请，颁布了一项临时禁制令，冻结了夏海钧妻子何女士名下位于美国加州的多项资产。法庭文件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夏海钧精心构建的海外财富堡垒的一角：三处位于加州尔湾和新港的豪宅、四辆豪华汽车（包括三辆特斯拉和一辆奔驰SUV），以及一个名为“新生活可撤销信托”的神秘金融工具。这些被冻结的资产，据估算总价值高达24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

更令人咋舌的是，法庭采信证据认为，这些登记在妻子名下的资产，其实际出资和控制人正是夏海钧本人。这一系列操作，让这位自2022年7月辞职后便行踪成谜的“打工皇帝”，其隐秘的奢华生活被公之于众。当恒大的烂尾楼业主仍在苦等交房，当供应商和投资者血本无归时，夏海钧却早已在美国加州的阳光下，与他12岁的儿子过着“狡兔三窟”般的安逸生活，日常出入当地的体育俱乐部和超市。

崛起之路

要理解夏海钧在恒大帝国的角色及其敛财之道，必须先回溯他的职业生涯轨迹。他并非草莽出身，而是一位拥有光鲜履历和卓越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正是这段早期的成功，为他日后成为许家印的“左膀右臂”并最终卷入风暴中心埋下了伏笔。

夏海钧的学术背景堪称豪华。1964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他，先后毕业于中南大学和暨南大学，拥有金属材料专业学士、工商管理硕士（MBA）以及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持有高级经济师职称。这种横跨工科、管理和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商界实属凤毛麟角，也为他日后的资本运作和企业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博士毕业后，夏海钧进入了实力雄厚的央企——中信集团。他在中信华南集团的房地产板块迅速崭露头角，从基层一路晋升至中信东莞公司总经理、中信华南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等高位。据媒体报道，他曾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信东莞公司，发展成为当地房地产界的龙头企业。这段经历充分证明了其卓越的操盘能力和商业嗅觉，也让他在业内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位炙手可热的明星职业经理人。

2007年，正在为恒大筹备香港上市而四处招揽人才的许家印，将目光投向了这位在中信体系内战功赫赫的干将。关于两人如何结缘，流传最广的是许家印“三顾茅庐”的故事。据称，为了打动夏海钧，许家印许下了极具诱惑力的重诺：“如果你愿意来恒大，可以先做董事局副主席、常务副总裁，如果你有能力，三个月后，我就把总裁的位子让给你。

这个承诺最终得以兑现。夏海钧于2007年加入恒大，并迅速成为许家印身边最核心的人物。他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许家印最信任的男人”，稳坐恒大“二号人物”的交椅长达十余年。这种信任体现在多个方面：他全面负责集团的日常运营、财务及资本市场运作；许家印曾多次放手让他独自应对业绩发布会上的媒体诘问，这在创始人控制欲极强的民营企业中极为罕见。在一份流传的恒大内部高管招待细节表中，夏海钧的名字仅次于许家印，足见其地位之尊。

夏海钧的加盟，无疑为恒大的“黄金时代”踩下了关键的油门。他与许家印的组合，被视为企业发展史上“互相成就”的典范。

2008年，恒大首次冲击香港上市失败，公司一度陷入困境，年营收仅25亿元。正是在夏海钧的操持下，恒大迅速调整策略，于2009年11月成功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为后续的规模扩张打通了至关重要的融资渠道。上市之后，恒大业绩一路狂飙，2010年营收突破百亿，到2016年更是以3733亿元的销售额，首次登顶中国房地产业的冠军宝座。

2015年，在房地产市场面临去库存压力时，夏海钧牵头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无理由退房”的营销创举。这一策略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极大地提升了恒大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信心，并被夏海钧本人在多个场合倡议全行业推广。此举被视为恒大当年销售额突破2000亿大关的重要推手。

在许家印擘画的多元化蓝图中，从恒大汽车到恒大足球场，夏海钧都是重要的执行者和代言人。他曾代表恒大与法拉第未来（FF）接洽，并被提名为合资公司董事长；他也曾公开宣布恒大将在全国再建3到5个世界顶级的专业足球场。这些活动都彰显了他在恒大战略布局中的核心地位。

