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卫国，一个名字里带着时代烙印的老兵。当我把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军人退役证”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最深处时，我以为我人生的上半场，那段属于军营的峥嵘岁月，就此画上了句号。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作为一名连职干部转业，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个让我从云端跌落谷底，却又在几十年后让我那些风光无限的战友们，反过来羡慕我的玩笑。

那个年代，转业干部是香饽饽。我被分配到了县里的物资局，虽然不是什么手握重权的单位，但工作稳定，待遇不错，走出去腰杆子都挺得直。妻子翠兰是老家介绍的，一个朴实能干的农村姑娘，我们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儿子，取名赵强，希望他以后身体强壮，性格坚强。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每天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上下班，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心里比蜜还甜。我觉得，这就是我后半辈子最踏实的幸福。

可这份平静，在我女儿悄然降临的那一刻，被彻底打破了。翠兰怀上二胎，我们不是没有犹豫过。那时候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抓得非常严，尤其是我这种吃公家饭的，更是重点对象。可翠兰看着襁褓里的儿子，总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她自己兄弟姐妹多，热闹惯了，就想给小强生个伴。我看着她期盼的眼神，再想想自己也是兄弟三个，从小打打闹闹长大，那份手足情深是独生子女无法体会的。我骨子里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一咬牙，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天真地以为，大不了就是罚点款，降个职，总不至于把我的铁饭碗给砸了。

女儿出生那天，是个下着小雨的秋日，哭声清亮，像只小百灵。我们给她取名赵燕，希望她像燕子一样，自由自在。可这份喜悦没能持续多久，单位的领导就找我谈话了。办公室里烟雾缭绕，领导的脸色比窗外的天还阴沉。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语气沉重：“老赵，你也是部队出来的干部，纪律性应该比谁都强。这个事情，影响太坏了，上面三令五申，你这是顶风作案啊。”

我低着头，一遍遍地道歉，说我糊涂，说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我当时想的，最坏的结果不过是降级使用，或者调到一个清闲的岗位。可我万万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一纸“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那张薄薄的纸，仿佛有千斤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拿着它，手都在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除公职，这意味着我不再是国家干部，我辛辛苦苦二十多年换来的铁饭碗，就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被砸得粉碎。

消息传开，整个县城都炸了锅。我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那个“为了生二胎不要工作”的傻子。走在路上，我能感受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那些曾经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的同事，如今见了我也绕着走。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整天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翠兰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看着一脸茫然的儿子，默默地流泪。她一遍遍地跟我说：“卫国，对不起，都怪我。”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如刀绞。我能怪她吗？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的，作为一个男人，我得扛起来。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转业军官，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为了养家糊口，我什么活都干。去建筑队扛过水泥，去码头当过搬运工，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后来，我用转业时剩下的一点安家费，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开始卖菜。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货，开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昔日的战友来看我，看到我一身泥水，满手老茧的样子，都叹着气劝我：“老赵，你这是何苦呢？”

是啊，何苦呢？我也无数次地问自己。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累得骨头散架的时候，我会想起在部队的日子，想起那些在各自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的战友们。老张进了公安局，当上了副局长；老王在税务系统，成了业务骨干；老李自己下海经商，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他们聚会的时候，偶尔也会叫上我。我去了，坐在他们中间，听着他们谈论着单位的升迁、单位的分房、孩子的出国，我像个局外人，插不上一句话。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有同情，有惋惜，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那种感觉，比扛一百斤水泥还让我难受。

我渐渐地不再参加他们的聚会，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看到他们同情的目光，更怕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被碾得粉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的菜摊上，放在我的一双儿女身上。翠兰是个好女人，她从没抱怨过一句，默默地操持着家务，把两个孩子照顾得妥妥帖帖。儿子小强很懂事，从小就知道帮家里干活，学习也从没让我操心过。女儿小燕更是我的心头肉，她长得像翠兰，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每次我收摊回家，她都会跑过来用小手给我捶背。看着他们，我觉得自己吃的这点苦，都值了。

