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纪佳文
编辑/刘汨
正在给客人按摩的王玉琼
王玉琼上一次见到丈夫杨永成，是两年前的春节。那次过年回家，她应付着来自丈夫的“骚扰”：偷看手机、翻包、试图撬开她反锁的屋门……她觉得恐惧，更坚定了结束这段婚姻的想法。
离婚不是突然才有的念头。从23年前第一次见面，王玉琼就不喜欢杨永成。她想要的另一半是自信、有担当的，眼前这个男人只会谨小慎微地讨好，在被“凶了”后，还偷偷抹眼泪。
可父母很满意这个上门女婿，相对于先天全盲的女儿，这至少是个年富力强的健全人。王玉琼也放弃了抵抗，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负担，没资格。那时她以为，往后的命运就是困在巴中老家的村子里，直到老死。
改变开始于34岁那年，她听说盲人可以学习按摩谋生，不顾家人反对到市里学艺。出走十年，她从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农村妇女，变成一家按摩店的老板，变得愈发有能力去掌控自己的命运。
唯一没变的是，她不想和杨永成在一起，“这二十多年的婚姻，我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主动放弃我。”
王玉琼生于一个四川巴中的小山村
婚事
1979年，王玉琼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个小村庄。她生来一双大眼睛，可透过那里，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一岁时，她趴在地上摸索掉落的玩具，父母才发现，女儿看不见。
她说，童年时曾给自己织过一个梦：某天醒来，摘下蒙在眼上的纱布，一个有色彩的世界出现在眼前。这是她在电视里听到过的桥段，一次次治疗失败后，她意识到，这不现实。
她没上过学，每天在家做饭、喂猪、择菜，最熟悉的是从家到菜地的那条路。她对外界的了解大多来自妹妹的讲述：学校里谁和谁打架了、镇上新放了什么电影、班里哪两个同学正在谈恋爱……
再大些，同龄的伙伴、弟弟妹妹到外地读书、工作。一到过年，她又喜又气，一大家子终于团聚了，可听到弟弟妹妹挣了钱给长辈们买东西，她又气自己要靠父母养活。她最高兴的事是“有活干”，至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村里的女孩，到了十七八岁，要是没读书，就有媒人上门说亲。她也开始有了对另一半的幻想：不用比自己高太多，最好不要太胖，“我希望我们站在一起，别人会说我们俩是般配的。”
遇到杨永成之前，王玉琼有过几次不太如意的相亲经历。第一个相亲对象，听说喜欢偷奸耍滑；她和第二个相亲对象倒是聊得来，后来知道，对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发起病来连自己爹娘都打，她害怕了。
这之后，再有媒人给她介绍，她便哭着不愿意去。小时候，她见识过别人相亲：除了男女双方，七大姑八大姨们也会到场，像打牌一样，双方摆出各自的条件，彼此一番询问试探后，满意就定下，没相中就作罢。
到了自己，王玉琼觉得完全不一样。她看不到，只能听着说话声在心里勾勒对方的形象，但她能感觉到，周围一双双陌生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好像她是件待人挑选的物品。有了前两次的经历，她听到相亲就害怕。即使再有推不掉的，见了面，她也一声不吭。
几次相亲不成，父母开始有些着急：女儿看不见，找个合适的对象不容易，媒人介绍的，不是身体也有残疾，就是人不太机灵。
杨永成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他大王玉琼6岁，和她同村，父亲去世早，家里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家里太穷，杨永成的一个弟弟从小就被送了人。在村里，像他这样二十七八岁还“打光棍”的并不多。
第一次到王玉琼家，杨永成便跟她母亲下地干活，父母觉得，对方没什么残疾，干活又卖力，是个“合适”的人。但王玉琼不喜欢他，觉得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俩人聊不来。
杨永成隔三差五就来家里帮忙，王玉琼从不搭他的腔，一次，他请王玉琼和父母去吃饭，她很“冲”地说：“我不去！”
