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给你，你帮我浇地。”

她就这么站在垄沟上头，看着我，眼睛清亮清亮的，像溪水里被冲干净的石头子儿。

那年是1988年，夏天热得邪乎，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喊得人心都发毛。

我叫陈金，村里人都喊我“二金子”，听着就不像个正经名字。那时候我十八，高中毕业没考上学，就在家晃荡，帮着干点农活，剩下的时间就跟村里几个差不多的半大小子瞎混。

那天下午，太阳跟个大火球似的挂天上，地里的土都烫脚。我从村西头晃到村东头，渴得嗓子眼冒烟。

路过大队书记李富贵家的瓜地，那一片绿油油的，一个个滚圆的西瓜藏在藤蔓底下，像是在跟我招手。

李富贵是我们村的头面人物，他家的地是全村最好的水浇地，种出来的瓜也最甜。

我心里那点儿不安分的小念头就冒了出来。

四下看了看，没人。我猫着腰，一溜烟钻进了瓜地。

挑了个最大的，墨绿的皮，上面还有一层白霜。我拍了拍，声音闷闷的，一听就是好瓜。

正当我抱着瓜，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你干啥呢？”

我浑身一僵，抱着瓜慢慢转过身。

是李富贵的闺女，李静。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条辫子乌黑，垂在胸前。她比我小一岁，在镇上的高中念书，是尖子生，听说马上就要高考了。

村里的小子们背后都叫她“白天鹅”，觉得她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抱着个大西瓜，站也不是，跑也不是，脸涨得跟猪肝一样。

我以为她会大喊，会叫人来抓我这个偷瓜贼。

可她没有。

她就那么看着我，然后说了那句话。

“瓜给你，你帮我浇地。”

我愣住了，没明白她的意思。

她指了指地头不远处的一口压水井，旁边放着两个铁皮水桶。

“我爹我娘去镇上走亲戚了，这片地得浇水，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看着她单薄的肩膀，再看看那两大桶水，忽然明白了。

我把西瓜放在地头，走到井边，二话不说，抓起压水井的把手就上下摇动起来。井水哗啦啦地涌出来，带着一股子凉气。

那天下午，我就在她家瓜地里，一趟又一趟地挑水。

她也没闲着，拿着个水瓢，跟在我身后，一棵一棵地给瓜秧浇水。

太阳慢慢偏西，暑气也消了些。我俩谁也没说话，只有压水井的吱呀声和水泼在干土上的滋啦声。

我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她偶尔看我一眼，眼神里没有鄙夷，也没有嘲笑，就是很平静。

那种平静，让我心里那点混不吝的劲儿，一下子就没了。

浇完最后一块地，天都快黑了。

我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坐在地头喘粗气。

她走过来，把那个我偷的西瓜抱起来，用手擦了擦，然后“砰”的一声在石头上磕开。

红色的瓜瓤，黑色的瓜籽，一股清甜的香气扑面而来。

她掰了一大块递给我，“吃吧，你应得的。”

我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西瓜。

从那天起，我跟李静之间，好像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我不再是那个游手好闲的“二金子”了。

李静要准备高考，没时间干农活。我就每天下午，趁着没人注意，悄悄去她家地里，帮她浇水、锄草。

她会给我留一个西瓜，或者几个熟透的西红柿。

有时候，她会带着课本，坐在地头的树荫下看书。

我就在一旁干活，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她看书的样子很专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像一幅画。

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她看的那些书里，有一个我完全不懂的世界。

一个比我们这个小村子大得多，也精彩得多的世界。

有一天，我干完活，她没有看书，而是拿着一张卷子在发呆。

我凑过去问：“咋了？题不会做？”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迷茫，“陈金，你说，人是不是真的能考上大学，然后就走出这个地方？”

我蹲在她旁边，看着卷子上那些我一个都看不懂的符号。

我说：“能。你肯定能。”

