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退伍回老家当老师，机缘巧合借调到公社，命运被改变

春风乍暖，细雨绵绵。

一辆北京212吉普车沿着泥泞的乡间公路，艰难地向前爬行。车轮激起的泥浆，在阳光下泛着土黄色的光芒，像是大地的血脉在翻滚。

车上，我穿着那身已经洗得发白的军装，怀里揣着一纸退伍证和一本教师聘用证，望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田野发呆。三年军旅生涯，让我既成熟又迷茫。

＂这就是你的家乡？＂司机刘大山递给我一支烟，笑着问道。他是公社派来接我的，一张黝黑的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

＂是啊，三年没回来了。＂我深吸一口气，烟草的味道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这支烟比部队发的要呛，却有着家乡的味道。

车窗外的麦田翻滚着绿色的波浪，山坡上的杏花开得正艳，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这一切曾是我日思夜想的家乡风景，如今却让我感到一丝陌生和不安。

明德村就在前方不远处，那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一个贫穷却充满人情味的小山村。父亲是村里的老木匠，母亲则是普通的农妇，一家人靠着几亩薄田和父亲偶尔的木工活度日。

＂马上就到了，前面就是我们明德村。＂我指着远处的村口，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

刘大山把车停在村口的大树下，我背着军用挎包，踏着松软的泥土，一步步走向家的方向。那棵老槐树还是老样子，树干上的疤痕见证了多少村里娃的欢笑。

村里的狗儿早早闻声狂吠起来，它们似乎认出了我的气息。春日的阳光洒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照得人心里暖洋洋的。

＂是李老四家的宏亮回来了！＂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声音中带着惊喜和亲切。

接着家门口就围满了村民。三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精神抖擞的大小伙子。妇女们不停地夸我长高了，壮实了；男人们则好奇地问着部队的事情。

＂在哪个部队啊？＂＂打过仗没有？＂＂学会开坦克了吗？＂问题像是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砸过来。

母亲李秀兰站在家门口，眼眶湿润，看着我一时不敢上前。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我离开时更深了，像是田地里的沟壑。父亲李长福拄着拐杖，站在她身旁，微微颤抖的手想要掏烟却又作罢。

＂爹，娘，我回来了。＂我走上前，轻轻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哽咽。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母亲终于忍不住扑上来，摸着我的脸，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她的手粗糙得像是树皮，却温暖得胜过阳光。

那一刻，我心里一阵酸楚。三年前我参军离开时，父亲还能下地干活，如今却要拄着拐杖。母亲的白发和深深的皱纹，像是无声的控诉，诉说着这三年来他们的艰辛。

家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土坯房的墙角已经渗出了水痕，房顶的茅草也稀疏不堪。院子里，那口水缸裂了一道缝，用水泥糊住；一个黑乎乎的铁锅立在三块石头上，煮着稀稀拉拉的米粥。

＂爹的腿是怎么了？＂我放下挎包，小声问母亲。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

＂两年前下雨，从坡上摔下来了，去县医院看过，说是骨头裂了，一直没好利索。＂母亲叹了口气，声音像是风中的落叶，＂家里地都荒了，靠着你妹妹在生产队帮工，每月能分点粮食。＂

妹妹李小花正在砍柴，听说我回来了，撒腿就跑，柴刀都没放下。她比我小五岁，本该是上学的年纪，现在却已经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哥！＂她一下子扑到我怀里，脸上还挂着汗珠，身上散发着阳光和青草的气息。我看到她的手上全是茧子，粗糙得不像是一个十六岁姑娘的手。

那天晚上，母亲蒸了一锅白面馒头，炒了两个菜——土豆丝和萝卜缨子。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白面，今天却舍得拿出来。一家人围坐在低矮的八仙桌旁，灯光照在每个人脸上，我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期待和欣慰。

＂宏亮，你这回回来是安排在哪儿工作啊？＂父亲终于问出了全家人最关心的问题。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睛却炯炯有神。

＂县里给安排了，回咱明德小学当老师。＂我掏出那张红色的聘用证，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那是我在部队最后一年考的教师资格，为的就是回乡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当老师好啊，有文化，体面！＂母亲拿着那张纸，虽然一个字也不认识，却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好像那是什么宝贝似的。