奶奶告诉她，杨永成离开的时候，拿袖子抹了下眼泪。这让王玉琼更反感，“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你，你还要天天来讨好我父母，我偏不让你称心如意。”
她觉得杨永成也不是真的喜欢她。“你是正常人，你选择我，是因为穷，因为你比我大，因为你担心会娶不到。”
后来的相处中，她还发现杨永成经常撒些小谎。虽然看不见，她却能感受到杨永成的目光，好像总是侧眼，偷偷看她。经历了几次相亲，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想找的是一个自信、有担当的人，杨永成给她的感觉恰恰相反。
她不想重复爷爷奶奶的老路。他们是包办婚姻，没什么感情，从她记事起，两人不是冷战就是争吵，就连干活儿也是各做各的，奶奶离世后，她没有听爷爷念叨过奶奶一句。“人家都说白头偕老，他们这样有意思吗？”
王玉琼对杨永成的态度惹恼了父母，被母亲骂了一通后，她泡了一大盆衣服，边洗边哭——做家务，是她发泄情绪的方式。
从小到大，她很少反抗父母的意愿，因为觉得自己“没资格”。比如她喜欢看电视，但哪个月听到父母念叨，“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就不再多看。相亲这事也是这样，“我一个残疾人又挣不了钱，不嫁人，有什么权利要求父母养我一辈子？”
她只好将毁掉这门亲事的希望寄托在杨永成身上，想用冷战的方式让他知难而退。对男女感情一向迟钝的妹妹王玉涵也看出了她对杨永成的冷淡。一次，王玉涵试探着问母亲，“姐姐好像不太喜欢那个男的，实在不行，就算了吧？”母亲反问，“那不嫁人怎么办？”
婚期定在1999年的冬天——他们认识半年后，当时，王玉琼21岁。
王玉琼在打理按摩店的卫生
困在这里，直到老死
结婚证的照片里，王玉琼没有笑。
杨永成是“倒插门”，婚礼那天，王玉琼的堂兄带着聘礼和唢呐队，将他迎入新娘家。王玉涵记得，新郎已经到了家门口，父母催了好几次，姐姐却在屋里迟迟没有出门。
这些王玉琼都不记得了，她说自己像个旁观者，仿佛他们操办的是别人的婚礼。唯一记得的是，当门外响起唢呐声，她猛地恐惧起来，“你再旁观，入洞房的还是你自己啊！”
婚姻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日子随着家务循环，夏天到了，她收起一家人的冬衣；要入冬了，再收起夏装……她最喜欢农忙时节，跟着家人到地里收粮食、割油菜杆；年前是最难熬的，猪杀好了，菜也不需要打理，她便觉得无聊，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丈夫跟着她舅舅在外地工程队上打工，舅妈说，杨永成肯吃苦，就是干活毛躁，不爱动脑子，有时被说了几句，他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像是要偷听还有没有在议论自己。
夫妻俩只在过年时团聚。杨永成眼里有活，会帮着妻子晾衣服、提重物，但王玉琼要的不是这些。
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话题，她喜欢看电视，尤其喜欢自然科学类的节目，偶尔也看一些历史剧，想着能学些知识。这些杨永成都看不懂，他喜欢看“云南小调”、“安徽小调”之类的乡村戏碟片，王玉琼嫌有些内容粗俗，不爱看；吃过饭后，他就到街上溜达，或是去打牌。
两个孩子出生时，杨永成都不在身边。家里安了电话，王玉琼从没主动给丈夫打过，偶尔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在“吃了吗”“天气怎么样”的寒暄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带孩子不容易，大儿子喜欢到处跑，她看不见，总是追不上他，这些事她从没给丈夫讲过。生病难受得下不来床，她也不会想到告诉他。
就连屋里有杨永成的味道，王玉琼都会浑身不舒服。过年他回家，她说自己要照顾儿子，不和他同房。妻子的冷淡让杨永成无法接受，甚至怀疑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要她赌咒发誓证明。每次，她都盼着春节赶快过去。
大儿子出生后，母亲和杨永成劝她要二胎。老二生下来，母亲一看又是男孩，担心家里养不起，要把孩子送人。王玉琼舍不得，但想到自己没钱养活孩子，又不敢说，独自躲在被子里哭。“送出去，将来他要是过得不好，我该怎么办呢？”她怨杨永成，说让生的也是他，生下来同意送人的也是他。