她问：“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

她没再说话，只是低着头，用脚尖轻轻地划着地上的土。

高考前一天，我又去帮她家浇地。

干完活，她递给我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崭新的钢笔。在当时，这可是个金贵东西。

“你送我这个干啥？”我有点不知所措。

她说：“你不能总这么混下去。我听我爸说，县里的技校在招生，学电工或者木工，以后能有门手艺。你可以去试试。”

我握着那支钢笔，感觉沉甸甸的。

那是我第一次，有人对我的未来，说了这样的话。

不是我爹的打骂，也不是我娘的叹气，而是很认真地，给了我一个方向。

李静去县里考试那天，我没去送。

我骑着我爹那辆二八大杠，跑了三十多里路，去了县技校的招生处，给自己报了个名。

我选了电工。因为招生老师说，这个以后好找活，挣得多。

李静考试回来，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我们在瓜地里见了最后一面。

她说她考得还行，应该能上个不错的大学。

我告诉她，我报了技校。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她说：“陈金，你做得对。”

那个夏天，就在西瓜的甜味和我们俩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悄悄地结束了。

秋天，李静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是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

李富贵家摆了三天流水席，全村的人都去道贺。

我去的时候，李静正被一群亲戚围着，她穿着一件新做的红裙子，脸上带着笑，但那笑意好像没到眼底。

她看到了我，隔着人群，对我点了点头。

我也对她点了点头。

我们之间，隔着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声音。我忽然觉得，那片小小的瓜地，才是我们俩真正的世界。

我去技校报到的前一晚，我爹第一次没骂我，还给了我五十块钱，让我省着点花。

我娘给我缝了个新布包，里面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和那支钢笔。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不知道我去学手艺，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不再当个“二金子”？还是为了她那句“你做得对”？

或许，都有吧。

技校的生活很苦，每天就是理论课和实践课。

我底子差，学起来比别人费劲。但我没抱怨过，一想到李静坐在大学的教室里，我就觉得我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我们开始通信。

她的信总是写得满满当当，说大学里的生活，说图书馆有多大，说她的老师和同学。字里行间，都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新鲜事。

我的信很短，也很笨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生活，只能告诉她我学会了接电线，学会了修马达，考试得了多少分。

每次写完信，我都会用她送的那支钢行，在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我的名字：陈金。

而不是“二金子”。

第一个学期放寒假，我回了村。

我给她带了省城最有名的点心，用我做零工挣的钱买的。

可我没见到她。

她娘说，李静学校有活动，不回来了。

我把点心放下，心里空落落的。

整个春节，村里都在传，说李富贵要给李静介绍对象，是县里一个干部的儿子，也是大学生，俩人门当户对。

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给她写信，问她这件事。

她回信了，信里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多事情她也做不了主。

信的最后，她写道：陈金，你要好好学技术，以后有出息。

我看着那句“有出息”，忽然觉得很刺眼。

我把信撕了，连同那个点心盒子，一起扔进了灶膛里。火苗“呼”地一下窜起来，把一切都吞噬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给她写过信。

她也没有再写来。

我们就像两条相交过的线，短暂地靠近了一下，然后就朝着各自的方向，越走越远。

技校毕业后，我没有回村。

我跟着一个老师傅，去了南方的一个大城市。

那会儿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得猛，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需要人。

我肯干，又不怕吃苦，从一个小工做起，拉电线，装开关，什么活都干。

住在最便宜的工棚里，吃最简单的饭菜，一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

我爹在电话里第一次夸我，说我出息了。

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那片瓜地，和那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姑娘。

我拼命地挣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心里的那个空洞。

几年下来，我攒了一笔钱，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人脉。

我和几个工友合伙，自己开了个小小的装修队。

我们接的第一个大活，是给一个新开的舞厅装灯。

那活儿很复杂，要求灯光能变幻出各种效果。

我带着兄弟们，没日没夜地研究图纸，泡在工地上。

工程结束那天，老板很满意，当场结了尾款。

拿着那厚厚的一沓钱，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成就感”。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合伙人去饭店庆祝。