可以说，夏海钧用他专业的管理能力和资本运作手段，将许家印的野心和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而许家印也给予了他无与伦比的信任和堪称全球行业天花板的薪酬回报。这段长达十余年的“蜜月期”，为夏海钧构建其庞大的个人财富帝国，提供了最丰沃的土壤。

财富帝国

夏海钧的财富版图，远比公众想象的更为庞大和复杂。它由多个层次构成：既有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框架下的“合法”天价收入，也有在危机前夜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的“精准”资本操作，更有通过复杂法律工具在海外深埋的、至今仍未完全探明的隐匿资产。本部分将逐层剖析，力图还原其财富帝国的真实规模。

夏海钧最广为人知的标签，莫过于“打工皇帝”。这一称号并非虚名，而是由一连串惊人的数字铸就。根据恒大历年财报及相关媒体统计，其薪酬水平在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职业经理人中都堪称登峰造极。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9年至2022年间，夏海钧从中国恒大累计获得的薪酬总额高达18.55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恒大任职期间，他的平均日薪接近77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年利润，也让他成为少数仅凭“打工”就跻身顶级富豪行列的典范。

2017年，福布斯发布的《香港上市中资股CEO薪酬榜》中，夏海钧以2.7亿元人民币的年薪荣登榜首，将一众知名企业家远远甩在身后。

在2020年，即便恒大的债务问题已初露端倪，夏海钧的年薪依然高达2.04亿元。相比之下，同年，以稳健著称的龙湖集团CEO邵明晓薪资为8010万元，融创行政总裁汪孟德为3951万元，而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更是只有1247万元。夏海钧一人的薪酬，几乎是这三位顶级房企掌门人薪酬总和的1.5倍。这种巨大的差异，凸显了恒大薪酬体系的“独特性”。

最引人深思的是，在恒大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的前夜，夏海钧的薪酬并未受到显著影响。财报显示，2021年，他的薪酬依然有2.02亿元人民币。这种在企业风雨飘摇之际依旧维持的超高薪酬，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质疑：这究竟是基于过去业绩的延迟发放，还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抑或是许家印为稳住核心团队而开出的“定心丸”？无论动机如何，这笔笔巨款都实实在在地流入了夏海钧的个人账户，成为其财富帝国最坚实的基石。

如果说天价薪酬是夏海钧财富的“明线”，那么在恒大危机爆发前的一系列资本操作，则是其财富积累的“暗线”。这些操作时机之“精准”，手法之果断，无不透露出其作为资深资本市场玩家的敏锐嗅觉，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进行自保甚至牟利的行为。

关键的时间节点是2021年8月。此时，恒大的债务危机已山雨欲来，但尚未在资本市场引发全面崩盘。正是在这个微妙的窗口期，夏海钧果断出手。根据港交所披露易信息，2021年8月11日，他以平均每股7.3026港元的价格出售了1000万股恒大物业股票，并以平均每股14.1785港元的价格出售了300万股恒大汽车股票。这两笔交易合计套现约1.16亿港元。从事后看，这无疑是一次“胜利大逃亡”，因为在此之后，恒大系股票的价值便开始了断崖式下跌，最终沦为“仙股”。

与减持股票几乎在同一时期，夏海钧还对其持有的恒大美元债进行了清仓式抛售。据报道，他持有的总面值高达1.28亿美元的恒大债券，最终以四折左右的价格被悉数卖出，套现约5652万美元（约合3.6亿人民币）。虽然这笔交易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票面损失，但也成功地将即将变为废纸的债券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现金。这种不惜“割肉”也要逃离的决绝，强烈暗示他当时对恒大的真实财务状况和未来走向，已经有了远超外界的悲观判断。

除了公开市场的操作，还有信息源指出，夏海钧的资本运作远不止于此。有媒体援引消息称，他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设立的离岸公司代持恒大部分股份，并经由在开曼群岛的交易，成功避开部分监管，精准套现了高达15.6亿港元。虽然这一信息的具体路径和细节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它符合顶级富豪利用离岸金融中心进行财富规划和转移的普遍做法。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夏海钧在危机前套现的真实金额，远超公开披露的数字。