小儿子最终被留了下来。担心家人觉得她们娘俩是拖累，还没出月子，她就下地烧水做饭、照顾孩子。那时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会待在村子里，直到老死。
2013年，在巴中市区工作的王玉涵偶然发现一家盲人按摩店，才知道像姐姐一样看不见的人，也可以上班挣钱。
接到妹妹的电话，王玉琼还没来得及开心，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正在山东打工的杨永成听说她要出去，赶火车回来阻止她。她一直在家里生活，出去能不能适应？两个孩子怎么办？出去能挣到钱吗？学按摩要交学费，没学好不就浪费了？一个个问题被抛到她面前。
这次，她罕见地违背了父母的意愿，打电话让妹妹回来接她。能有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对她来说是一个太大的诱惑。
临走前，嘴上不情不愿的杨永成还是给了她五百块钱。
挣钱后王玉琼给自己买的耳环
新世界
离开家的时候下着雨。她和妹妹拎着从家里带的菜和大米——给将要见面的“师傅”，坐上去市区的大巴。她上一次走这条路，是几年前去医院做残疾鉴定。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她想了很多。“出走”的结果怎么样，她无法预料；和孩子分开，她也不太放心；如果学不好，对不起家人……总之，迷茫暂时盖过了对新生活的期待。
在明眼人的世界里，她总觉得自己是“异类”，在按摩店，她第一次接触到和自己一样的盲人。一个和王玉琼年龄相仿的姐姐，从小因为看不见被家人嫌弃。十七八岁时，她被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傻子，生下的孩子智力也有点问题。师傅是她丈夫的亲戚，便让她来学艺上班，一家人的生计都压在她身上。晚上，她们一起住在阁楼上，交换着过往的人生经历。
以前在老家，王玉琼跟着母亲出门，常有人问起：“眼睛睁得大大的，怎么会看不见呢？”她知道问的人没有恶意，但还是有种被撕开伤疤的感觉。去吃席时，她只能被安排在角落里“傻愣愣的”坐着，不敢随意走动。次数多了，她变得抗拒外出，觉得自己是个“麻烦”，也不想再被议论。到了巴中，出门采买这些事需要她自己解决。她挽着视力好些的同事上街，一起出门去囤些日用品。
在视障群体这个不大的圈子里，王玉琼还看到了更多人际交往的可能。那时读屏软件还不流行，同事们用的都是可以大声播报按键功能的老年机，听着他们和别人打电话闲聊，王玉琼意识到，在这个圈子里，声音有时比外貌更重要，“那些男的都是看谁的声音好听，就喜欢和谁多聊。”
她把心思更多放在了学艺上。按摩讲究用巧劲，一开始，她找不到诀窍，只能用蛮力，到了晚上，手指都伸不直了，又麻又疼。为了锻炼手劲儿，她在塑料瓶里灌满沙子，重复抓起、放下的动作；拿指腹在墙面上敲，直到指尖感觉不到疼痛。
年底回家，村里人说她瘦了一大圈。做学徒没有工资，家人劝她不要再去了，杨永成说，“你能赚多少钱”？他提出，每个月给她两千块钱，让她留在家里。
她还是要走。离开家后，她才意识到，家里和外面是两个世界。前一个世界里，她只能扮演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角色，依附于别人生存；而在外面的世界，她是有价值的。
半年后，王玉琼领到了作为正式按摩师的第一笔工资——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她给自己买了一双靴子，带点跟，以前，她听到别人穿高跟鞋走路发出的哒哒声，便会想到鞋子主人“肯定特别精神，特别有气质”。母亲总在入冬前给她买双厚胶底的棉鞋，笨笨的，她不喜欢。可样式好看的鞋要贵些，她不敢要。
有一个月生意好，王玉琼赚了四千多块钱。她跟着师姐们一起到金店，买了一条金链子、一对耳环，走出门就戴在了身上。想到回家妈妈看到，一定会骂她乱花钱，她准备好了借口，“要问起来，我就说是铜的，不值钱。”
回家过年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她给了父母3000元钱，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上班还让她有了“逃离的借口”，春节和丈夫同处一室的日子总是最难熬的，现在，她说要“回去看店”，能在家待五天，绝不待十天。
家人在王玉琼身上看到了“变数”。弟弟悄悄告诉她，父亲说，如果她真的“变了”，就不认她。串门时，舅舅一家也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王玉琼知道，他们是担心，自己有了新的生活，要摆脱原来的婚姻。
