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是中国封建史上有名的明君贤臣，二人在君臣共事的17年里（公元626-643年），开创了大唐贞观之治的盛世，塑造了唐太宗纳谏任贤的明君形象，也成就了魏征直言不讳、尽忠直谏的一代名相。
但鲜为人知的君臣佳话后续是魏征死后没多久，唐太宗李世民就亲自动手推倒砸毁了魏征的墓碑，唐太宗这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异常举动，在政治斗争背后其实蕴含了非常合理的理由。
现在，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客观地去了解魏征其人，李世民与魏征从政敌到君臣关系的转变，以及君臣之间合作共事看似和谐的背后一些细节现象，从而去窥探李世民为何要在魏征死后不久将他的墓碑推倒的原因。
魏征，字玄成，公元580年生于河北境内，逝于公元643年。
在他63年的一生里，是少年曲折、中年得志而老来得以善终的一生。
魏征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穷困潦倒的他选择了去当一名道士，以此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但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才华横溢，这也为他后来崭露头角做了铺垫。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战争纷起，正值壮年的魏征参加起义军开始了他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
在那个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思想深入人心的年代，魏征一生却六次易主，他的一句“不做忠臣做良臣”更是很直白地解释了他在各种势力成王败寇的斗争中历经六次跳槽行为。
在魏征的从政生涯中，他先后在元宝藏手下当文书，在李密阵营里得到赏识，被唐王朝李渊封为秘书丞，当窦建德的中书舍人，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太子洗马，最终在李世民的中央政权里得到重用。
魏征在李世民当政期间，他的治国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直言劝谏，尽职辅佐唐太宗，革除弊端，共同创建“贞观之治”伟业。二人一个敢于直谏、一个善于纳谏的故事则被后世传为千古佳话。
魏征死后，唐太宗曾说一句流传至今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
这便是把魏征比作“人镜”的出处。所以，直至魏征离世，唐太宗和魏征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
玄武门之变是在大唐建国后第八年（公元626年）。
这一时期各地都还存在着割据势力，而唐朝内部李氏兄弟，也为了争权夺利各树朋党而明争暗斗。
太子李建成的势力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等地，此时魏征作为参与过瓦岗起义的山东豪杰，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太子洗马，他曾根据自己敏锐的政治察觉数次建议太子对当时的秦王李世民早日采取行动，遗憾的是太子李建成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所以李世民与其兄弟李建成的斗争，最终以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为首的太子党在玄武门被诛杀而失败。
在血刃玄武门夺得皇位后，如何牵制太子余党和与唐敌对的山东士族势力，就成了李世民即位初期考虑的主要问题。
魏征作为山东豪杰势力的核心人物，同时曾是太子党的幕僚，可以说是李世民在平衡各方势力、安抚太子余党的不二人选。
正因为魏征这个特殊身份，才得以免去一死的命运。从此魏征与李世民从政敌转变为君臣的关系，更由此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以魏征的聪明才学，他深知在李世民“即位日浅，国家未安”之时，需要他为太宗牵制平衡各方势力的重要性。
利用太宗对自己的这层依赖，魏征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增加自己和太宗抗衡的砝码。
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使他们得到李世民的重用。
以太宗的聪明也看出了魏征心里的小算盘，但是魏征背后具有庞大的山东势力作为后盾，加之唐初社会动荡不安，太宗必须把他对魏征的不满隐藏下来，接受魏征对他直谏和推荐。
魏征在为太宗效力的17年里，唐太宗给了他作为一位诤臣极大的话语权和极高的尊重，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
据史籍记载魏征向太宗谏奏多达二百余次，其中不乏一些过火的“犯上直谏”的例子，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魏征都要干涉，久而久之这让太宗产生了极度的逆反心理。
而让太宗尤其愤怒的是，魏征将谏诤太宗的奏章私下偷偷抄录下来，交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以使自己得以录入国史，博取清正名声，却无形中也宣扬了君主的错误。
太宗对此行为自然心里十分反感。
尽管二人矛盾没有激化到摊牌的地步，但魏征的“犯上进谏“也曾让太宗暴露了他内心的不满与隐忍，太宗就曾私下对长孙皇后说”会杀此田舍汉“！
然而太宗和魏征都不是庸才，他们都具有着治世之大才，他们深谙要有一个安定繁荣的大唐帝国，就必须合作。
所以两人尽管矛盾不断依然会从大局考虑，合力上演君明臣贤的好戏而互相成就。
贞观初期，李世民礼贤下士，广开言路，标榜自己的任贤用能、开明君主的形象，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残忍独断的本色。
到贞观中后期，大唐国力日益强盛，皇权得到加强稳固之后，太宗隐忍在背后的奢侈淫逸、残忍独断的性格逐渐暴露出来。
魏征死后，太宗李世民还能“亲临恸哭，废朝五日”。
发丧之日也是“望丧而哭”，“亲自制碑文，并为书石”。对魏征的离世表现出了十分悲痛的心情。
但就在魏征死后不久，唐太宗对山东集团实施了杀掉侯君集、逐黜杜正伦、贬掉李世勋等打击。
更是在魏征尸骨未寒之时，李世民亲手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此来表达他对魏征的不满和心中早已存在的芥蒂。
太宗与魏征二人的关系终于从表面“求谏”、“直谏”的君臣融洽关系浮出水面，露出了在政治斗争中为各自阶级利益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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