综合来看，夏海钧在危机前夜的系列操作，为其个人至少锁定了超过20亿港元的现金流。这些行为究竟是基于公开信息的合法市场判断，还是利用其作为公司总裁所掌握的内幕信息对中小投资者的一次“背叛”，至今仍是争议的焦点。但无论如何，这笔巨额资金的成功转移，为他日后的“金蝉脱壳”和海外奢华生活，备足了弹药。

如果说薪酬和套现是夏海钧财富的来源，那么其在美国加州被曝光的资产，则揭示了这些财富的去向和其深谋远虑的藏匿手法。2025年8月香港高院的判词，让我们得以窥见这座财富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

根据香港法院文件及权威媒体报道，夏海钧通过其妻子何女士名义持有的资产，主要集中在美国加州，一个深受华人富豪青睐的地区。其资产清单包括：

• 三处不动产（总价值超3000万美元）：
• 62 Como, Irvine：
• 这是夏海钧被发现的常住地址。该房产于2011年以120万美元购入，当时由夏海钧出资，产权为夫妻联名持有，但在2013年，夏海钧通过法律文件将房产完全转移至妻子名下。现估值约320万美元。
• 58 Boulder View, Irvine：
• 另一处位于尔湾的豪宅，于2022年4月以600万美元购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购买行为发生在恒大已全面爆雷之后，涉嫌公然转移资产。现估值约773万美元。
• 15 Rim Ridge, Newport Beach：
• 位于加州顶级富人区新港海滩的一处庄园。该房产由何女士作为信托受托人于2023年11月以1450万美元购入，现估值已达1930万美元。
• 动产与其他资产：
• 四辆豪华汽车：
• 包括三辆特斯拉和一辆梅赛德斯SUV。
• “新生活可撤销信托”（New Life Revocable Trust）：
• 这是何女士于2023年成立并作为受托人的信托。信托是高净值人群进行资产隔离和财富传承的常用工具，其具体资产规模和结构尚未公开，但上述的15 Rim Ridge豪宅便由该信托持有。

司法文件披露的夏海钧家族资产之一，位于加州新港海滩的15 Rim Ridge豪宅

从这些资产的持有方式和购买时间点，可以看出夏海钧资产转移手法的专业性。长期布局，提前隔离，他早在2011年就开始在美国购置房产，并在2013年就将产权转移至妻子一人名下。这种操作远早于恒大危机的爆发，显示出其极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长远的财富规划。

将资产置于妻子名下，是典型的利用家庭成员代持以规避个人直接债务风险的做法。然而，香港法院最终采信了资金来源等证据，认定何女士只是夏海钧资产的“代理人”，夏海钧仍是实际控制人，从而为冻结这些资产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恒大爆雷后，其家族依然在美购入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这几乎是公然的资产转移行为，也成为清盘人追索其资产的有力证据。

设立信托是更高级的资产保护手段。通过信托，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受益权可以被分离，从而在法律上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新生活可撤销信托”的出现，表明其财富藏匿已进入更复杂的阶段。

这些被曝光的资产，几乎可以肯定只是其海外财富的冰山一角。但仅这一角，就足以证明夏海钧早已为自己铺好了万无一失的“后路”，其深谋远虑和规避追偿的意图昭然若揭。

夏海钧的财富版图，最深、最黑的一块，是与恒大系统性财务造假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非法所得。这部分财富难以精确量化到他个人名下，但作为核心操盘手，他无疑是这场世纪骗局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2024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夏海钧在恒大财务造假案中的角色进行了权威定性。决定书明确指出，恒大地产在2019年和2020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两年合计虚增收入高达5641.46亿元，虚增利润920.11亿元。而对于夏海钧的责任，证监会的用词极为严厉：

“中国恒大集团时任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90号）

基于此，夏海钧被处以合计1500万元的罚款，并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这一处罚，从法律上确认了他不仅是知情者，更是财务造假的“组织安排者”。

夏海钧的天价薪酬和分红，正是建立在上述虚假业绩之上的。随着恒大进入清盘程序，这部分非法所得也成为了清盘人追讨的重点。据报道，恒大清盘人已于2024年3月在香港对许家印、夏海钧、丁玉梅等七名被告提起诉讼，旨在追讨他们在2017年至2020年间获取的股息及酬金，总额高达约60亿美元（约430亿人民币）。