她没有告诉家人，她最讨厌的就是“不变”。从小到大，身边的伙伴读书、工作，离村子越来越远，“大家都在变，只有我一直一样。”
离开老家后，王玉琼努力地学习按摩
“你们是真夫妻吗？”
在巴中工作时，杨永成去看过她。听两个人半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师姐问她，“你们是真夫妻吗？”
她也反思过自己的问题，在心理上，她从未真正接纳过杨永成，物质上，即使结婚后，也尽量少花他的钱。她想，如果当初父母把她嫁出去不管不顾，丈夫就会成为她唯一的依靠，两个人也许会慢慢磨合，产生感情。“但那样的话，也许就是他发现我什么都干不了，慢慢嫌弃我了。”
她试图挽救过两人的关系。她和杨永成商量，让他留在巴中工作，再把孩子也接来上学，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她告诉自己，就算没有感情，至少两人可以一起把小家庭经营好，也是件好事。
杨永成嫌在巴中挣的钱少，让孩子在市区上学花销又大，拒绝了。
王玉琼劝他，少赚点钱也没关系，“咱们本来就没有多大能力，能给孩子攒多少钱呢？不如给他们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让他们以后自己奋斗。”这些话没能改变丈夫的想法，他一心想着到外地工作，能多攒点钱，将来给孩子买房买车、娶媳妇。
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这件事让王玉琼意识到，她和杨永成走不到一起，不只是因为性格不合，或是没有共同话题。“与其这样，还不如一个人过。”
2015年，她离开巴中到成都工作，听人说，那里的机会更多、工资更高。这之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150公里的广元，12岁那年，父母带着她去那里看眼睛。
到成都后的那几年，她花了一万多块钱购买课程、参加培训，因为没有文化课基础，很多东西只能靠死记硬背。但比起这些，她更害怕自己按摩技术不好被淘汰，又回到以前的生活。
一些细微的变化在发生。她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和读屏软件，客人少的时候，她喜欢在网上听复旦大学的哲学课程，“有的内容我听不太懂，但是听人家讲着，我就感觉心里很平静，很舒服。”
小时候，有人叫她“瞎子”，她气得流着眼泪，想和对方理论又说不出话。那个称呼一遍遍提醒着，她看不见，什么也做不成。现在她知道，“瞎子”也可以做很多事。
她认识了同为视障人士的巴中老乡李旨军，才知道有特殊教育学校这回事。李旨军是九零后，上学前，他的日常也被各种家务农活塞满，父母对他的规划是，将来做个算命师傅。但他有一台收音机，常听中国之声的节目，11岁时又被父亲送去了市里的盲校，读完了小学。
李旨军现在觉得，自己有读书的机会是幸运的，甚至有点后悔太早出来学了按摩，“上学，可能在物质方面对我的影响不是太明显，但提高了我的认知水平。”
王玉琼羡慕李旨军。如果那时有受教育的机会，前三十年的人生也许会被改写，不必陷入一段身不由己的婚姻。
过年回家，夫妻俩的关系还是不冷不热。她几乎是出于本能般地拒绝杨永成的亲近——她没办法说服自己接纳他，就连他出现在梦里，都让她感到害怕。
2017年春节，两人开始分居。王玉琼搬到另一个房间，而杨永成总要想方设法和她同房。她受不了这些，和妹妹说起自己想离婚，被躲在屋后的杨永成听到，他猜想，王玉琼这样，一定是“在外面有了人”。
王玉琼曾经向往像妹妹那样自由恋爱，但实际上，妹妹的婚姻不比她幸运多少，难以忍受好赌成性的丈夫，王玉涵在几年前选择了离婚。“我是最能理解你的人”，妹妹说，但当时两个孩子还小，离了婚，独自抚养孩子不容易，她劝王玉琼再等等。
就这样，王玉琼在离婚和凑合过日子的念头中摇摆。这意味着她不得不继续应付过年时来自丈夫的“骚扰”：偷看手机、翻包、试图撬开她反锁的屋门……
王玉琼和妹妹开起了自己的按摩店
“放过我，也放过你”
王玉琼开始盘算着怎么多赚点钱，这样，即使离了婚，自己也有能力供孩子读书。
她想，自己做老板，怎么都比给人打工强。2021年，她拿着攒下的几万块钱，又从弟弟那里凑了些，准备和妹妹王玉涵一起开家按摩店。从办执照到选址都是姐妹俩自己操办的，她们跑遍成都的几个城区，最后定在了租金较低的郊区。
