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好莱坞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父子感情片”。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有着丰富的社会时代背景。影片凸显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潮流和道德标准。虽然是比较小众的类型片，但一开始便以一种相当成熟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好莱坞“父子感情片”的界定
蔚一首先在《好莱坞的新类型电影一一社会家庭伦理片》中提到了“父子感情片”的概念，50年代会家庭理片兴起，从最开始的“女人水片”到70代的“女性电影”再发展到80代“感情片”这样一电影，这种类型片主要聚焦于家庭中的父子感情，讲述一种青少年成长的模式:由与父亲的冲突转变为最终的认同。
80年代，家庭问题是美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家庭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构成单位，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或者社会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类影片号召人们回归传统家庭模式，带有浓烈的怀旧情绪，符合当时时代背景下观众的心境。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也使得人们将目光转移到家庭方面同时期还出现了《霹雳上校》《突破》《父子情深》等影片。
其后的《当幸福来敲门》更是《克莱默夫妇》的翻版，影片有很多相似的场景，但其因加入美国梦的主题贯穿而焕然一新。
《阿甘正传》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父子感情片”，但是影片最后插入了“父子情深”的经典桥段，影片以甘将要见到他的儿子开始，只不过插入了诸多的回忆而使得“儿子”悬置，直至影片的末尾才出场，其实仍旧是一个讲述父子感情的故事。
“父子感情片”作为商品
德博在《奇观壮景的社会》中指出形象已经成为商品物化之终极形式。“日益趋向于视觉媒体的社会，形象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好莱坞“父子感情片”所塑造的父亲形象以及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商品生产的结果。
好莱坞“父子感情片”正是以父子感情作为商品的卖点而吸引观众。影片直接表述的具有美感的东西是父子深情，但这不是影片最终想要表述的东西，而是背后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以及文化逻辑。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到当代西方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美感的丧失，“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功能。”
在好莱坞“父子感情片”中父子之间的深情作为商品来呈现，一方面为了影片的盈利，属于影片的经济属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此类型影片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在于唤醒父子之间的深情而是通过父子深情建立父子之间牢固的以男性为代表的传统家庭模式。
隐藏在其文化范畴背后的，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的存在，且不说美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影片更集中体现的是性别模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
这种霸权通过商品的方式输出，也通过商品消费的方式被接受，在其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影片的商品性被电影为观众创造出的一个封闭的“乌托邦”世界而掩盖。在电影院黑暗而隐秘的环境中，满足了观众对于家人之间的亲情以及他人家庭生活的窥视欲，获得一种观影快感。
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影片中呈现的人物亦或是观众，都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运行。个体服从于资本，与个体息息相关的文化、娱乐、教育、死亡等都无法逃避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运用电影传媒的修辞功能，保守主义者让人们相信美国 60/70 年代的社会动荡是伦理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成功的将问题进行了转接。
影片塑造“真实”家庭的再现
好莱坞“父子感情片”主要选取家庭为主要呈现场所，以分镜头与蒙太奇相结合的方式再现父子之间的相处和感情，让·路易·博德里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指出“为了生产出现实印象，就必须进行一种构成性条件的场合的再生产。
这种场合会以某种方式重现和重演，已使想象秩序 (被发生于现实的、无所不包的一种镜化活动所促动) 完成它特有的弥掩功能或称补缺弥裂功能，即在能指秩序中的主体功能。”影片通过“结构性空白”掩盖了母子之间的相处和感情，因此父子成为影片中的主要表现对象，成为能指秩序中的主体。
影片复制了真实存在的家庭情况，而观众复制了影片中看似真实的家庭情况。通过对于家庭冲突以及感情的刻画，影片成为一个约翰·菲斯克所提到的表达的“中继站”，导演不只是将生活中的真实场景进行呈现，重要的在于为什么呈现“父子感情”以及如何呈现的问题。
影片表达导演的意图，同时将这个意图传达给观众，以起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好莱坞“父子感情片”中家庭冲突集中表现为父母之间的对立，同时塑造“全能父亲”的形象，虽然在影片中呈现为虚构，但构成一种真实感。
好莱坞的意识形态转述
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体现在文化再现层面上的，不是虚假存在的，甚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真实地参与到每个人的主体建构之中。电影属于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的传播媒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影片是文化再现的一种方式和媒介。
好莱坞“父子感情片”对于父子感情的再现无疑是意识形态性的。影片的视听语言作为影片的的文本性存在，意识形态通过文本性运作，但并不局限于文本性，比如说《普通人》中对于女性的空间之外的放置，通过一种精心安排的构图呈现出家庭中母亲的地位，其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影片通过空间的排列所表现出的一种牢不可破的父子关系，这才是这个空间镜头所要传达的意识形态性。
“银幕内的空间始终暗示着银幕外的空间。”下对于女性的放逐以及对于保守主义的拥护影片不会直接赤裸裸的呈现，它是暗示性的。
好莱坞是消费主义的典型代表，但好莱坞“父子感情片”不仅是商业环境的产物，也是其文化背景的产物。好莱坞将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植入到好莱坞“父子感情片”的叙事中。只是因为电影的娱乐观感以及影片中感情的呈现，意识形态显得极为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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