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康十年（289）春，两个操着吴语口音的儒士来到了京师洛阳。他们此行，要拜访的是北方名士领袖、太常张华。
       那天，名士荀隐也在场。张华便让各人进行自我介绍。
       年纪较轻的那名儒士举手便言：“云间陆士龙。”
       荀隐一下子来了兴趣，作揖后答道：“日下荀鸣鹤。”
       见对方答得如此工整，陆士龙不免更有较量之心，便继续说道：“既开青云见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
       荀隐不慌不忙，回怼道：“本谓云龙骙骙（代指骏马），原是山鹿野麋（代指四不像），兽弱驽强，是以发迟。”
       张华听后，抚掌大笑称绝。
       原来，两人如谜语般的自我介绍，暗含着各自的籍贯及字号。云间，即古时候吴郡松江（今上海）的雅称；而荀隐所对的“日下”，即太阳之下，天子脚下。因荀隐出身颍川荀氏，颍川距离京师洛阳颇近，故称“日下”。
       两人在不俗的言语交流中，均流露出惊世的才华。
       待张华与陆士龙兄弟深入交流后，他更是发出一声感叹：“伐吴之役，利获二俊。”
       但此时，陆士龙兄弟还不知道，他们此行洛阳，前程扑朔，凶多吉少。
       01
       “云间陆士龙”是陆云，与他一起进京的是哥哥陆机，字士衡。两人为三国时期吴国丞相陆逊之孙。


       汉末三国时代，顾、陆、朱、张四大姓氏代表南方名门的一时风流。而陆机、陆云兄弟出身的吴郡陆氏，则是四大家族中名声最响亮者。在陆逊之后，这个家族又出了陆机、陆云的父亲陆抗这种末世的救国名将。但，对于一个江东豪族而言，此二公的威望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吴郡陆氏数百年的荣耀与辉煌。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门阀世家处于上升期时，家族的子弟通常会以“事功”为主。自汉初名臣陆贾的儿子陆烈迁居吴地起，吴郡陆氏便以“习文尚武，以忠名世”为家风传之后世。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思想的指导下，陆氏累世涌现出陆闳、陆恭、陆璜、陆续等一批引领风范的当世名流。
       到陆续的儿子陆稠、陆逢一代，出任东汉各郡太守，造福一方。自东汉初年起，“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陆氏家族辈出太守，实际上也使得他们在骨子里就注重“文武结合”，而这正是汉末三国吴郡陆氏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
       唐长孺先生说：“
       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堡坞主和士大夫）构成了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
       ”文与武的结合，让吴郡陆氏先天就拥有了类似堡坞主和士大夫的“双重身份”。在陆逊故去多年后，吴国末主孙皓有一次与陆逊的族侄陆凯谈话，当听闻对方言及族中供职于朝的官员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时，不禁感叹道：“盛哉！”
       然而，陆凯却很耿直地答道：“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
       陆凯对于家国的忧虑很快就变成现实，而东吴的灭亡也让吴郡陆氏付出了血的代价。
       吴国最后一个名将、陆逊之子陆抗死后，羊祜向晋武帝司马炎上《请伐吴疏》。没几年，西晋军队来势汹汹，吴国已无良将可用。紧急关头，孙皓征召陆抗的几个儿子披挂上阵，并让他们分领家中部曲，共抗晋军。陆机由此成为孙皓钦命的牙门将军，负责荆州一线的防御战事。
       出征前，陆机给因年纪不达标未上战场的弟弟陆云（陆云比陆机小两岁左右），写了首《与弟清河云诗三章》，在诗中他用“昔予翼考，惟斯伊抚，今予小子，缪寻末绪”表达了自己既有心承祧祖业、又疑虑能力尚浅的复杂心情。
       与陆机诚愿驰骋沙场的心情不同，陆云全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父亲陆抗的突然薨逝，以及四个哥哥共同为国出征的场景，已经让人在后方的陆云充满了太多的忧伤。在《答兄机》诗中，他写道：“衔忧告辞，挥泪海滨。”
