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8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十八天,重庆渣滓洞被关押的十几名地下党员被推上大坪刑场,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临行前,齐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刚落,随着一阵响彻山林的密集枪声,十多条生命瞬间陨落。
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牺牲后被葬入歌乐山烈士陵园,被国家授予“烈士”称号,但是其中有一人,却是个例外,他不但没有被评为烈士,还受到了人们的唾骂,这是怎么回事呢?
优秀的“老杜”瞬间变“草包”
1948年的一天,重庆万县,一名叫“老杜”的人正在与一位共产党员接头。
这时,几个特务持枪将他们包围。
“老杜”莫名其妙,这仗势,像是早有预谋。
“老杜”只慌了几秒钟就镇定下来了,只要他的嘴严,谁能拿他怎么办呢?
被带到监狱的“老杜”,一路都在寻思着,他是怎么被抓的,想破了脑袋也没想明白。
被审讯时,特务头子徐远举一句话,聪明的“老杜”立马就清楚了他一路上都没弄明白的问题。
“说!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在哪里?”特务口气极其强硬。
“老杜”瞬间知道,他这个假“老杜”藏不住了,他的真面目早已被这些特务掌握。
想当年,他也是个高材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在学校期间接触了先进思想,积极从事学生运动,闹革命,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能力突出,颇有领导能力,他还与战友们一起成立了成都先锋部队。抗战爆发后,他被组织委以重任,担任江安县委书记。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他不知疲倦地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出色的工作能力,使他在四川党内的职位越来越高,甚至还以代表身份参加了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
七大后,他在组织安排下,主持川东工作,并成立了川东革命武装队伍,随着队伍的壮大,他的名声也与日俱增,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次被敌人抓住,他这个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上川东地工委书记,末日也将尽了。
“涂孝文,把你所知道的都交代了吧。”
没错,涂孝文是他的真名,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的大都担任领导角色。他身体一颤,他的末日真的要来了吗?
敌人很擅长对付他这种共产党员,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十八般刑具挨着上一遍,任是铁打的人都熬不过。
可是对于涂孝文,徐远举在他这里看到了更多惊喜。
第一重惊喜是刑具还没上,他的腿就软了。“我说,我说!”涂孝文吓得屁滚尿流,连连求饶。
第二重惊喜是“逮着了更多大鱼”,精准度特别高。别的叛徒可能会耍个滑头,提供一个姓,或者一个模糊的地址,让特务们一顿好找。他呢,姓名全称,具体地址,全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给特务省了不少事,而且交代的都是领导角色,让徐远举有一种“中大奖”的舒爽。
第三重惊喜,就是他答应与李青林这个“硬骨头”当面对质,以期软化李青林的意志,使其做第二个“涂孝文”。
不过,这第三重惊喜,却让徐远举后悔不已。
强吻李青林?心思动摇
涂孝文一张嘴,整个川东地下党组织相当于瓦解了。除了唐虚谷和杨虞裳外,涂孝文还将包括江姐在内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员悉数出卖,他们相继被捕。
江姐被捕的那天,就知晓了涂孝文这个叛徒,在被押赴重庆的路上江姐不停痛骂:“涂孝文,你这个无耻的叛徒!”让更多人看清了涂孝文的嘴脸。
除了江姐外,还有一位女领导——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也是被涂孝文出卖的。
李青林原名方琼,四川泸州人,出身于当地富商家庭,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就读当地女子师范学校期间,受老师影响,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向往,2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常年在泸州、重庆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42年,29岁的方琼认识了《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邵子楠,两人因共同的革命信念而相爱,并在五年后准备结婚,就在方琼筹备婚礼,进城买喜糖时,未婚夫邵子楠的编辑部被国民党反动派突击,编辑部人员被驱赶,邵子楠在无法跟方琼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被迫撤回延安。从此两人天涯各一方,音讯全无。
方琼伤心之余,以邵子楠的笔名“青林”为名,继续革命工作,她想着总有一天还会与爱人相逢,她要积极工作,不能辱没了“李青林”这个名字。
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期间,她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好,也架不住叛徒涂孝文的出卖,李青林被捕。
敌人认为李青林是万县负责人,农村的组织关系是她发展起来的,为了从她身上榨取价值,敌人将她作为重点突破对象。
李青林看似是一个柔弱女子,但面对敌人的糖衣炮弹和各种骇人听闻的刑具,丝毫不畏惧。她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否认发展了乡村的党组织关系。
敌人觉得李青林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于是就使出了杀手锏,直接拉出了她的顶头上司涂孝文,看她还有什么话可说。
涂孝文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李青林并未慌乱,她的眼中充满怒火,痛斥道:“你这个卑鄙小人!当初我在泸州小学教书时死乞白赖纠缠我,我不想跟你处对象,你就强吻我,被我狠狠扇了一个耳光。没想到你这么卑鄙无耻,为了报复我,非要污蔑我,非要将我置于死地才罢休是不是!”
