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单论“礼”的由来，有着多种多样的传说，远至周朝时期，就开始用“礼”规范人的一切行为。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礼教与礼制，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王朝。统治者也选择用礼去规范各个阶级人们的行为。
明朝建国之初，就集结了一大批儒家学者写了一部《大明集礼》，可以看出”礼“在明朝人心中的重要程度。
明朝礼观念的发展既有融合又有创新，具体是如何演变的，可以从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发乎情，止乎礼”礼与“情”的关系
如果明朝人完全按照儒家思想中的“礼”去规范自己，那人生必然就会缺少很多“乐趣”。
诸如“男女授受不亲”在与“嫂溺援之以手”产生道德观念上的冲突时，明朝人选择站在孟子这边，用仁义来解释礼教制度与人性原理之间的矛盾处境。
明朝人礼观念的最大突破在于，由”以礼为情”转向“礼由情生”。
明朝礼的转变思路是有迹可循的，一代大儒王阳明在对“博文约礼”进行解释时。
就将这里的“礼”解释为“理”，“约礼只是让此心只存在一个天理”这里就体现了儒家中“述而不作”的思想传统。
王阳明举行丧礼期间，就明显体现了“礼”和“情”之间的不和谐。
王阳明居丧，“有时客未至而恸哭，有时客至不哭”，这里大哭代表对亲人逝世的悲痛，但是“客至不哭”又显得有些失礼，往往会使人产生怀疑。
居丧应当哀伤，痛哭，似乎成为一种礼之当然。
对此王阳明做出其他解释，居丧期间的所有感情来自内心的悲痛，不应该由客人在不在场决定，客人在时的悲伤不是真正的“礼”而是一种“作伪”。
对于王阳明的言论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此事也代表了某些特定的时期，“情”是凌驾于“礼”之上的。
另外一件代表“礼”与“情”之间关系的事，莫过于“服内生子”。
在守孝期间生子，对于传统儒家礼仪思想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湖南一位名气颇大的老儒，在守孝期间生下的孩子就被沉入江中。
明太祖朱元璋在为《孝慈录》撰写的序文中，有云: “禁服内生子，不近人情”。在这里明朝人达成一种共识，礼仪建立使用应该是基于人情的，也就是“礼由情生”。
传统儒家思想中近乎严格的用违背“礼”代表人丧失“情”的做法被明朝人抛弃，转变成“礼”是“情”的衍生。
二、“知行合一”礼的“内外”辨析
“礼”的内外认知更像明朝人是对于“礼”的真实理解。“礼”究竟是一种外在规定的礼节，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体觉悟？
关于礼来自于自我内部所产生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孟子所言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
孟子所说类似于礼之类的善意并非是外部的约束，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这一点也被明朝人所认可。
将礼作为一种内心的觉醒，而不是外在的行为习惯，这一点得到了明太祖的赞同。
“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斟酌四代礼乐，实为万世之法，乘木辂何损于祭祀? 况祀事在诚敬，不在仪文也。”
这句话出自朱元璋的口中，“诚敬”是来源于内心的真诚，“仪文”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罢了。
明朝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也将礼源于心的思想深深的种植在明朝人的礼观念中。郭鸿胪居丧期间“自始死至于禫，哭踊居食，皆中于制”的行为，被称颂为“知礼”。
但是有一天，王阳明见到一个孩童在母亲死后“入室求其母不得，号而不乳者三日，恃粉糜以生”，便向同行的弟子说，郭鸿胪不如这个孩童更加懂“礼”。
在王阳明看来，发自内心真正的悲痛的真实情感是远远大于外表的那些繁缛礼节的。
这也是阳明学真正所表达的核心价值，“心”觉悟的内在一致性。王阳明的礼观中大致可以将礼分为以下四项：
一是礼与情之间。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至于“人情”，则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也就是说，人情是共通的，以情来立“礼”那即使过了千秋万代也不会出错。
