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能够被官方称为“老朋友” 的外国元首并不多。
人们熟知的一个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他的远见卓识让中美两国顺利建交；另一个就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任内期间，他带领德国企业打开了中国市场，还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工厂，促进了中德两国经济间的交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老朋友”，在华访问时也曾遭到冷遇。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出现如此不合礼仪的现象还是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施罗德的冷遇
时间的指针还得拨回1999年5月12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一架标有德国标识的飞机正缓缓降落在停机坪上。
飞机停稳后，德国总理施罗德缓缓走下舷梯，只见他表情凝重，神情紧张。
前来接待施罗德的也只是外交部一个低级官员，现场更没有首都各界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的场面。
要知道，德国可是欧洲的三驾马车之一，不管是地区安全议题、还是关税商贸谈判，德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按理来说，要接待德国总理，至少也应该是派出外交部副部长这一级别。
施罗德作为一个政治家，见惯了风风雨雨，对于自己所遭遇的冷遇，他并不感到意外。
恰恰相反的是，他或许早就知道此番行程的艰辛，多年后他回忆这段访华经历时曾说：“世纪之末的访华，中国政府能让我的专机落地，就已经很给我面子了，别的也不能再要求什么了。”
施罗德在中国仅仅只待了28小时，事先准备好的商贸谈判也只能戛然而止。
这次“旋风”般的访问或许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经济，而是出于“负荆请罪”。
就在4天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派遣了B-2轰炸机发射了5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击中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死亡，十多名工作人员受伤的惨剧。
这次事件极大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在和平年代，一国之大使馆如同一国之领土，这是各国都默认的事实。
不经宣战，就胆敢攻击一国使馆，毫无疑问犯下了战争罪。
况且北约的此次轰炸行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象还是对北约会员国并未造成威胁的主权国家。
此罪行再一次无可辩驳向世人表明了所谓的“国际法”不过是欧美国家用来约束弱小国家的紧箍咒，再一次说明了欧美国家遵循的还是亘古未变的丛林法则。
施罗德的目标
轰炸大使馆的主要元凶是美国不假，但犯下滔天罪行的却是以北约的名义。
在北约的会员国中，德国也是重要的参与国。前一年9月27日，施罗德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在大选中获胜。
10月20日，社民党和绿党签订了组阁协议，建立了德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个“红绿灯”联盟政府。
在外界看来，“红绿灯”联盟政府是一个具有双重左翼色彩的政府。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和平反战传统。
早在冷战时期，社民党领袖勃兰特就曾提出过著名的“新东方政策”，以促进东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
绿党更是在1998年就通过了《马格德堡纲领》，宣称“绿党不会支持军事干预或任何把和平强加于人的军事行动。”
上台前的政治承诺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德国会远离战争。
然而，身处在野的党派最不靠谱的就是政治承诺，正是这个信誓旦旦的“红绿灯”联盟政府违背了德国一直以来反战的政治信条，公然参加了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对南联盟的血腥作战行动中去。
为什么出兵？施罗德声称：“德国参与北约的空袭行动是为了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
这番说辞不过是政客的伎俩，不管施罗德如何巧言善辩，也掩盖不了其出兵科索沃的真实动机。
首先，德国在意识形态上，和美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美国有不少德国裔，在意识形态上，两国社会主流的都是资本主义，都信奉自由主义，都崇尚私有制。面对南联盟这个最后的“红色堡垒”，美德都想除之而后快。
其次，德国力图依靠美国的支持，使自己摆脱二战的禁锢，让德国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大国。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德国在经济上位居世界前三，但德国并不满足于经济上是巨人，政治上是侏儒、军事上是娃娃的畸形状况。
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德国少不了美国的帮助和默许，至少是在欧洲展现自己的军事力量。
最后，施罗德的社民党推行的是“新中派政策”，其特点就在于一个“中”字，不受左翼色彩的束缚，淡化左右之争，力求务实，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先，一切从政治现实出发。
因此，在对南联盟下手时，德国就不会因南联盟及自身的左翼色彩而有所顾忌。
只是让施罗德出乎意料的是，他低估了美国人的政治下限。
美国政府并没有事前通知他要轰炸中国大使馆，这也反映出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的框架内，美国占据了“说一不二”的主导地位，你领导的德国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仔的角色。
施罗德的访华
突发的意外，让施罗德遭遇了政治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
正如方才所说，施罗德为首的“红绿灯”联盟一改科尔政府的轻视内政和经济的做法，走的是“新中派政策”，主打的就是经济牌。
经过多方努力，德国的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均有明显增长，经济增长率维持在2%左右。
可是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德国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德国又遇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生产过剩。
德国很早就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国家，工业能力强大，诞生过许多知名品牌，比如西门子、拜耳、飞利浦、大众。
可是一个国家能生产，不代表能消费。
要想将过剩的产能完全消化，仅凭德国有限的市场和过少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开外国市场，将商品或者工厂推广或者建立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早在1972年，有远见的德国政治家就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82年科尔领导的基民盟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就频频来华访问。
那时，德国媒体更是将中国称之为“联邦德国的天然同盟者”。
中德友好的外交关系一直被德国各界领导人所继承下来，到1986年，中德双边的贸易额达到了89亿马克，德国成为了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德国也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愿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和人才。
施罗德上台后的1998年，中德关系继续得到稳定发展，双边贸易额达到143.5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
不过，轰炸南联盟的小插曲成了中德关系的“拦路虎”。
为了维持住德国的经济，不给反对派可趁之机。
施罗德曾一度考虑推迟访华，后来中国的大度征服了施罗德，知道轰炸大使馆，德国事先并不知情。
双方经济磋商，都不愿改变中德友好的大局，将原计划的正式访问改在5月12日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
简单的接待，萧瑟的现场，一天的访问，中国政府借此向外界（美国）传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愤怒。
而施罗德在访问中态度积极，首先代表德国对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向表示了“无条件道歉”。
同时，施罗德还认为北约对此事件做出的解释完全不够，必须毫无保留和彻底地调查真相，并公布与众。
此外，施罗德还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就科索沃危机应交由联合国解决达成共识。
但是谁都明白的是，这种要求也仅仅是施罗德个人的政治表态，在美国巨大的国力面前，上诉要求都不可能实现。
5月的“旋风”访问刚刚结束，施罗德就在11月又来到了中国。
这是五月访华的继续，不是简单的经济访问。
施罗德强调了德国政府将毫无保留地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德国不会参与任何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冒险行为。
当然，双方在化石能源上也签订了宁、沪石化等多项合作项目。
2004年12月8日，施罗德率领着40余名德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到东北视察，建立了一汽-大众轿车二厂。
前一年，德国西门子移动和深圳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就开发、生产和销售TD-SCDMA技术建立了合资公司。
新公司设立在北京，投资超过了1亿美元。这些都是施罗德的“建设性接触”战略的成果。
结语
就个人而言，施罗德担得起“老朋友”这个称号。在其任内，中德关系在经济上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并且施罗德还推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安全方面，施罗德还试图推动欧盟结束对华武器禁运，可惜在美国的干预下未能实现。
但是施罗德的“以商促变”也有私心，一是获取经济利益，缓解德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二是通过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如果说前者是无可厚非，那后者就有些动机不良了，不过这也是国与国交流的常态事实。
参考资料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华政策的挑战》 文化纵横 2021年10月期刊
《科索沃战争冲击德国红绿联盟政府》 国际观察 王宏伟
《施罗德东北之行和中德经贸合作》 对外经济 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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