敌人看得一愣一愣的,没想到查出一桩“情感案”,看着低头不语的涂孝文,敌人将信将疑,只好把涂孝文请回“优待室”。
涂孝文看到了遍体鳞伤的李青林,看到了她那条被敌人用刑具活活绞断的大腿,也看到了她言辞激烈的外表下,一颗如钢铁般坚韧的红心。
一个女人为了革命信仰,竟然遭受如此折磨还能屹立不倒,他一个大男人,三言两语就被敌人吓得双腿直打颤。想当初,他也是一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而如今他竟然连自己的女属下都不如。
自责、羞愧充斥着他的胸口,让他长久地抬不起头来。
后来敌人再来审问他时,他缄口不言,再也不配合。
敌人认为涂孝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前,他们分批屠杀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
涂孝文先于江姐和李青林,被敌人枪杀,临死前,他也像其他狱友一样,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尽管他临死前打算悬崖勒马,但是为时已晚,被他出卖而牺牲的同志,因他叛变而被摧毁的组织,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没有人能替那些因他变节而殉国的先烈去原谅他!“叛徒”的标签将始终刻在他的骨肉里。就像其他卑劣的叛徒一样,他们将永远被钉在革命的耻辱柱上,接受人民的宣判。
一连串的叛徒,不同的结局
其实,涂孝文也是受害者,他也是被他的老领导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
冉益智出身于地主家庭,曾在四川大学就读,最初在国民党任职,写了大量的反共和仇共文章,后陷入派系之争而入狱。出狱后隐瞒身份,混入共产党组织,以共产党身份活动,并进入重庆党组织高层。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被捕即叛变,供出了62位党组织成员。
因“功劳巨大”而被国民党授予中校专员,心安理得得享受沾满了同志鲜血的“荣华富贵”生活。解放后,被国民党遗弃的冉益智还想重回党组织怀抱,分享革命成果,被党组织识破,1951年邓小平同志签署判决书,对冉益智实行枪决。
而冉益智供出的市委书记刘国定,也成了一名叛徒。刘国定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曾是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骨干领导。但是他贪图享受,在任职期间,就向人借钱追求个人享受。被捕后叛变,跟徐远举讨价还价,以“出卖8名同志”为代价换取了国民党的上校军衔。国民党为他配了两名佣人,大鱼大肉地招待着他,他一不顺意就摔盘子摔碗。解放后,国民党将他一脚踢开,他自知没有出路,于是投案自首。1951年被公审,判处死刑。
刘国定出卖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骆安靖的党员,时任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刚被捕时,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共产党员气节的。老虎凳、辣椒水,这些刑具的滋味他都尝过。不过当老虎凳加到第四层时,他受不了了,再加上刘国定等人的劝说,他也叛变了。他出卖的十多个党员中有五人最终被捕,两人牺牲。不过,解放后,他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坐了二十年的牢,出狱后在监狱工作过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后在蔬菜店做店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以80岁高龄寿终正寝,可以说是当时那些叛徒里结局最好的。
受害者又充当了施害者,这就是涂孝文之流最让人痛恨的地方,尽管死前他幡然醒悟,但是也难以摘除他头顶上“叛徒”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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