大家都喝多了，说着未来的打算。有的说要买房，有的说要娶媳妇。

我没说话，只是一个人喝着酒。

酒精的作用下，很多被压抑的情绪都涌了上来。

我忽然很想知道，李静现在怎么样了。

她是不是大学毕业，嫁给了那个干部的儿子，过着我无法想象的生活？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我借着酒劲，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是我娘接的。

我问她，李静……结婚了吗？

我娘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金子，你还是别问了。都过去了。”

我心里一沉，知道肯定出事了。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我娘才断断续续地说了。

李静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省城，也没有嫁给那个干部的儿子。

她回到了我们镇上的中学，当了一名老师。

至于那个婚事，吹了。

原因是，李静在毕业前的体检中，查出了有心脏方面的毛病。不是很严重，但需要长期休养，不能劳累。

男方家里一听，就退了婚。

在那个年代，这种病，足以毁掉一个女孩子的一生。

李富贵为了这事，一夜之间白了头。

我娘说：“她也是个命苦的。多好的一个姑娘家，可惜了。”

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马路边上，从天黑坐到天亮。

南方的冬天不冷，但我却觉得浑身发抖。

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我娘那句“可惜了”。

我忽然明白，当年她信里那句“很多事情她也做不了主”，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不是不挣扎，她只是挣扎不过那个时代，挣扎不过所谓的“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

而她的病，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天，我把手里的活都交给了合伙人。

我说，我得回家一趟。

我买了最快一班的火车票，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我几乎没合眼。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我的心也跟着一颠一颠的。

我在想，如果我当年没有赌气，如果我一直跟她通信，如果我知道她生病了……

可生活没有如果。

回到村里，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村子还是老样子，但又好像哪里都变了。

我没先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镇上的中学。

学校已经放学了，校园里空荡荡的。

我向门卫打听李静老师的办公室。

门卫大爷指了指最里面那栋二层小楼。

我走到楼下，抬头看着。二楼最西边的一个窗户亮着灯。

我的心跳得很快，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楼道里回荡着我的脚步声。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能看到里面的灯光。

我伸出手，却迟迟不敢推开。

我害怕看到她。

我怕看到她憔悴的样子，怕看到她眼里的光熄灭了。

我更怕，她看到我，会觉得尴尬，会觉得难堪。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从里面被拉开了。

李静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沓作业本。

她看到我，愣住了。

我们也得有七八年没见了吧。

她比以前清瘦了许多，脸色有些苍白，但那双眼睛，还是像我记忆中那样，清亮，干净。

她穿着一件朴素的夹克，头发剪短了，显得很干练。

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谁也没有先开口。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静止了。

最后还是她先笑了笑，很淡的笑。

“陈金？你回来了。”

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我点点头，嗓子发干，“嗯，回来看看。”

“进来坐吧。”她侧身让我进去。

办公室里很简单，几张旧桌子，一股子粉笔末和旧书的味道。

她给我倒了杯热水，杯子是那种很老式的搪瓷缸。

“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刚下火车。”

“在外面……还好吧？”

“挺好的。”

我们之间，只剩下这种客气又疏远的问答。

我看着她，想问她的病，想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但话到嘴边，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怕我的关心，会变成一种冒犯，一种同情。

办公室里又陷入了沉默。

最后，我把带来的一包东西放在她桌上。

“这是南方那边的特产，给你尝尝。”

她看了一眼，没有拒绝，只是轻声说了句“谢谢”。

我站起身，“那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

“好。”她也站起来，送我到门口。

走到楼梯口，我停下脚步，转过身。

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你的身体……还好吗？”

她靠在门框上，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照在她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温暖的色泽。

她没有回避我的问题，很平静地回答：“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就是不能太累。”

她顿了顿，又说：“陈金，谢谢你还记得。”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纠结、愧疚和不安，好像都被她这句话抚平了。

我忽然明白，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拯救谁，也不是为了弥补什么。

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

确认那个在我最混账的年纪里，给了我一支钢笔，指给我一条路的姑娘，她还好好的。

这就够了。

从那天起，我没有再回南方。

我把我在装修队的股份转给了合伙人，拿着这些年攒下的钱，回到了县城。

我开了一家五金店。

一开始生意很清淡，我就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县城周边的所有乡镇、工地，推销我的东西。