店面不大，摆了四张按摩床和一个小沙发，再往里走，是一个约四平方米的暗间，作为他们的厨房和餐厅。她聘请了一位按摩师，白天，三个人的工作和饮食就在这间二十多平米的店面里完成；到了晚上，她和妹妹睡在阁楼上的两张按摩床上。客人来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她刚端上饭还没吃一口，就又要出去忙活。
安顿好店面后，她还是向杨永成提出了离婚，“以前是你在外面跑，我始终都待在原地，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越走越远了，很难走到一起了。”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刚过去的那个春节，丈夫偷偷在她的杯子里下了药，她喝了以后就发现身体不舒服，连上楼梯的劲儿都没有。
杨永成在微信上说，自己给她放的是安眠药，“我敢发誓”。又在电话里劝她，“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孩子也那么大了。”他形容，自己在这二十多年里过的是“坐牢一般的生活”。
“你觉得痛苦，觉得亏，为什么还不放手呢？”王玉琼不理解。
她已经很确定理想伴侣的样子了，可以在她做决定时给她信心，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万千繁华，其实我能去到的地方很少，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不多，你说赚多少钱，盖多大的房子，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还不是在这里上班，还不是睡张按摩床。”
杨永成显然不符合她的期待。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赚钱给两个儿子用。打电话说要离婚时，小儿子坐在王玉琼旁边。挂掉电话，她听见了儿子的抽泣声，两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父母的反对在她意料之中。在他们的观念里，离婚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两个女儿都婚姻不顺，会被别人看低。父亲劝她，既然两人已经分居这么多年，离不离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过年见几天面而已。
王玉琼反复问自己，“人家都说睁着眼睛找闭着眼睛过，为啥我就做不到了？”她对婚姻的理解和父母不同，她希望两个人是平等的，不管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能给对方价值感，如果都没有，离婚反而是一种解脱。
这之后，她又多次和杨永成沟通，对方说，“拖也要拖你四五年。”说急了，杨永成就让她把这些年他打工赚的钱赔给他。她觉得委屈，“他的钱给家里用，供孩子读书，我又没有乱花过他的钱，也没有一点算计他钱的想法。”
空闲的时候，王玉琼就在手机上听离婚相关的法律知识。她想起李旨军曾经打过官司维权，就托他帮忙找律师，提起离婚诉讼。她又骗父亲说开店需要证明材料，让妹妹回家把结婚证拿来。
那是个巴掌大的红本，皮质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字样，王玉琼不识字，摸不出来。结婚二十多年来，这是她第一次拿到自己的结婚证。2000年7月，父亲托熟人给他们办了结婚证，王玉琼甚至没有到场。
李旨军给王玉琼介绍了自己曾经的代理律师万淼焱。“女性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想不就是把握自己的命运嘛”，万淼焱说，她认识的视障朋友中，有一些“起点更高”的，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路也更多。可王玉琼不一样，“在她身上，是自发的成长、觉醒和改变。”
2022年2月，案子在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永成没有出庭，还拉黑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