日子就像三轮车下的路，坑坑洼洼，但总归是向前走的。我的菜摊生意慢慢好了起来，靠着诚信经营，回头客越来越多。我们省吃俭用，供两个孩子上了大学。儿子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不错的IT公司，凭着自己的努力，几年就做到了项目经理。女儿师范毕业，回到我们县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孩子们都有了出息，成家立业，我和翠兰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年轻时落下的腰伤腿伤时常发作。孩子们心疼我，不让我再出摊了。我闲了下来，每天和翠兰去公园散散步，下下棋，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几年前，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针对我们这些因历史原因被处理的转业军人，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我办完手续，每个月卡里都能准时收到900块钱。这笔钱不多，但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钱，更像是一种迟来的认可和慰藉。

去年，我们几个老战友又聚了一次，是老张牵的头，他刚从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次聚会，气氛和以往完全不同。老张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退下来后精神头差了很多，总念叨着人走茶凉。老王在单位里搞了一辈子人际关系，斗来斗去，心力交瘁，退下来后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整天唉声叹气。最有钱的老李，生意做得大，烦恼也多，儿子不学无术，天天在外面惹是生非，他气得住了好几次院。

酒过三巡，大家的话都多了起来。老张端着酒杯，拍着我的肩膀说：“老赵，我们这帮人里，现在最羡慕的就是你。”

我愣了一下，以为他喝多了在说胡话。“羡慕我什么？羡慕我当年被开除，还是羡慕我现在每个月领900块钱补贴？”我自嘲地笑了笑。

“我没开玩笑。”老张的眼神很认真，“我们羡慕你身体好，你看你，快七十的人了，腰板还这么直，精神头比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强多了。我们羡慕你家庭和睦，你看看你那儿子闺女，多有出息，又孝顺。前几天我还看见你女儿陪着你和你嫂子在公园散步，那画面，真好。”

老王也凑过来说：“是啊，老赵。我们争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到头来剩下什么？一身的病，一堆的烦心事。退下来了，心里空落落的。哪像你，早早地就脱离了那个圈子，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现在儿孙绕膝，清闲自在。这福气，我们拿什么都换不来。”

最有钱的老李，长长地叹了口气：“钱算个屁！我拿我那一半家产，换你一个像小强那么争气的儿子，我立马就换！卫国，你当年那个决定，现在看来，你是我们中最有远见的。你失去了一份工作，却赢得了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我们呢，守着那份工作，却可能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

那天，他们说了很多。我默默地听着，心里五味杂陈。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他们中最落魄、最失败的一个。我曾经无数次地后悔，如果当初没有生下女儿，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我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官运亨通，事业有成？可是，听着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慨，我突然明白了。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起跑时的风光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输赢。他们曾经把我远远地甩在身后，但当大家都跑到终点回头看时，才发现彼此追求的东西早已不同。他们追求的是功名利禄，是人前的风光，而我，在被命运推了一把之后，被迫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回归家庭、回归生活的路。这条路布满荆棘，却也让我收获了最质朴的幸福。

我端起酒杯，敬了他们一杯，也敬了自己一杯。“都过去了，”我缓缓地说，“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工作、前途是天大的事。到了这个年纪才明白，一家人整整齐齐，健健康康，比什么都强。我这900块钱，买不来山珍海味，但能给我孙子买个喜欢的玩具，能让翠兰买点她爱吃的点心，这就够了。你们羡慕我，其实我以前也羡慕你们。现在想想，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福气。知足常乐吧，兄弟们。”

聚会结束后，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了女儿小燕出生时那双清澈的眼睛，想起了儿子小强第一次把奖状递到我面前时骄傲的神情，想起了翠兰在我最难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的“卫国，别怕，有我呢”。这些温暖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是啊，我失去了一份工作，但我得到了一个“好”字。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凑成一个“好”字。为了这个“好”，我这大半辈子吃的苦，受的累，都值了。

回到家，翠兰已经给我热好了洗脚水。孙子从房间里跑出来，抱着我的腿奶声奶气地喊“爷爷”。我笑着把他抱起来，心里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宁。或许，幸福本就不是用世俗的成功来衡量的。它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藏在家人的笑容里，藏在知足常乐的心境里。那每月900元的补贴，在战友们眼中，或许成了我“因祸得福”的某种象征，但在我心里，它只是一个数字，一个提醒我曾经走过怎样一条路的符号。我真正让战友们羡慕的，从来不是这900块钱，而是这900块钱背后，我用半生坎坷换来的，那份千金不换的家庭圆满和内心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