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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

山沟里静得出奇，只有风从山顶扫过，带着冰碴子往脸上砸。

几个战士正蹲在灶台边捣鼓早饭，一锅还没开，忽然听见远处一声炸响，接着就是连环轰鸣。

没几秒钟，整个军营像被从天上砸了一拳，连空气都震得发闷。

任红举是文工团的，那会儿正拿着小提琴在帐篷边晒太阳。

他回头一看，炸点离他们不远。

等他跑过去，满地都是翻倒的帐篷和烧焦的被褥。

最先被人发现的，是两根乌黑的辫子，一前一后落在雪地里。

上面沾着血，还有点肉末。

旁边是她的钢盔，已经变形了。

没人敢动。

那姑娘姓戴，十七岁，四川人，文工团里出了名的文艺骨干。

唱得一嗓子好歌，性子活泼，谁都喜欢她。

前一天她还在排练，说要在下个慰问演出里唱《我的祖国》，调都标好了。

谁知道就这么没了。

说起来，文工团上前线，本来不是打仗去的。

那时候部队条件差，没电台，没报纸，士气靠什么？靠人唱歌，靠人讲故事。

文工团就是干这个的。

可抗美援朝不是普通的仗，一线和后方根本分不清。

1950年10月，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戴姑娘就在队伍里。

她当时还不知道具体任务，只知道组织让跟着走，就走了。

临出发前，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去“边疆参加演出”，没透露战事，只说“很快就回来”。

可她再也没回来。

她死的地点，大概是在清川江一带。

那时候志愿军刚打完第一阶段战役，敌军空中侦察加强，后勤区域常被轰炸。

戴姑娘所在的文工团和后勤部队扎营太靠前，恰好被盯上了。

一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她所在的帐篷，连人带被褥炸没了。

只剩那两根辫子。

事后没人敢跟她家里说实话。

部队给她写了“因公牺牲”的通知，地点写的是“前线阵地”，原因写的是“敌机轰炸”。

她的母亲收到信后一个月没说话，搬了家，也不让人再提她的名字。

任红举后来回忆，那天晚上整个文工团都没说话。

有人悄悄把那两根辫子埋在营地后的山坡上，还立了个小石头。

没写名字，只刻了两个字：“女兵”。

这事儿当时没多少人知道。

战争期间，牺牲太多，很多像她一样的人根本没留下任何资料。

后来志愿军回国，有些人被授勋，有些人进了纪念馆，更多的，就像这位姑娘一样，被时间带走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事其实并不少见。

那几年，志愿军中有不少文工团员、卫生员、通讯兵直接被调去战斗岗位。

有的干脆上了前线。

有个记录是这么写的：1951年冬，志愿军第38军某部文工队全员参与构筑防御工事，期间三人牺牲，两人重伤。

这在部队档案里，是常态。

不是他们想当英雄，是那时候没得选。

物资短缺，战线拉长，谁都得上。

部队就靠这种硬撑，才顶住了装备压倒性优势的敌军。

戴姑娘死后，任红举的文工团又换了几拨人。

他自己也在1952年负伤回国。

一只手再也拉不了琴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在舞台上唱过歌。

有一次别人问他：“你那时候最怕什么？”他愣了好久，说：“最怕早上醒来，发现身边少了一个人。”

多年后，2020年，一部叫《1950他们正年轻》的纪录片上映。

任红举接受采访，说起了这段往事。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说话慢吞吞的。

可一提到“那两根辫子”，眼圈马上红了。

他说：“她唱歌比我好听多了，要是活着，早就是国家一级演员了。”

现在文工团里还有些老物件，旧提琴、破话筒、手抄歌词。

有一份名册上，戴姑娘的名字后面画了个圈。

那是老兵们的习惯，牺牲的人名字后面画圈，代表“落了”。

2023年，第十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归来那天，空军出动了护航编队，棺椁通过“水门”，仪仗兵全程护送。

媒体报道里没提姓名，但那两根辫子，也许就在其中之一的棺椁里。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文工团的小姑娘”。

参考资料：

李峰，《抗美援朝战争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志愿军老兵口述实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

任红举口述，张宏整理，《1950他们正年轻：抗美援朝亲历者访谈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

中央档案馆编，《抗美援朝战争档案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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