＂工资多少？＂父亲关心的是实际问题。在这个年代，工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活水平。

＂每月四十二块五。＂我有些自豪地说。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

一家人顿时眼睛一亮。母亲甚至激动地红了眼眶，轻声说：＂这下家里能盖砖房了。＂这是他们多年的心愿，住上一间不漏雨的砖房。

父亲的眼睛湿润了，他使劲眨了眨，掩饰自己的情绪：＂好，好啊！我李长福这辈子没出息，但儿子有出息，值了！＂

那一夜，我躺在久违的土炕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和远处的犬吠，心中五味杂陈。军营的日子虽然艰苦，却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规律的生活。而现在，我即将踏上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未知和期待交织在一起，让我辗转难眠。

炕头上，父母轻声的谈话飘进我的耳朵：＂咱宏亮回来了，有工资了，家里的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母亲的声音中充满了希望。

＂是啊，县里分配的工作，是正式的国家干部，这在咱们村里可是头一份。＂父亲的语气中带着自豪。

他们的期待像是一座山，压在我的心头。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枉他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村小学报到。学校只有三间平房，一个小操场，几棵歪脖子杨树立在院子里，随风摇晃。校门是用几根木头钉的简易栅栏，上面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写着＂明德小学＂四个字。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张，一副老花镜挂在鼻梁上，整个人瘦得像根竹竿。他见到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粉笔，热情地迎了上来。

＂李宏亮啊，正好，咱们学校缺老师，你来了正好接四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和数学。＂张校长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眼睛眯成一条缝，＂你是部队上退下来的，有文化，有纪律性，教起学生来一定有一套。＂

教室简陋得让人心疼。破旧的课桌椅，有的腿还用砖头垫着；窗户上的玻璃有几块是用报纸糊的；黑板已经磨得发白，写上字要用力才能看清。

就这样，我开始了乡村教师的生活。教室里坐着三十多个孩子，大多衣衫褴褛，但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新来的老师，窃窃私语，目光中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从今天起，我将和大家一起学习、成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信、稳重。心里却忐忑不安，生怕自己教不好这些孩子。

第一堂课，我讲了一个关于坚持和梦想的故事。看着孩子们专注的眼神，我知道，自己选对了职业。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教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白天在教室里讲课，晚上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有时候还要走访学生家庭，动员那些因为家里缺劳力而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周末回家，我总会把一部分工资交给父母，剩下的则用来添置教学用品和一些简单的学生奖品。看着父母欣慰的笑容，我感到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日子虽然忙碌，却也充实而有意义。每当看到学生们因为理解了一个难题而欢呼，或者认真地在作业本上写下工整的汉字，我就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成就感。

学校里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孩子们的求知欲却格外强烈。我记得有个叫小明的学生，家里条件特别差，连买本子的钱都没有，就用捡来的旧报纸做成本子，写得密密麻麻的。

还有个叫大牛的孩子，每天要走五里山路来上学，无论刮风下雨从不缺席。看到这些，我更加坚定了教好书的决心。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我在教书的道路上渐渐找到了感觉，学生们也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村里人见了我，总是恭敬地叫一声＂李老师＂，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尊重。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在这年秋天悄然到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教室里有些闷热。

正当我在讲台上讲解一道应用题时，教室门被推开了。张校长领着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那人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锃亮的皮鞋，一看就不是村里人。

＂李老师，这位是公社的赵主任，找你有事。＂张校长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恭敬。

学生们立刻议论纷纷，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我安抚了学生们，让他们自习，然后跟着赵主任来到了办公室。

赵主任看起来四十出头，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一看就是有文化的干部。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开门见山地问道：＂李宏亮同志，我听说你在部队是文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吗？＂

＂在连队当过两年文书，写过一些简报和表彰稿件。＂我谦虚地回答，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正好，公社现在缺个宣传干事，主要负责写材料，做简报，我想借调你过去工作一段时间，你看怎么样？＂赵主任的目光中带着期待。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借调？那教学怎么办？＂我看了看窗外的教室，那里坐着三十多个等待我回去继续讲课的孩子。

