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新生的全国性经济重镇
       1、持续性的经济中枢
       东汉末年的天下三分，间接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永嘉南渡”使得大批北方人口迁徙到南方，不仅充实了江南的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进一步加快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宋书》中如此描述江南地区的繁华：“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作为江南地区统治中心的建康，不仅是政治中是整个长江中下游乃至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
       一般而言，随着王朝的更替和都城的变迁，曾经的都城会极大地丧失其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如曹魏时期的邺城，在短暂辉煌后即陷入长期的沉寂；长安与洛阳伴随着唐朝的灭亡，其地位也大不如前，但南京是个例外。


       在六朝结束后的近1500年封建王朝历史中，除隋唐时期的刻意贬抑外，在绝大多数的时间中，都作为国家重镇而存在：
       隋唐时期，尽管刻意贬抑，但以南京为代表的广大江南地区，仍是帝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五代十国时期先后为杨吴的西都、南唐的国都；北宋时期为江南东路治所所在，是江南地区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宋时期为陪都，其军事重要性仅次于首都临安；


       元朝先后为建康路和集庆路治所所在地，与北宋时期地位相近；明朝前后为国都和留都；清朝为两江总督府所在地，综合地位仅次于北京，经济地位为全国首位。
       2、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受季风影响，降水丰富，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作为国家的粮食产区，南京以及江南地区的农业始于东汉，但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直到孙吴时期，为了维护政权和稳定，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孙吴政权通过兴修水利、屯田垦荒和改良品种三个手段，极大的挖掘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潜力，使得粮食产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因此奠定了江南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基础。
       为保证农作物的产量，孙吴定都后，展开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赤山塘和古丹阳湖等。赤山塘位于建业城西南，是最为重要的蓄水塘之一。


       南朝期间多次修缮，甚至到唐朝年间，都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古丹阳湖位于今丹阳湖、石臼湖和固城湖一带，与赤山塘同始于孙权在位期间，极大促进了周边农业的发展。
       屯田垦荒可细分为屯田和垦荒两个部分，而屯田又可细分为民屯和军屯两个分支。所谓军屯，即是吴军于驻军处屯田。


       所谓民屯，即平民或游民屯田，但由政府提供耕牛、农具等，并减免赋税，因此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调动了民众垦荒的热情。
       屯田制度实现了“全民全军皆农”，有效促进了粮食经济的发展。垦荒始于孙吴，兴于东晋。


       由于大批北方民众的涌入南方，原先大量的荒地、甚至于山地都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南京虽然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适合水稻的种植。但南京也存在大量的丘陵，不适合水稻的种植，为了“地尽其用”，孙吴时期就已经开始引进麦等旱作物的种植。
       西晋末年，随着大批北人的南迁，也带来了更多的粮食作物和更为成熟的旱作物种植技术。东晋和南朝期间，为保证粮食的产量，在耕作技术上也进行了革新，如禁止屠杀耕牛，大力推广牛耕作业；


       使用粪肥和绿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建康的经济繁荣，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也体现在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上。
       以丝织、麻织、棉织、毛织、刺绣等为代表的纺织品，以酒、醋等为代表的酿造类食品，以木器、铁器、瓷器等为代表的实用物品，还有以玳瑁、犀角、象牙为代表的来自海外的奇珍异物都频繁出现在建康的市集上。


       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六朝的王公贵族门也暂时放下了“重农轻商”的观点，甚至鼓励和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
       建康虽也经历苏峻之乱和侯景之乱等灾难，但相对于北方大规模的战乱，其对商业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小。


       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商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同样商业的繁荣也反作用于城市：带来更多的商品、人口和财富，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规模，促进城市的繁荣。
       3、海上交通与海上丝绸之路
       南京不是临海城市，却因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闻名于世，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海上远航。


       作为“四大古都”中唯一的港口城市，南京的航海史可以追溯到孙吴时期，并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六朝时期，南京航海事业的发展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分别是地理环境、发达的造船业、军事需要和经济贸易的需求。
       1）地理环境
       今日的南京距离长江入海口大约有300公里，但在六朝时期，长江入海口大致位于今天扬州和镇江附近，距离南京仅几十公里，海潮可沿长江直达南京石头城下。石头城下的“石头津”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常年来往大量的商旅船只。


       2）发达的造船业
       六朝立国于长江天险，北为强敌，西方为蛮荒之地，东南两面濒临大海。境内水网密布，江湖纵横，水路交通成为必须；南方森林茂盛，有充足的木材资源，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南朝时期内部斗争错综复杂，各派势力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各地，相互制约和攻伐，在暗中发展军事装备，也间接了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


       3）军事需要
       作为割据江南的政权，孙吴以长江为天险，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水军以对抗曹魏。
       水军的作用主要有三，一为镇守长江防线，以防魏军南渡，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即是证明。
       二为远航辽东，以期夹击曹魏。太和七年（公元233年），吴主孙权派出船队前往辽东半岛，试图与割据辽东的公孙渊结盟，以期南北两面夹击曹魏，后由于公孙渊的反复无常而失败。但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孙吴时期强大的远航能力。