二是礼“可以义起”。王阳明认为，礼的制定，或因传统古礼有所缺失，又或者是现在与过去的风俗习性有所不同。
假若“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那么“可以义起”。这些话的观点无疑是将“心”的地位提高在“礼”之上的。
三是“礼”与“非礼”的区别，如果仅仅呆板的去使用古礼，并不是发自内心去理解，这属于“非礼之礼”; 而真正的“礼”，则是“不相袭”。必须“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
仅仅遵循古“礼”而违背自己的良知行事那算不上真正的礼，也就是“非礼”，只有做到顺应良知，才能做到真正的“礼”。
四是“礼”的简易化，基于王阳明的“礼”可以义起，将“礼”与外在一些繁缛的礼节区分开，而是发自内心的良知，这样让人们更懂“礼”，也更能做到“有礼”。
王阳明之后的王氏后学将这种礼观进一步加深，确立了作为“己”“我”的内心自觉性，而且将“礼”的恒定标准定为“大同于俗”或“同人”上。
明朝的普通百姓在此基础上也能做到“知礼”，“懂礼”。
三、“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礼与俗的对立
在明朝，想要“礼”真正贯穿到各个阶层，就需要将“礼”“俗”化，简易化，才能运用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去。
贯彻“礼”，就需要解决一个儒家思想传统中的矛盾问题，“非天子不议礼”，谁有权利制作“礼”，去规范民众行为？
儒家的传统观念中，礼的制定有着明显的冲突。
在《中庸》中记载着“非天子，不制礼，不制度”，但是在“仲尼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中又记载着孔子制定“礼”。
在士人心中，孔子作为“圣人”，是“礼”的不祧之祖。以孔子为代表所传承的儒家礼制，需要得到绝对的尊重。
王朝的开国之君，制作礼乐，功在社稷，称之为“祖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同样不可僭越。
对于“礼”的本义，应该遵循时代的需求，不能一味遵循古代“礼制”，王朝的天子参与制礼，是为了顺应国家的需求。
天子制礼，往往会掺杂许多政治因素。明朝嘉靖年间，为“大礼”议事，从最初的礼之争论，转变为政治斗争。
当时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以杨延和为代表的朝臣，持有传统礼教制度的观点，反对明世宗参与礼法制作。
另外一派则揣度明世宗的用意，投机取巧，阿谀奉承获得明世宗的信赖。两派争论不休，这对于传统礼教产生很大的冲击，导致明朝中后期很多文人雅士开始“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
明时期一位文人给袁宗道的书信中就写道，“乾坤是一大戏场，奈何龌龊为，絷人于苛礼。”
这里说的是，人生就是一场戏文，大家想做戏台子上的皇帝，强盗，书生无论何种角色都应该遵循内心，而不是由他人决定。
这种言论就完全摆脱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是一种趋向“自由”思想。
礼与俗相结合，礼立本于传统，是束缚，“俗”是自由的。明朝郑棠将此定义为“养”，“足以安养”，就是说只有身体的物质需求被满足，才能更好的实践“礼”。
明朝礼的制定需满足“治贵因民”，不能用礼去强行规范民间的生活习俗，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曾在除夕夜下令禁止百姓“毋得焚楮祀天，糜财犯礼”，此令一出，民间怨声载道，反抗者屡禁不止，最终不得不废除。“礼”与“俗”之间一直是一种对立关系。
天子制礼，违背传统思想，文人为挣脱“礼”的束缚，去质疑“礼”。礼若对百姓强加管制，则会得到反抗，这不仅是明朝人的矛盾，也是现代人的矛盾。
结语
明朝中礼观念的转化是经过思想碰撞的，王阳明将儒家思想中“礼”较为反人性的部分完美的转化成“良知”，遵礼并不是一味的追求理论，而是自内心而起。
明朝礼的内外之争将“礼”从浮于表面的“礼文”演化成内在的觉醒，将贵族化的“礼”，平民化。
但是想要将礼作为手段去束缚民众时，就要将“俗”考虑在内，不能过于一意孤行，否则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与其说这些是礼观念的转变，不如说是封建王朝人们思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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