我不再是那个冲动、自卑的“二金子”了。

在外面闯荡的这些年，磨平了我的棱角，也给了我一份从容和底气。

我偶尔会去镇上中学看看李静。

不总进去，有时候就是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看她领着学生们做操，或者看她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

她还是一个人。

我听说，也有人给她介绍过对象，但她都拒绝了。

她说，她不想拖累别人。

一年后的夏天，县里搞电网改造，很多老旧线路都要换。

我的五金店因为货品全，价格公道，接了不少生意。

有一天，李富贵找到了我的店里。

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威严的大队书记了，就是一个普通的、为女儿操心的父亲。

他站在我店里，有些局促。

他说，家里线路老化了，想让我去给看看。

我二话没说，带上工具箱就跟他去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院子，只是比记忆中破败了一些。

院子角落里那片瓜地，已经荒了，长满了杂草。

李静不在家，去学校了。

我帮他家把所有的线路都重新换了一遍，装上了新的开关和灯泡。

忙完已经是傍晚了。

李富貴非要留我吃饭。

他老伴在厨房里忙活着，他跟我坐在院子里，给我递了根烟。

他抽着烟，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陈金，你是个好孩子。当年……是我对不住你。”

我摇摇头，“叔，都过去了。你也是为了李静好。”

他叹了口气，“我是为了她好，可到头来，却害了她。如果当年我不拦着你们，也许……”

他说不下去了，眼圈红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如果当年我和李静在一起，也许在她生病的时候，身边能有个人照顾，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孤单。

可命运就是这样，一步走错，就再也回不去了。

正说着，李静回来了。

她看到我，有些意外，但还是客气地打了招呼。

晚饭很简单，三个菜一个汤。

饭桌上，李富贵的爱人一个劲地给我夹菜，嘴里念叨着：“金子，多吃点，看你在外面瘦的。”

李富贵则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只有李静，默默地吃着饭，很少说话。

吃完饭，我起身告辞。

李静送我到门口。

夏天的夜晚，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青草味，天上的星星很亮。

我们俩并排站着，像很多年前在瓜地里一样。

“我爸今天……跟你说什么了吧？”她忽然开口。

“没说什么，就聊了聊家常。”我不想让她有负担。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陈金，当年的事，不怪你，也不怪我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看着她的侧脸，在月光下，轮廓清晰又柔和。

我问她：“那你后悔吗？”

她摇了摇头，“不后悔。当老师挺好的，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很踏实。”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像是落满了星光。

“你呢？你后悔吗？后悔当年去了技校，去了南方？”

我笑了。

“不后悔。如果没去，我现在可能还是那个偷瓜的‘二金子’。”

我们也笑了。

好像很多年的隔阂和心结，就在这个笑里，都解开了。

那天之后，我去镇上的次数多了起来。

有时候是借口去送货，有时候干脆就直接说，是去找她。

我会带她去县城新开的饭店吃饭，会带她去看电影。

她一开始总是拒绝，说怕别人说闲话。

我说：“我们俩都三十好几了，男未婚，女未嫁，怕什么闲话？”

我用我的行动，一点点击破她心里的那层硬壳。

我知道她生病，不能劳累，不能情绪激动。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从不提过去，也不规划遥远的未来。

我们就只是聊聊天，散散步，像两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转眼又是一年。

我的五金店生意越来越好，我还盘下了隔壁的门面，扩大了经营。

我成了县城里小有名气的“陈老板”。

村里人再见到我，都客客气气地喊我“金子”，没人再提“二金子”那个外号了。

我爹娘走路都带风，觉得儿子给他们长了脸。

他们开始催我的人生大事。

我娘旁敲侧击地问我，觉得李静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我娘就叹气，说：“好是好，就是那身体……”

我打断她：“娘，她的身体，我会照顾。”

我下定了决心。

我去找了李富贵。

我没有提亲，也没有说什么海誓山盟。

我只是很平静地告诉他：“叔，我想照顾李静。不管她身体怎么样，我都认。我会对她好一辈子。”