一个月后，法院以“夫妻感情未完全破裂”为由，判决不准二人离婚。万淼焱说，夫妻中一方起诉离婚，法院首次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并不少见。接到万淼焱的电话，王玉琼哭了起来，“我想到今年春节，又不能回家了。”（《民法典》规定，明确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又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法院应当准予离婚）
像王玉琼这样，经家人介绍对象结婚的残障人士，李旨军接触过不少，有的女孩子十三四岁就被嫁出去，“就像家里丢掉一个包袱一样。”他也说不清楚，对于这样的女性来说，“有更多的选择”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没得选择的时候，她们可以嫁人在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到了外面工作，就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即使像李旨军这样年纪轻、有见识的视障人士，婚恋问题也依然件麻烦事。家里也给他介绍过明眼人对象，可看看彼此的条件，总还是有种“相互将就”的意思。“现在大家找对象都挺难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视障群体）的选择更少一点。一个健全人，人家会想，我为什么要找一个看不见的？”
李旨军觉得王玉琼不像个“70后”，她的思想和年轻人更接近，他说王玉琼，“你再找（对象）的话，得找80后”。王玉琼自己清楚，以自己的情况，再找到另一半的难度有多大。她做好了顺其自然、孤身一人的准备，偶尔也会想，作为一个残疾人，自己是不是对婚姻的期望值太高了？
可聊天时，一听那些男同事感慨对象难找，“要还像古代那样包办婚姻多好。”王玉琼无法认同这种想法，就像自己和丈夫的婚姻，被人安排凑合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呢？
她很享受当下的生活，虽然要比在老家的时候忙碌很多，但听到客人在按摩后说轻松了不少，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又能靠这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
可在某些时刻，她还是会感到孤独。上个春节，她一个人留在店里，晚上人少的时候，她有些害怕，“万一有人喝醉了什么的来找茬，我自己一个人，又看不见。”
她和朋友讲起自己的婚姻，对方给她推荐了《亲密关系》。这本书让王玉琼发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拧巴”：作为一个残疾人，她渴望自尊自强，却又不够自信；一方面，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一方面，又想做个孝顺的女儿，顺从父母的心愿。“其实对他（丈夫）很不公平，我埋怨他选择了我，但我也是一个成年人，当年因为自己没有勇气，才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我把这些（情绪）都发泄到他身上了。”
王玉琼试着站在丈夫的角度去思考，觉得自己加剧了他性格中的自卑，“他到我们家，我（本来）是他最亲密、最应该和他一条心的人，然而我都这么对他，你说他在我们家里还能有什么底气了？”
她承认，在这二十多年的婚姻旅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主动放弃她。她突然想和杨永成说声对不起，“并不是希望得到他的原谅，而是希望他能放过我，也放过他自己。”但最终，这些话还是没能说出口。
一个月前，她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得知王玉琼要离婚的消息那天，大儿子给她打来电话。他担心离了婚，爸爸回家没有地方住。她给儿子讲了离婚的原因，告诉他，就算离了婚，那里依然是杨永成的家。
最后，儿子在电话里说，“你和爸离婚，我没有怪你。”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选择这样一件婚事？”
“不愿意”，儿子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玉涵、杨永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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