＂只是临时的，一两个月吧，正好学校快放暑假了。＂赵主任笑着说，＂公社工作接触面广，对你也是个锻炼机会。再说了，这也是组织需要，你不是一直想进步吗？＂

张校长在一旁帮腔：＂年轻人多见见世面好啊，这是好事，公社点名要你，说明你有能力。＂他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学校的课我们会安排其他老师代课，你放心去吧。＂

就这样，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我被借调到了公社工作。回家告诉父母这个消息时，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公社干部啊，那可比老师威风多了！＂父亲拍着大腿，激动地说。母亲则开始张罗着给我做几件像样的衣服，＂公社里都是干部，你可不能丢人。＂

公社办公室在集镇上，是一排砖瓦房，比起村小学气派多了。办公室里有电灯，有电风扇，甚至还有一台收音机，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很先进的设备了。

我的工作台是一张老式木桌，上面放着一台＂上海＂牌打字机，那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新鲜玩意。第一次使用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生怕打坏了这个宝贝。

赵主任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整理全公社的生产数据，写一份季度总结报告。资料堆了我一桌子，各种数字、表格看得我头晕眼花。

＂小李啊，这报告后天县里要，你抓紧写，写好了我再看看。＂赵主任临走前叮嘱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

我硬着头皮翻阅资料，整理数据，绞尽脑汁地写作。那两天，我几乎没合眼，就靠着办公室的马扎小憩了几个小时。咖啡和茶水成了我的伙伴，胃里像是有火在烧。

当我把厚厚一叠打印稿交给赵主任时，已经是第三天的清晨。他快速浏览了一遍，眉头渐渐舒展，最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写得不错，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数据准确，比上任宣传干事强多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眼睛里闪烁着赞赏的光芒，＂你去休息吧，下午县里的同志来，你不用参加了。＂

就这样，我的＂借调＂一拖再拖，从原本的一两个月变成了半年。在这期间，我写了无数份报告、总结、简报，甚至还起草了几个项目申请书。我的文笔得到了公社领导的一致好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公社的赵主任经常夸我：＂小李啊，你这文笔是咱们公社一绝，县里的领导都说好啊！＂这样的夸奖让我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忐忑的是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学校。

我常常想起那些孩子们，想起他们期待的眼神和真诚的笑容。每次回村，总会有学生远远地喊一声＂李老师＂，然后飞奔过来，围着我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这让我既欣慰又愧疚。

公社的工作虽然忙碌，但开阔了我的眼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了解了农村改革的最新政策，见识了乡镇企业的兴起。特别是在一次去县里开会时，我认识了县文教局的几位同志，他们对我的文稿大加赞赏。

＂小李同志，你的文笔很有特点，朴实中见深刻，接地气又有高度，难得。＂县文教局的王局长这样评价我。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干部，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眼光独到。

1984年初春，阳光明媚，万物复苏。我正准备回学校继续教书，县文教局却打来电话，说要调我去工作。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在我平静的生活中炸开了波澜。

＂这是好事啊！＂赵主任拍案叫好，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县里的正式干部，那是铁饭碗，比当老师强多了。以后提干、评职称都方便，说不定还能进步到市里、省里去呢！＂

我心里却很矛盾。站在公社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远处的青山和村庄，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县里工作确实是难得的机会，待遇更好，前途更广；另一方面，我对教师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那些单纯的孩子们，也让我难以割舍。

回家和父母商量这件事，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思想却很开明。

＂宏亮啊，人这一辈子，机会不多，错过了就没了。＂父亲拄着拐杖，语重心长地说，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你是我们李家第一个读书人，第一个当兵的，也可能是第一个当干部的，你要为整个家族争这口气啊。＂

母亲则更关心实际问题：＂县城里工作，离家近，工资高，说不定还能分到房子，你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她的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妹妹小花也帮腔：＂哥，你就去吧，这么好的机会，别人想都想不到呢！＂她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却因为家庭条件没能继续上学，这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就这样，我告别了熟悉的村小学，告别了那些天真的学生，来到县城，成为了县文教局的一名科员。临走那天，学生们排着队，一人送了我一朵野花或是一个小手工，让我既感动又心酸。

＂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小明怯生生地问，眼睛里满是不舍。

＂会回来的，一定会。＂我摸着他的头，心中却明白，这一走，也许就再也不会回来当老师了。

县文教局的工作比公社要规范得多，也繁琐得多。我主要负责全县教育工作的宣传报道和文件起草。每天伏案工作，与文字打交道，倒是和我的兴趣相符。

适应新环境并不容易。县城里的人说话做事都比农村讲究，穿着打扮也更加考究。刚开始，我还因为一些乡下人的习惯被同事们笑话。但我学得快，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集体。

