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在1910年和别人说，万国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有大铁桥和地下铁路横跨黄浦江。他多半会被认为想法有问题。
如果他还说，未来的中国，将没有租界，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生活富足、安居乐业。那时候的人会建议他去看医生。
碰巧，这人自己就是名医，他一直还强调自己写的是虚构小说。
一百年后，他当时说的东西都实现了。不爱写小说的医生不是好的革命者
陆士谔身上有三个标签：上海滩十大名医之一、南社革命者、小说创作者。
1878年，陆士谔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珠溪镇，就是今天上海青浦的朱家角镇。他自幼学医，师从名医唐纯斋。27岁，便到上海地界行医。因为医术精湛、妙手仁心，深受患者和家属的拥戴，被百姓奉为上海十大名医之列。
他是爱国者和革命者，当时上海周边的水乡古镇里有许多民间组织，比如南社、复社等等，柳亚子、茅盾等人等，都是里面的成员。
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商讨时事，写文章讽刺时弊。陆士谔读过《共产党宣言》，并深受影响，他很早就接触革命，并为我党做一些事情。
陆士谔热爱文学，他深受南社影响，加上深入群众考察民间疾苦，使他增长了阅历和见识。
在行医治病、救死扶伤的闲暇时间，他还热衷于文学创作，尤其喜欢写小说。而且，他创作小说不但速度奇快，而且相当高产。一生中，除了编撰很多高质量的医书和笔记外，还写了一百多部小说。陆士谔创作的所有小说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新上海》和《新中国》了。《新上海》是讽刺小说，描写的是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百态，对骗、赌、嫖等丑恶现象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评选出的“十大社会谴责小说”中，《新上海》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并列其中。
而在《新中国》中，他以一个梦为切入口，描述前文所说的社会。
最为后世惊叹的是，他不但描写了未来会有这些地下的铁路、跨江的铁桥等等，而且写了这些建筑大致的位置，甚至说万国博览会将会在浦东举办。
那时，上海的经济中心在浦西，而浦东还只是一片滩涂。和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浦西相比，浦东河汊遍布、蚊蝇滋生，没有一幢像样的建筑。
各地来上海淘金的平民随意搭建了许多草棚，窝在里面度日。由于缺乏管理，不少地方更是青帮和洪帮龙争虎斗的地方。浦东开万国博览会，在当年读者的心目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万国博览会是什么档次？那是四面精英汇集，八方商贾来朝的盛会，是展示各国国宝的场所，是各国争奇斗艳涨脸面的地方。从前为了举办万国博览会，巴黎还专门请了顶尖设计师修了埃菲尔铁塔。
读者们很难想象，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话，这么多国宝放在哪里？这么多人面对一片荒芜的景色能看到什么？万国博览会是争脸面还是丢人？
好在，这是小说，写的是作者虚构的小人物做的一场梦，梦醒后才发现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没有变化。
鲁迅先生的批评
鲁迅先生对陆士谔有过批评，他认为陆士谔“皆不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胡说八道”。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也曾有过对比和阐述。
鲁迅先生的观点并不奇怪，这和他的背景有关系。鲁迅先生自幼家里遭受变故，父亲长期靠药物维持生命，用他自己的话说“长年奔波在药铺和当铺之间”。可惜，他家遇到的是庸医，父亲长年服药不见好转，最终病逝。这段经历，影响了鲁迅先生的人生，他毅然东渡日本学习西医，要为中国人治病。
在日本，鲁迅先生有感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他觉得行医只能救个别人，救不了全中国，于是便弃医从文，他要用批判的笔杆子唤醒沉睡的国人。
鲁迅先生崇尚唯物辩证法，讲求论证，最恨怪力乱神。他下笔如刀，文章犹如一把把匕首，刺破旧社会的伪装与画皮。
鲁迅先生立足于旧中国那时的情形和状况，写出了人吃人的社会，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和结局的必然性，强调尊重现实。他号召百姓正视现实，奋起反击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后世很多人对《中国小说史略》赞誉有佳，但也有人指出鲁迅先生在书中的观点偏向于从政治上找原因，而忽略了小说自身发展的原因以及其他文体对小说的影响。相比之下，鲁迅先生的风格是立足现实去斗争，而陆士谔的风格则偏重于展望将来而幻想。《新中国》这篇小说，写了一个梦，一个乌托邦。小说中的景象和当时旧中国，内部军阀林立、民不聊生，外部列强瓜分、巧取豪夺的现实有着天壤之别。
鲁迅先生认为，做梦可以，哪怕是写主人公做白日梦，也要有现实意义。不然根本达不到惊醒世人的目的。如果陆士谔不是用来反讽时弊，而仅仅是展望未来的话，那么他有必要说明实现梦想的路径和方法。
小说梦境成为现实
两位先生之争，其实没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是两种不同思维的碰撞和交锋。
陆士谔先生的思维偏向于对结果的描述，这可能和他从事的中医工作是有关的。中医说阴阳、讲调和，但不善于用具体的数据给出佐证和推导过程。
鲁迅先生的思维偏向于定量分析，凡事需讲得清原理。这可能和他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在小说《呐喊》里提及过小时候给父亲治病的药引，有“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等，每样都很难找，且功效不明，这些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后来，他参与网上论战，在有关“协和医院是否应该割除梁启超左肾”的问题上对战徐志摩等人。那时，他鲜明地指出，医学诊断要相信数据，用数据和逻辑去论证，而不是像算命般给出结论。
《新中国》发表整整一百年后，万国博览会，也就是世博会真的在上海浦东举办了。此时的浦东是整个中国发展的前沿阵地，中国境内的确再没有租界，人民生活富足且幸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书中写的跨江大铁桥、地下铁路、地下道路，修建的位置竟然和上海的南浦大桥、地铁二号线、延安东路隧道高度吻合。
这仿佛说明了，当年陆士谔写的小说，应该是在一定的社会调查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如果说，仅仅一篇小说能体现超前的意识，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还可以去看看陆士谔写的另一篇小说《新水浒》。里面讲了梁山好汉开铁路、办工厂、发展技术的事情，也很有趣。那么，在1910年，世界上有没有地铁、隧道和建造跨江大桥的技术呢？有的。早在1863年，伦敦就有了大都会地铁，那是世界上第一条地铁。
中国境内最早运营的铁路，也出现在上海。1876年，淞沪铁路建成通车，它沟通了上海城区到吴淞口炮台，全长16.5公里。小说发表的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早已经有了利用轨道运行的有轨电车了。
而当时，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是苏州河。在苏州河上也早已经有几座铁桥存在了，其中最有名也最有故事的那座桥，叫做外白渡桥。陆士谔很可能就是从外白渡桥和有轨电车的身上，看到了未来大桥和地铁的影子。
再说到鲁迅先生，他很可能站在现实讽刺小说的立场上，批判了一本对现在说来可以称为“纪实小说”的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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