这场天价追偿案，将夏海钧的个人财富与恒大的系统性欺诈直接联系起来。虽然最终能追回多少尚是未知数，但它清晰地表明：夏海钧从恒大“捞”走的，远不止是账面上的薪水和公开的套现，更包括了建立在虚假繁荣之上的、本不应存在的巨额分红和奖金。这部分财富，才是其财富帝国中真正的“黑洞”，其规模之巨，可能远超目前所有已曝光资产的总和。

金蝉脱壳

夏海钧之所以能在许家印等一众高管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依然“逍遥”海外，并非侥幸。这背后是一套精心设计、环环相扣的“金蝉脱壳”策略，充分利用了国籍、法律架构和司法程序的复杂性，为自己构建了多重“护身符”和“防火墙”。

夏海钧的身份背景极为关键。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公告，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同时拥有加拿大国籍。目前，他长期居住在美国。这一身份组合，为他规避中国的司法管辖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引渡。众所周知，中国与加拿大、美国之间均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虽然可以通过其他司法协助途径或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进行追逃，但这些都存在极高的门槛。特别是“红色通缉令”，其发布前提通常是嫌疑人已被国内司法机关刑事立案并发出逮捕令。

目前，夏海钧所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罚款和市场禁入）和来自恒大清盘人的民事追讨（资产追偿）。尽管他被认定为财务造假的“组织安排者”，但截至目前，尚未有公开信息表明他已被内地司法机关进行刑事立案。这就导致了跨境抓捕在法律程序上难以启动。他可以利用其外籍身份，在与中国无引渡条约的国家，暂时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法律灰色地带。

除了身份“护身符”，夏海钧在恒大任职期间的职务安排和工作习惯，也处处体现出规避个人法律风险的深思熟虑。

据报道，夏海钧在恒大权倾一时，实际统筹管理着庞大的业务体系，但他从未担任恒大旗下任何一家子、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法定代表人往往需要对公司的债务和违法行为承担更直接、更严格的法律责任。通过这种安排，他巧妙地将自己与具体公司的法律风险进行了切割。

另有消息称，在恒大内部审查中发现，夏海钧审批过的许多关键融资文件（据称涉及金额高达2000亿），仅有其电子签章，并无亲笔签名。虽然电子签名在法律上同样有效力，但在追究个人责任时，亲笔签名的证据效力往往更强、更直接。这种做法，被外界解读为他刻意避免留下直接物证，为日后可能的诉讼增加追责难度。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道坚固的法律“防火墙”，使得即便东窗事发，要将其个人行为与公司的犯罪行为进行直接、确凿的绑定，也变得异常困难和复杂。

在恒大进入清盘程序，清盘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追索其资产后，夏海钧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展开了一场积极的、充满技巧的“司法游击战”，其核心战术就是拖延。

首先是隐瞒行踪。他长期对外界，包括对香港法庭，营造其居住在加拿大的假象，但实际却藏身于美国加州。这不仅给法律文书的送达和司法程序的推进制造了麻烦（深交所和证监会都曾公告称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为其转移和藏匿资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其次是程序抗辩。当香港法院发出全球资产冻结令并要求其披露名下全部资产时，夏海钧通过其律师在法庭上反复进行程序抗辩。他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如果全面披露资产，可能会暴露其行踪，从而使自己“陷入极端危险”之中。尽管法官最终驳回了其上诉，并以“剥夺抗辩权”作为威胁，迫使其部分披露，但这一系列的司法博弈，无疑极大地拖延了资产追索的进程，完美诠释了“以程序对抗实体”的诉讼策略。

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布局，夏海钧成功地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保护体系，使其在恒大帝国崩塌的废墟之上，得以暂时“金蝉脱壳”，游离于法律的直接制裁之外。

忠臣还是“替罪羊”？

在恒大帝国的权力结构中，夏海钧与许家印的关系无疑是最核心、也最复杂的一环。他究竟是忠心耿耿、最终为老板“背锅”的忠臣，还是早已心怀鬼胎、与老板共同掏空公司的共谋者？抑或两者皆是？134亿存款挪用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2022年3月，恒大物业在审核财报时爆出一个惊天大雷：公司有约134亿元人民币的存款，作为质押保证金，已被相关银行强制执行。随后的独立调查揭开了真相：这笔巨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存单质押安排，最终被挪用，以“输血”的方式流向了当时已陷入严重资金困境的母公司——中国恒大。