在县城的日子，物质条件比村里好多了。我很快就在单位分到了一间十八平米的宿舍，虽然简陋，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改善。我把父母和妹妹接到县城生活，租了一间小平房，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父亲的腿在县医院得到了更好的治疗，妹妹也在县棉纺厂找到了工作。母亲则在家照顾生活，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笑容也多了起来。她常常站在院子里，看着来往的汽车和行人，感叹道：＂谁能想到，我们老李家也能住进县城啊！＂

＂宏亮，你看这日子，比做梦还美。＂母亲常常感叹道，眼中满是幸福的泪光。这样的话，让我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在文教局工作勤恳，写的材料常常被县领导表扬。一年后，我被提拔为宣传科副科长，负责全县的教育宣传工作。每次下乡调研，路过明德村时，我都会去学校看看，看着那些孩子们成长，心中满是欣慰。

张校长见到我，总是热情地招呼：＂李科长来了，快请进！＂那种恭敬的态度，让我有些不习惯。我更怀念他曾经称呼我＂小李＂时的那种亲切。

命运就是这样奇妙。一个偶然的借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到县级机关的干部，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一个奇迹。

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那个阴沉的下午，赵主任推开教室的门，问我愿不愿意去公社工作。如果那时我拒绝了，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会一直在村小学教书，也许会娶一个乡村姑娘，过着平凡而踏实的生活。

工作中，我认识了不少有才华的人，也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文教局的小王，和我同龄，却因为家庭背景好，早已是正科级干部。他为人豪爽，对我很是照顾，常常指点我工作上的事情。

＂小李啊，你这文笔好，但还得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小王常常这样提醒我，＂在机关，能力重要，会做人更重要。＂这些话我都记在心里，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

1985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县医院体检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张红梅。她是医院的一名护士，温柔贤惠，说话做事都很利落。

第一次见面，她穿着白大褂，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手法娴熟地为我抽血。＂别紧张，很快就好了。＂她轻声安慰我，声音如同春风拂面。

＂不紧张，就是有点好奇，为什么要体检？＂我随口问道。

＂听说是要评选先进工作者，体检是程序之一。＂她微笑着说，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从工作谈到生活，从电影谈到书籍。她的见解独到，思想开明，让我眼前一亮。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县城里有名的才女，不仅医术好，还能弹一手好钢琴。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到医院去，找各种借口和她见面。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从同事变成了朋友，又从朋友变成了恋人。

1985年秋天，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们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虽然没有豪华的酒席，没有昂贵的礼物，但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仿佛连上天都在祝福我们。

婚后，我们搬进了单位分配的新房，虽然只有两室一厅，但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住房条件了。房子虽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充满了家的温馨。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李小阳，寓意阳光明媚，前途光明。小家伙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看着他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我和红梅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父母也搬到了我们隔壁的一套小房子里，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父亲的腿伤渐渐好转，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母亲也学会了跳广场舞，每天晚上都精神抖擞地去参加。

妹妹小花在棉纺厂工作勤恳，很快成为了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她还在县城认识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小伙子，两人谈了恋爱，准备来年结婚。看着妹妹幸福的样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如今，我已经在文教局工作了两年，工作上越来越得心应手，人际关系也处理得越来越好。领导赏识我的能力，同事欣赏我的为人，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在乡村小学的日子，想起那些纯真的笑脸和渴望知识的眼神。那段经历虽然短暂，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每当这时，我都会问自己：如果当初没有那次借调，如果我一直留在村小学教书，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后悔现在的选择吗？

回望这些年的经历，恍如一场梦。从部队退伍，到乡村教师，再到公社干部，最后成为县级机关的一员，每一步都像是命运的安排。那个穿着褪色军装的年轻人，怀揣着朴素的梦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创造了自己的小小奇迹。

特别是那次＂借调＂，看似平常的决定，却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它让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让我不禁思考：命运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我们选择了道路，还是道路选择了我们？

人生中，有多少次看似平常的选择，最终改变了我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