       没想到，陆云笔下，竟一语成谶。陆氏兄弟征战沙场，遇晋军水陆并进，四子去，唯二子回。
       吴天纪四年（280）正月，晋朝镇南大将军杜预率大军攻克陆氏兄弟镇守的乐乡（今湖北松滋）。由于杜预此战采取的是“擒贼先擒王”策略，陆氏部曲听闻陆景、陆晏身死后，便陷入了混乱，陆机则被俘虏。


       虽然吴国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吴郡陆氏的声望，但正如当初魏国大将邓艾所言，“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因此，初兴的西晋王朝始终没有放松过对陆氏等吴地大族的打压。这便造成了陆氏兄弟的悲剧。
       02
       三分归晋后，陆机跟随其他参战的门阀子弟一同被献俘于洛阳。战争已成往事，陆机等被俘子弟在北方名士眼中只是没有气节的家伙。但或许是以家风为傲，每当遇到北方名士无理讪笑，陆机从不愿低眉折腰向北方名士认输。
       一次，陆机去拜见晋武帝的妹夫王济。王济意欲嘲讽陆机，便指着面前几斛羊酪说：“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跟此美味相比吗？”陆机当即不卑不亢地答道：“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意思是，江东的莼菜跟羊酪一样美味，关键是它还无需盐豉的加持。
       就在陆机踌躇不知该继续留在洛阳，还是南返故里时，比陆机年长10岁左右的北方名士左思写下了成名作《三都赋》。此前，为了尽可能熟悉三国时代逸事，左思走访了大量的三国贵族，其中就包括不知何去何从的陆机。
       听闻一个北方“乡巴佬”要总结阐述自己的家国故事，陆机的内心是抵触的。左思刚找他谈完文章构思，他转头就给在家乡守制的弟弟陆云写了封信说：“
       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
       ”可以看出，陆机的观点很明确，要让后世的人知道并评价吴国的得失成败，就应该是像他这种江东世家子弟来执笔，外人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然而，《三都赋》写成，左思找到了张华求点评。后者拜读后，当即给出“班（固）张（衡）之流也”的高度评价。从此，洛阳纸贵。陆机也赶紧找来《三都赋》仔细研读，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如左思。《晋书》记载道，“
       及（左）思赋出，（陆）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
       03
       相比于兄长陆机在洛阳自尊心受挫，人在家乡的陆云境遇要好出许多。
       因为陆云自始至终都未卷入晋吴战争，故西晋一统天下后，扬州刺史周浚就让松滋令蔡洪带着委任状去了陆府，要征召陆云出山。
       陆云的文章和性格都不大类似陆机。他自小聪明过人，史载其“六岁能属文”。吴国还未灭亡时，尚书令闵鸿曾到陆府作客，陆氏一门俊秀通通出来与之相见，闵鸿却独独指着陆云告诉陆抗：“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可惜，陆云这堪比卧龙凤雏的奇才还未正式出场，吴国就被灭了。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周浚的惜才、爱才之心。陆云决定出仕，到他身边担任公职后，周浚逢人便夸陆云有颜渊之才。所以，陆云刚过“实习期”，就转正补任浚仪（今河南开封）县令了。
       西晋的浚仪县就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大梁。这里历来都是京畿要冲，自从西晋代魏后，就成为魏帝曹奂的居留地。由于晋武帝登基时承诺，曹奂及魏国的遗老遗少可在此奉旧朔，因此这些年来，浚仪令虽然换了好几任，但当地的社会问题却始终存在。
       陆云到任后，一改前任不作为的处事风格。他严厉约束手下，时常巡视集市，禁止豪强哄抬物价，极力维持县城百姓安居乐业。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竟然有人顶风作案，与有夫之妇通奸，并把对方的丈夫杀了。由于主犯背景强大，有司无法将此人入罪，陆云就命人逮捕了该名主犯的妻子，每天好吃好喝供着，连续关了她十几天。
       过后，陆云也不审问，直接把人放了，并派人尾随其后。他特别叮嘱跟踪人员，要留意该名女子接触了何人，但凡与之有交流的，通通抓回来。
