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贯穿我国本世纪的基本国情，也是未来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这么一种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政府财政支出也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这一因素也吸纳进入并入统一框架分析。
现将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归纳：首先，对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接着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老龄化和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老龄化、财政支出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①从整体层面来看，老龄化和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负向影响，而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从总边际效应来看，老龄化对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并且，老龄化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②对老龄化速度的研究表明，慢速的老龄化有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中速和快速的老龄化则不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中速的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更大。
③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老龄化尚未实现良性的相互促进，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未显现；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与老龄化产生较好的关联效果，可显著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④分区域来看，人口老龄化和财政支出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对西部区域起遏制作用。二者的相互作用对东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无明显影响，对中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遏制，对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推动。
二、政策建议
基于前面理论与实证分析，老龄化和财政支出单独都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若能实现良好的互动，将有利于推动经济朝高质量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要争取实现人口老龄化与政府政策的协调交融，放大人口老龄化的正面影响，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一，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以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水平发展需知行合一。一方面，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认知还不足，一提到人口老龄化，似乎就是不好的贬义词。但如果站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平心而论，我们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科技技术、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生育率必然下降、人均期望寿命必然延长，因此，必然的结果的是导致国家或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对待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时，我们不应带有色眼镜，应该“自然”地看待人口老龄化，既是机遇亦是挑战。我们应该加强社会舆论传播和引导，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老龄意识。
另一方面，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仍显不足，老龄人口数据不易获取是重要原因。我们应为学者提供方便之门，收集、整理、开发与共享老龄数据，并构建能够客观、有效、准确地反映老年人口生活状况的微观大数据平台，以支持学者对人口老龄化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研究，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科学的研究支撑。
第二，把应对老龄化问题融入政府政策，整合所有资源和力量协同积极应对老龄化。积极应对老龄化是一个全局性的宏大工程，其应对处理不应当仅依赖于政府财政，而是应该努力统筹协调和整合社会各种要素与资源，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共同积极应对，以形成全民动员的社会治理态势。
当前我国在养老、护理、医疗等领域存在着多重挑战，存在老龄护理人员不足、基础养老服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政府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上，政府政策的制定应着眼长远，将积极应对老龄化和各种政策有机融合，逐渐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模型，做好老年人保障工作。
老年人生活在社区，社区的政策法规制定、社区管理运营、资源配置等对老年人获得感与幸福感至关重要。因此要从老龄社会治理角度出发，改革与健全社区管理运作的体制机制，推动老龄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构建起以居家护理为主、社区护理为辅、护养结合的方式。
要真正做到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形成由下往上的需求反馈机制，推动各方面的资源与要素有效整合协同，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果实，实现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和“再生产”，尽量减轻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确保能可持续的应对未来的老年人口危机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推出合理的人口政策，减缓和延迟人口老龄化进程。缓慢的老龄化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使我国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与推出与老年人有关的制度、法律、法规。在现阶段已推出三孩政策的背景下，建构支持三孩政策的家庭亲善福利体系以支持这一政策更为重要。现阶段我国家庭亲善福利实践正面临婴幼儿托育服务匮乏、女性休产假影响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育儿援助过窄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女性的生育意愿和三孩政策的落实。
因此，推出儿童养育津贴政策帮助新生儿父母减轻经济压力，有助于三孩政策的落实，也有利于延缓老龄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将人口干预政策的关口前移，关注个体的全生命周期发展，推行健康老龄化。既关注青少年的健身事业与保健准备工作，也关注老年人的健身事业、健康保健与常见病管理，实现全民健身和健康，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关口前移至还未老龄的青少年人口和中年人口，从根本上减少应对老龄化的社会成本。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城乡统一的居民医保制度。研究得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具有门槛效应，随着两者占比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不利经济社会影响将减弱。这也就启示我们要逐步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保制度和医保制度。
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建立健全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等在内的多元全覆盖养老保险制度，使之能够惠及所有社会群体。在医疗保险方面，应健全城乡统一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保的涵盖面，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解决失能型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同时，还要加强护理人才培养，加快护士队伍建设，提升护理人才的临床护理服务能力，为将来专业老龄护理人才短缺早做准备。
第五，政策支持向落后地区倾斜，协调城乡与区域发展。在老龄化背景下，人口迁移和人才流失使得落后地区更弱势。在老龄政策制定方面，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较为完善，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比较粗疏零散，缺乏系统性。原因在于这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支持行政效率的后劲不足，在老龄政策的制定上大多是效仿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不适应当地的细化要求，片面而零散。在老龄政策执行方面，落后地区执行难见效果。
一方面，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薄弱，基础的养老服务可能都无法实现老年人群体全覆盖。另一方面，即使落后地区有落实老龄政策的意愿，可能会因没有相应的政府财政支持最终不得不放弃。
正因如此，应加大对农村及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资源向基层，特别是对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除此之外，发达地区要进一步发挥对落后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将自己地区科技创新优势共享，实现各地区经济高质量的协同发展。落后地区也要充分利用自己地区的独有优势，形成优势增长极，促进本地区实现经济追赶，实现区域的经济平衡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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