       三为远征海南、台湾，以稳定其南方的统治。根据史料记载，孙权在位时期，前后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远征台湾和海南岛。
       这也是史料中大陆与台湾交流的最早记录。到了东晋和南朝时期，水军在军事上的作用主要为配合陆军北伐。
       以刘裕北伐后秦为例，大将王镇恶所乘的“蒙冲”小船，将士兵藏于船舱内，后秦士兵以为船不用人划桨就可以快速移动，认为是天神下凡。


       王镇恶所乘的“蒙冲”，大致上是一种小型的快速运兵船。外形坚固，覆盖有生牛皮，船厢两侧开设驽窗和矛孔，外人难以接近。
       此外还有“斗舰”、“走舸”等建有女墙的战斗舰船，以及高大的，用于指挥的“楼船”，根据记载，孙吴时期的楼船已经有五层楼高，可见其造船业之发达。


       4）经济贸易的需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频繁的战乱并没有完全终止南北贸易，但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寻求稳定的经济贸易，也为今后的军事寻求更多的物资和可能的盟友，南朝政权将视野放到海外，东抵日本，北达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南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建立来往；
       西边甚至抵达印度和中东。东晋时期，高句丽即与建康建立往来并进贡。刘宋元嘉年间，刘义隆为增强骑兵的实力，要求高句丽进贡马匹，其中仅一次就通过战船运送八百匹战马。


       不仅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为了自身获取南朝的支持，都与南朝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而且日本出于对高句丽的忌惮，也前后选择朝贡东晋和南朝，寻求帮助。
       中国与日本早在汉朝就已经有往来，但主要路线为从辽东登陆，之后沿陆路进入中国腹地。
       随着西晋的南迁和与高句丽的敌对，陆上交通受阻，日本只得绕道海路，从长江口前往首都建康进行贸易往来。位于中南半岛的诸国相互征伐，不服从南朝政权的管理，刘宋年间出兵平定战乱，诸国均前往建康进贡，展开海上贸易。


       南朝与高句丽、百济、日本诸国的交往更多倾向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而与印度以及中东的航海交流更多集中在贸易和传教。
       在《宋书》夷蛮传中，多次提到诸国进贡“方物”，即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如金刚指环、赤白鹦鹉、白叠古贝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大规模的通过海路传到建康。
       六朝文明、建康文化的发源地
       1、作为南京城市灵魂的六朝精神


       民国建筑、明朝物质和六朝精神，是历史留给南京的伟大遗泽，共同构成了今天南京这座城市的丰富意象。不同的历史进程，会赋予每个城市不同的魅力，每座城市也因为拥有独特的历史而与众不同。
       建康作为六朝的都城，见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历史变迁，更是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者。


       提起六朝的历史，往往会联想起“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对兴亡的伤感，以及“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对荒淫亡国的讽刺。但仅将六朝的历史价值定义为“脂粉、悲情和伤感”是片面的。
       六朝时期建康城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兴亡史，不仅有悲情伤感，城破亡国之恨，也有豪情万丈的金戈铁马与光复中原的壮怀激烈。淝水之战使得南方政权可以延续，而东晋和南朝时期多次北伐更是志在收复中原。
       刘裕两次北伐，先后攻灭南燕和后秦，收复长安和洛阳，若非刘穆之病故，刘裕急忙班师回建康，南北朝的历史可能会提前结束。


       东晋和南朝的多次北伐，以为日后定都南京的政权定下了“匡复中原”的历史基调，“复兴”也是六朝赋予南京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意义。
       2、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高峰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却也是文学和艺术的繁荣期。在文学上，建康城虽没有诞生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但继承了玄学清谈、遥深远大的正始之音，也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多个第一：


       刘宋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宋文帝开设“文学馆”，为中国第一个文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也标志着文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以谢灵运、谢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个山水文学流派；昭明太子萧统和文人们一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
       刘勰在定林寺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刘义庆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笔记小说《世说新语》；


       钟嵘撰写了中国最早的诗歌理论和批评专著《诗品》；周兴嗣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合成“三百千”。
       在艺术创作上，尤其是美术、书法、雕塑和陶瓷等艺术领域，都达到了各个门类的巅峰。美术领域有“六朝四大家”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书法界有长期客居建康的“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及其以谢安、谢尚为代表的谢氏书法家。
       在雕刻领域，著名的南朝陵墓石刻被称为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被称为“谢赫六法”中“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的经典代表，如今已经成为南京城的标志。


       青瓷艺术则继承了汉代的陶瓷艺术并加以创新，于隋唐开创了“南青北白”的瓷器局面，直接影响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六朝不仅是文学艺术领域的繁荣期，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涌现了大批科学技术的精英，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突破。
       如祖冲之通过测天文制定的《大明历》，是南北朝最先进的历法；祖冲之、祖暅父子计算出圆周率，并推导出球形体型的计算公式，在数学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


       此外，六朝时期的化学炼丹、工程艺术、农学、地理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六朝时期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全面的繁荣，离不开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局面。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六朝文化的繁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南移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