李富贵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这个一辈子要强的男人，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他拍着我的肩膀，哽咽着说：“好，好……我把她交给你，我放心。”

我跟李静求婚，是在镇上的中学。

那天学校放假，校园里很安静。

我把她约到学校的小花园里。

我没买花，也没买戒指。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她手心。

是那支她当年送我的钢笔。

笔身已经有些磨损了，但擦得很亮。

她看着那支笔，愣住了。

我说：“李静，当年你送我这支笔，是想让我有个好前程。现在，我有了一点点自己的事业，不算多成功，但养活你，照顾你，没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些好听的话。我就想问你，你愿不愿意，让我用这支笔，把我们俩的名字，写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她低着头，肩膀微微地颤动。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心里很紧张。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她带着鼻音的声音。

“陈金，你是个傻子。”

我的心，一下子就落回了肚子里。

我知道，她答应了。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大操大pre，就请了两家的亲戚和几个最好的朋友，在县城的饭店里摆了几桌。

婚礼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嫁衣，脸上化了淡妆，很好看。

我的那些朋友都开玩笑，说我小子有福气，娶了个这么有文化的媳妇。

我只是笑着，紧紧地牵着她的手。

我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

婚后，我们就在县城安了家。

我怕她当老师太累，劝她辞职。

她不同意。

她说，教书是她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只要身体还撑得住，她就不会放弃。

我拗不过她，只能由着她。

我把店里的事更多地交给了伙计，自己每天开车接送她上下班，给她做饭，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医生说她的病需要静养，不能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过争吵。

有什么事，我们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量。

日子过得平淡，但也安稳。

有时候晚上，她备课，我就在旁边看我的进货单。

我们会开着一盏台灯，谁也不打扰谁，但一抬头，就能看到对方。

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我们没有孩子。

不是不想要，是她的身体不允许。

刚结婚那会儿，我也曾有过遗憾。但看到她因为这事偷偷抹眼泪，我就再也不提了。

我对她说：“有你，就够了。孩子不重要。”

我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帮助那些贫困学生身上。

李静班上有个孩子，学习很好，但家里特别困难，差点就辍学了。

我以匿名的方式，资助了他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直到他考上大学。

李静后来知道了，抱着我，哭了很久。

她说：“陈金，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

我说：“是你把我变好的。”

这句话，是我的真心话。

如果没有她，我可能一辈子都是村里那个游手好闲的“二金子”。

是她，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活法，让我有了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念头。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李富贵和他老伴相继去世了。

临走前，老人家都拉着我的手，说把李静交给我，他们很放心。

我爹娘也老了，身体大不如前。

我把他们也接到了县城，方便照顾。

我的五金店，已经发展成了县城最大的建材城。

我不再是那个骑着三轮车到处跑的小老板了。

但我每天，还是会坚持自己开车，去接李静下班。

风雨无阻。

她的身体，在我的精心照料下，一直维持得还不错。

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但至少，我们能安安稳稳地在一起，过着属于我们的小日子。

有一年夏天，我们回村里给老人上坟。

路过那片瓜地，那里已经盖起了新的房子。

我停下车，跟她站在路边，看了很久。

“还记得吗？”我问她。

她笑了，“怎么会不记得。要不是当年抓到你这个偷瓜贼，我上哪儿找这么个傻子，肯照顾我一辈子。”

我也笑了。

阳光下，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头发里也夹杂了几根银丝。

我也一样，不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子了。

我们都老了。

但我们看着彼此的眼神，还和当年一样。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温暖。

我说：“走吧，回家了。”

“嗯，回家。”

车子缓缓启动，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片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忽然觉得，我这辈子，所有的运气，可能都用在了1988年的那个夏天。

用在了遇见她，和被她抓住的那一刻。

一个偷瓜贼，和一个白天鹅。

听起来像个不切实际的故事。

但它就是我，陈金，实实在在的人生。

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只是努力地，想把我偷来的那个夏天，延续成一辈子。

现在看来，我好像做到了。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