       果不其然，这名女子憋了十几天没说话，一出县衙，就找到她的同伴串供。这一幕恰巧被陆云的人看到，歹徒就这样被悉数抓拿归案。
       此后，陆云在浚仪县就如同后世的包公，百姓不仅到处张贴他的画像，称颂他为官神明，逢年过节更是以祭拜灶神的方式，对他顶礼膜拜。
       陆云为官有政绩，却引起了上峰的妒忌。待朝廷下来考核时，陆云被上峰参了一本。气不过的他，直接辞官返乡。
       04
       太康九年（288），阔别多年的陆机、陆云兄弟终于在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重逢。
       此时，两人各自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出仕经历，对晋朝治下北人看不起南人的状况也有了切身的感受。聆听华亭的风声鹤唳，陆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归隐，以后都不做官了。
       不过，陆机、陆云兄弟生活的年代，世家门阀的崛起正一步步影响着天下的格局。而当时的门阀士族，皆是累世为官的世家。在那个名即为利的时代，人们并不会以家族中一两个人的才华来评判一个家族地位的高低。因此，兄弟俩要想光复吴郡陆氏过去的影响，摆脱北方名士对南人的偏见，除了入仕，别无他法。
       于是，在家乡蛰伏了一段日子后，按捺不住的陆机与陆云携手，再度北上洛阳。
       这一次，凭借陆云一句“云间陆士龙”，兄弟俩总算在北方名士张华的加持下一炮而红，史称“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三张指诗人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
       但很快，两人又因出身地域成为北方名士攻击的重点。
       听说有两个南方来的小子最近特别出风头，卫尉卢珽的儿子卢志专门找了三五个名门子弟前来讨教。卢志出身北方高门范阳卢氏，是汉末大儒卢植的曾孙，曹魏“五朝贤臣”卢毓的孙子，所以他与陆机、陆云一见面，就给了对方一个下马威，问：“
       陆逊、陆抗，是君何物？
       ”
       魏晋以来人们就极重避讳，卢志当面说出陆机的父、祖之名已十分无礼，说话间还要用“物”代替人，则更是妥妥的拉仇恨行径。陆机一听，当场反唇相讥：“
       一如君于卢毓、卢珽。
       ”
       听到哥哥语气很“冲”，大惊失色的陆云赶紧拉着他往外跑，边走边劝哥哥以和为贵。陆机却扯着嗓子大呼：“
       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我的父亲和祖父名震天下，谁人不知，这个小子竟敢这么问？
       卢志对陆机当下到底有几分恨意，不得而知。但，陆云劝陆机的话，却被记载了下来。陆云称：“
       远邦异域，理当不熟悉我们的祖辈，何至如此计较？
       ”
       尽管陆机、陆云内心仍认为西晋是“远邦异域”，但他们还是很实在地选择了入仕晋朝以振兴家族这条路。但就在陆氏兄弟准备一展抱负之际，晋武帝驾崩了。由于继任者晋惠帝是个“痴儿”，晋武帝尸骨未寒，司马氏便开始同室操戈，天下又重归战乱。
       05
       在司马氏内斗初期，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把持朝政。她萌生出组建智囊团队的想法，其外甥贾谧便拉来了天下首富石崇的赞助，成立“金谷二十四友”文化社团。


       元康二年（292），陆氏兄弟接到了“二十四友”的邀请函。听闻陆氏兄弟要在乱世中反其道而行，攀附权贵、追逐权力，陆氏从前的好友顾荣、戴渊等都跑来力劝他们三思而行。
       看着前来送行的友人，陆机不禁悲从中来。这种心情，在他临别所作的《赴太子洗马时作诗》中也有体现：
       希世无高符，营道无烈心。
       靖端肃有命，假檝越江潭。
       亲友赠予迈，挥泪广川阴。
       抚膺解携手，永叹结遗音。
       无迹有所匿，寂寞声必沈。
       肆目眇弗及，缅然若双潜。
       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
       谷风拂修薄，油云翳高岑。
       亹亹孤兽骋，嘤嘤思鸟吟。
       感物恋堂室，离思一何深。
       伫立慨我叹，寤寐涕盈衿。
       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
