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生在名门，按理说她可以一辈子风平浪静、锦衣玉食。可你看，她偏偏不愿意安分守己，最后还和比自己大三十岁的男人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这事放在当时，谁不皱眉？谁不背后议论她几句？可她就是李刚——就这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别人想不到的样子。

李刚出生在1927年的湖南，家里的门第摆在哪里，老街坊一提就知道——她祖上可是湘军出身，李续宾的后人。小时候吃穿不愁，兄妹几个都格外有点书卷气。可那会儿，天底下乱着呢，谁家也说不准明天会发生什么。她的哥哥李普在报社做事，见惯了人情冷暖、世道变迁。家里人都希望李刚安静读书，将来也嫁个体面人家，过日子。可李刚不这么想，她每天和哥哥在书房里翻新书、聊新报纸，心慢慢就不安分了。

16岁那年，邻居家帮着李家说了一门亲事，说白了就是挑的门当户对，家族觉着稳妥。李刚听了直皱眉，转天自己写了张纸条，塞桌缝里：人生那么长，怎么能随便嫁了？

她就这么跟家里闹了阵，最后一拍桌子：要去延安。说是“要去”，其实就是一股脑地被哥哥的理想感染，也想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进延安不是随便去玩，是真下决心的——火车一路轰隆隆，人是在路上，心绪也翻江倒海。你说她是“叛逆”，其实也是“较劲”——跟自己、跟老家的陈规、甚至跟命运。

在延安那几年，李刚遇上不少像她这样“不安分”的年轻人。风里来，雨里去，谁都有故事。只是她比起那些左一个理想、右一个主义的“小伙子”，多了份冷静，有点聪明劲儿。她投奔的是新世界，可也没扔掉身上带出来的“自律成分”——每天自学外语，记日记，偶尔还偷空写家信。后来到了1948年，李刚考进了政法大学。那是一段有点传奇色彩的青春岁月——不过，真正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她遇上了叶剑英。

叶剑英可不一般。岁数摆在那里，抗日名将，全国都知道。按说，一个五十多岁的“革命家”、前线大将，跟李刚这样刚迈进20岁门槛的姑娘，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可两个人就是这样，在一群激进又迷茫的青年里，突然投了缘。其实也没什么“天雷地火”的桥段，大多数时候就是一起讨论国际形势、偶尔喝功夫茶。你说是“志同道合”，也对；说是“各取所需”，可能也不是冤枉。

外人议论这段感情的时候，难免带点微妙的语气。有说李刚“向上爬”的，也有同情她“青春错付”。可外人毕竟是外人——李刚自己心理明白，她喜欢的就是叶剑英的那股自由气、那份沉稳可靠。两人很快步入婚姻——三十岁的年龄差，对李刚来说，其实没那么重。她在意的是生活中并肩作战的默契，是晚上回家还能说几句知心话。

新婚头几年挺好，两人一起生活，李刚一面上班搞外交，一面管着两个孩子，每天脚步都踩得紧。叶剑英心里敞亮——知道自己的忙碌、知道自己的年纪，也知道李刚是谁。表面上两人和和气气，实则性格上的齿轮总有点磨不合。李刚心里偶尔忍着委屈——不是谁做错了，只是温度不一样。他们之间没爆发什么大吵大闹，没有狗血第三者，就是有一天突然“明白了”——也许各自的路，从来都是两条。

离婚那天，亲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李刚倒很淡然，提着行李箱，还顺手给叶剑英泡了杯茶。旧爱，是酸的，也是甜的。她走得很坚决，孩子带身边，生活还要继续。

离婚后，她仍是叶剑英的秘书。你别说，外人又要议论：“都散伙了，还当秘书？”可李刚不管这些，她知道自己拿什么立足——干事能力劲儿劲的，文件一个不落，会议从不迟到。她是个能吃苦的人，离婚那几年，活做得比之前还拼。叶剑英偶尔会感慨：“小李干活顶用。”有时候，两个人楼道相遇，不说话，各自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

李刚最狠的一点，是教育孩子。她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光靠家里不行，得自己成事。”孩子们确实争气，大的叶选廉后来自食其力，弄公司、做企业，小的叶文珊在香港打拼，低调本分。她从没让孩子在父辈光环底下“享受特权”，连家宴都讲规矩，自己夹菜、自己洗碗。

岁月拉长，李刚从伶俐少女变成了白发老太。退休后，她没闲着，喜欢散步，偶尔去市场跟小贩讨个价。老邻居劝她：“歇歇吧，您这种家庭本该享福。”她笑了：“能动就动，省得身体生锈。”孩子们再忙，每个月也会倒班来看她，给她捎点蜂蜜、毛衣。她嘴上嫌弃：“不实用”，但心里边，还是柔软的。

李刚这一生，说是波澜起伏倒也不至于；可要论辛酸和坚韧，酸甜苦辣她样样尝过。她曾是“大将军的后代”，也做了风雨中的独自行走者。到头来，荣华富贵她没太在乎，倒是那些夜里做梦还能记得的家人、朋友、同事，把她的日子熬成了暖汤。

有时候我想，也许真正厉害的人生，不在于“轰轰烈烈”或者“默默无闻”，而是在命运给你一道难题的时候，总能想出自己的答案。李刚不大说大道理，她的坚韧和聪明，都留在了细水长流里。至于她心底是否也曾遗憾那些错过的缘分、离开的人，我们旁人哪能猜得准呢？但有一点大概不会错——就算再来一遍，这一切，她还是会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