这一事件的恶劣之处在于，恒大物业作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其资金本应服务于自身的股东和业务，却被大股东中国恒大当作了“提款机”。这严重损害了恒大物业中小股东的利益，也触及了公司治理和法律的红线。

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2022年7月22日，中国恒大发布公告，称公司的初步调查显示，时任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夏海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潘大荣等人“参与了该安排”，因此董事会要求他们辞去相关职务。夏海钧的恒大生涯，就此以一种极不光彩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然而，这个看似清晰的调查结论，却在坊间引发了“替罪羊”的广泛猜测。一种流传甚广的解读是，这是一出许家印精心导演的“挥泪斩马谡”的戏码。核心的质疑点在于：

挪用134亿如此巨额的资金，绝非几个职业经理人能够擅自决定的。在许家印拥有绝对权威的恒大内部，没有他的首肯甚至指令，这样的操作几乎不可能发生。调查报告将责任完全归于夏海钧等高管，却对许家印是否知情或参与闭口不谈，这本身就显得极不寻常。

因此，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许家印与夏海钧之间的一场“默契”交易：夏海钧出面“背锅”，承担挪用资金的直接责任，以此为许家印进行切割；作为回报，许家印则为早已“落袋为安”的夏海钧，开辟一条“安全”辞任、全身而退的通道。这出“你撤退，我掩护”的戏码，让夏海钧得以在法律和道义上与恒大进行切割，为其后续的“消失”铺平了道路。

无论134亿存款案的真相如何，它都成为了许家印与夏海钧这对“黄金搭档”分道扬镳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两人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2023年9月，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内地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身陷囹圄。他所构建的庞大商业帝国，也随着他的倒下而加速崩塌。

而夏海钧，则如前文所述，凭借其周密的布局，成功“逃离”风暴中心，在美国加州过上了隐秘而奢华的生活。他虽然也面临着资产冻结和法律诉讼，但至少在人身自由上，与他的前老板形成了天壤之别。

然而，这种表面的“自由”或许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牢笼”。他无法自由地在全球旅行，时刻面临着资产被追索的压力，生活在可能被引渡的阴影之下。与此同时，尽管个人处境天差地别，但在法律上，他们又被重新捆绑在了一起——两人同为恒大清盘人追讨60亿美元资产案的核心被告。在这场终极博弈中，他们昔日的信任与默契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互相推诿和切割。

从最亲密的战友，到如今一个身陷囹圄、一个“亡命天涯”，许家印和夏海钧的结局，深刻地反映了在企业非正常崩塌的过程中，不同角色的风险暴露与退路选择。创始人的命运与企业深度绑定，无处可逃；而精明的职业经理人，则可能早已为自己备好了“降落伞”。

打工皇帝的落幕与无解的追问

夏海钧的故事，是一部浓缩了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疯狂与幻灭的史诗。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中信干将”，成长为恒大万亿帝国的“二号人物”，最终在全球追索的聚光灯下，以一个“财富逃亡者”的形象落幕。

回顾其财富之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棱镜般的复杂形象。他通过“合法”的天价薪酬（累计超18.5亿元）、危机前夜的“精准”套现（金额或超20亿港元）、建立在财务造假之上的非法分红（面临60亿美元追讨），以及在海外深埋的隐匿资产（已曝光部分超2400万美元），构建了一个外界难以估量的财富帝国。其攫取财富数额之巨、转移手段之专业、规避风险之深谋远虑，都令人咋舌。

如今，尽管夏海钧的行踪和部分资产已被曝光，香港法院的追索行动也取得了初步进展。但对于恒大留下的那数以万亿计的债务黑洞，对于那些仍在等待交房的烂尾楼业主、血本无归的投资者和被拖垮的供应商而言，这一切或许只是杯水车薪。

正义能否得到完全的伸张？那些被精心转移至海外的巨额财富，最终能否被追回，用于填补恒大留下的巨大窟窿？这些追问，或许在短期内都难有确切的答案。夏海钧的故事已经落幕，但它留下的警示与思考，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