       “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陆氏兄弟很明白地告知众人，此去若不能振兴陆氏声名，兄弟将不再归乡，烦请诸位今日在此做个见证。
       然而，“二十四友”的倡导人贾谧不过是个仗着姨妈声威行事的纨绔子弟。入洛为官的陆机、陆云似乎陷入了一种幻局。人们看到他们总是徘徊于各家权贵间，为无意义的政斗出谋划策——这离当初纯粹振兴吴郡陆氏声名的愿望越来越远了。
       随着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被废杀，司马氏宗王对贾皇后的忍耐达到了上限。永康元年（300）四月初三夜，赵王司马伦在齐王司马冏、东宫右卫都督司马雅等人的协助下，率军杀入宫中发动政变。乱兵一哄而上，贾谧死于非命。


       作为贾谧“二十四友”的核心成员，陆机、陆云兄弟本该如同石崇、欧阳建、潘安那般死于非命，但司马伦在政变中不仅杀了贾氏全家，更将不愿出山辅佐自己的张华一并处斩。张华是北方名士领袖，“二十四友”又大多是北方名士翘楚，司马伦不分青红皂白对他们大肆屠戮，最终引起了北方名士群体的集体抵制。于是，正愁无处实现政治抱负的陆机，终于凭借南方名士的身份，成为司马伦身边的相国参军。紧接着，为表示陆氏兄弟异于贾谧一党，司马伦在给自己加九锡的同时，也加恩重赏了陆氏兄弟，让陆机出任中书侍郎，替自己起草篡位诏书，而陆云则转任侍御史，负责纠察弹劾朝中不满司马伦的官员。
       按说，陆氏兄弟乃天下大才，不可能不懂得篡位失败就会掉脑袋的道理。司马伦让陆机起草篡位诏书之际，江东名士贺循、张翰便以“莼鲈之思”为名，辞官返乡。那么，陆氏兄弟为什么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司马伦同流合污？
       实际上，无论是陆机在后来的篡位诏书中称呼司马伦为“明公”，还是司马伦给了陆机一个有名无实的“关中侯”以示敬重，说白了，双方都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罢了。
       只是司马伦为人向来“庸琐”，又全无司马师、司马昭那种内里透着阴险的战略目光，篡位失败属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对于一心想光复吴郡陆氏声望的陆机、陆云而言，跟随这样的庸主，无异于提前喝下了一杯毒药。
       06
       永宁元年（301）正月，一切准备就绪的赵王司马伦捧着篡位诏书，废晋惠帝为太上皇，自己僭位称帝。
       很快，司马伦篡位引起了司马氏宗王的不适。作为赵王曾经的盟友，齐王司马冏在推翻贾皇后之事上也立了大功，最后“摘桃子”做皇帝的，居然不是自己。于是，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司马冏便邀同有“皇帝梦”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由于“三王”久居地方，各自都有强大的军队，因此，本无谋略的司马伦一伙随即被赶下了台。
       赵王司马伦败亡后，陆机因出任了伪帝的中书侍郎一职、不能谨守臣节，而被齐王逮捕。幸运的是，进入洛阳的“三王”都怀揣着坐天下的美梦，成都王司马颖便联合曾受过陆机、陆云兄弟恩惠的吴王司马晏上表力保陆氏兄弟，陆机才幸免于死。
       自入仕以来，陆氏兄弟屡遭刁难，陆机更是经历了牢狱之灾，因此，陆氏兄弟对司马颖的奋力营救感激涕零。出狱后，陆机立马带着弟弟投奔了司马颖。
       看着两人“弃暗投明”，司马颖不禁欣喜若狂。他如过去司马伦对待陆机一般，封其为大将军参军、平原内史，并让陆氏兄弟参预机要，令其号召南方士人，为平定乱世出谋划策，建功立业。
       在成都王的支持下，陆氏兄弟总算找到了被重用的归属感。为了报答成都王的知遇之恩，他们十分卖力地谋划着新朝的未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原先已经辞官返乡的一部分南方名士，如孙拯、孙惠等又抱着一腔从政的激情，再度北上。
       然而，成都王终究不是明主。他的幕府虽集合了南北名士，说到底却鱼龙混杂。从前与陆机有过口舌之争的卢志，此刻正是成都王手下的长史，是成都王幕僚里的北方领袖。在西晋南北隔阂的大背景下，一张死亡的大网正悄悄向陆机、陆云以及吴郡陆氏张开。
       07
       太安二年（303），成都王与河间王将矛头指向了长沙王司马乂。此时，陆机在成都王府上任事已久，考虑到陆氏家族三代为将，陆机本人也曾有过上战场的经验，司马颖便有意将这份“美差”交给他——指派陆机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校尉孟超等二十万人攻打洛阳。
       牵秀、王粹过去就是贾谧“二十四友”社团的重要成员，两人同为北方名士。而孟超则是司马颖的心腹宦官孟玖的堂弟。当初，孟超曾打算让自己的父亲去做邯郸县令，便通过孟玖向成都王说情。但，就在孟老爹即将成为孟县令的前夕，陆机却提出了反对意见，由此孟氏兄弟对陆机产生了芥蒂。
       所以，陆机一听说自己荣任总司令，立马担心队伍不好带。他找到成都王，希望对自己另加重用。成都王却安慰他说：“
       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卿为郡公，位列台司。将军勉之矣！
       ”
       当时，郡公为异姓功臣的最高封爵，成都王对陆机的期盼可见一斑。可陆机对老板画的大饼始终有所抵触，见实在推脱不掉，他便郑重告诉司马颖：“
       历史上齐桓公任用管仲，建九合之功；燕惠王怀疑乐毅，结果功败垂成。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意思是要成都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然而，等两军战斗打响后，陆机就发现成都王根本没把自己的意见当回事。他带的这支军队，部将们只要出身北方的，就通通不遵他的将令。待长沙王司马乂大军逼近之际，王粹、牵秀等更是在军中散布谣言，称陆机一介文人不配领军。孟超也直接对陆机放言：“貉奴（北人对南人的蔑称）能作都督吗？”结果，陆机的部队好不容易到达洛阳建春门下，又遭遇长沙王大军突袭，导致出征的二十万大军死伤惨重，陆机帅营直属的部将贾棱等人力战而亡。
       二十万大军严重受挫，司马颖自然要处理首要责任人。于是，孟玖趁机捏造了陆机谋反的罪证，陆机的死期快到了。
       太安二年（303）一个冬夜，陆机做了一场梦。
       他梦见自己坐在一辆马车上，黑色的帷幔正慢慢地包围、裹紧马车。四周的空气愈发稀薄，黑色的帷幔就像索命的黑无常一样，逐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极力想要摆脱这种无力的状态，却无论怎么撕扯，也无法改变现状。
       他猛然惊醒，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天一亮，一队士兵就迅速闯入他的营帐，向其宣布了成都王颁布的死刑核准书。
       他没有解释什么，只是要求众将士留出些许时间给他整理妆容。他缓缓卸下戎装，换上了一袭如雪的白帢，似乎在像世人宣示他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决心。
       历史记住了陆机临刑时的最后一句话：“
       鹤唳华亭，复其闻乎！
       ”
       由于陆机“坐实”谋反大罪，按律当夷三族。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也一同被害，其弟陆云、陆耽随后亦遇害。史书说，“及（陆）机之诛，三族无遗”。
       二陆命殒，天下痛惜。
       但这一切回过头来看，似乎都是陆氏兄弟急功近利所致：身处乱世，何来无辜？
       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
       李晓风：《陆机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马荣江：《吴郡二陆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刘运好：《陆机陆云考论》，中华书局，2020
       尹军：《玉出昆冈：陆机陆云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宋展云：《汉末魏晋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王永平：《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李晓风：《陆机与入洛南方文人的交游》，《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张振龙：《“二十四友”事贾谧原因初探》，《殷都学刊》，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