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吏之弊,自古有之。今宋尤甚。”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强化,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以及封建官僚集团的相对脆弱。

因此,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就成为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内容。

在历代王朝中,宋朝的吏治相对较为清明。但是,由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因此,宋朝吏治之弊也就显得尤为突出。

正如宋人赵汝愚在《治安策》中所说:“宋之所谓积弊者,不惟无宰相之权,亦且无宰相之实。”宋人对此有过深刻的剖析与反思。

官吏多贪赃枉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吏的贪赃枉法一直是朝廷管理官吏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避免官吏贪赃枉法,朝廷不断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制约。历代王朝中,宋朝是一个官吏贪污腐败较为严重的时期。

北宋初年,朝廷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防范其权力过大,因而对宰相权力加以限制,采取了“三年一易”的制度,即每三年更换一次宰相。

但是,由于宰相的权力过大,往往会出现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现象。

同时,为了防止官僚集团中存在“朋党”现象,从而影响皇权的稳固,朝廷又规定了对“朋党”官员进行严格的惩戒措施。而这些惩戒措施往往又与一些官吏贪污腐败密切相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朝官吏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牟取私利。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各种名目索取贿赂。

例如,北宋末年“三司使”李迪曾经向皇帝进言说:“天下之财,皆为士大夫家有。欲收其利,莫若使士大夫自为之耳。”

虽然李迪所说的只是一些小数目的贿赂,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宋朝官吏的贪赃枉法现象确实较为严重。

又如,北宋末年“三司使”王曾因收受贿赂而被流放边疆;北宋末年“三司使”王宗石因收受贿赂而被判斩刑。

北宋末年“三司使”李迪因收受贿赂而被流放边疆;北宋末年“三司使”孙炎因收受贿赂而被贬。

北宋末期“三司使”李若谷因收受贿赂而被流放边疆等。这些事例都反映了宋朝官吏贪赃枉法现象的严重性和顽固性。

官吏因循苟且,不思进德修身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是宋代用人的重要标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能臣需要“有道德”,而枭雄则需要“有才能”。

然而,现实却是“善治之臣,而不能守其职;善守之臣,而不能治其道”。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有的官吏不思进德修身,或为自己谋求私利;有的官吏虽能进德修身,却又缺乏实际才能。

所以他们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激烈的官场竞争时,常常畏首畏尾、玩世不恭,甚至放弃原则。如南宋权相秦桧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

秦桧

秦桧在宋高宗赵构在位时任宰相,是南宋朝廷中权力最大的宰相。

但是,由于秦桧与孝宗赵扩(宋高宗)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在南宋时期的政坛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势力——主战派与主和派。

主战派代表人物就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一生勤奋治学,撰写了大量诗文作品。

他主张“恢复中原”、“收复失地”、“雪国耻”。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想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就必须积极进取、努力拼搏。

但是宋高宗赵构却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他不仅不想收复失地,反而还想要偏安一隅、苟且偷安。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自己的懒惰和软弱才导致了南宋王朝的灭亡。

因此,在面对金兵南下、南宋政权岌岌可危之时,秦桧便开始了他卖国求荣、苟且偷生的政治活动。秦桧虽然在历史上有“误国奸臣”之名,但是在南宋朝廷中却拥有极高的政治威望。

因此他不但成为南宋朝廷中的实际统治者和最高领袖之一,而且还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们心中的英雄人物。

正因为秦桧对南宋政权和南宋朝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他才能得到南宋朝野上下一众忠臣良将的拥护和支持。

秦桧把持朝政,以己为中心秦桧能够成为南宋朝廷中权力最大的宰相,主要是因为他在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来回摇摆、左右摇摆。

他一方面坚决主和,反对北伐;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张北伐,甚至在自己的主战主张受到孝宗的支持时,还极力推荐主和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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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秦桧在主张北伐的同时,又极力怂恿孝宗赵扩去前线考察和视察。在孝宗皇帝看来,秦桧是一位忠君爱国的臣子。

他为了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而积极主战,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而积极主和。由于秦桧是南宋朝廷中权力最大的宰相,因此他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卖官鬻爵,为自己捞取好处。

例如秦桧在担任宰相期间就收受贿赂、贪污受贿达20多万贯之多。秦桧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向朝中大臣们进行勒索。

据《宋史》记载:“凡以公事请托者,必得其值。”

宋高宗年间,秦桧为了在朝中能够呼风唤雨、独揽朝纲、独揽大权,便向朝中大臣们索要各种名目繁多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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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就曾向宋高宗索要“赐酒钱”、“赐御酒钱”等名目繁多的钱财。此外,秦桧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干涉朝政、操纵朝政。

孝宗皇帝在位期间,宋高宗赵构便对朝中大臣们进行了多次“大换血”。据《宋史》记载:“(孝宗)九年冬十月辛亥朔(十二日),高宗罢内侍及外戚之制。”

由于秦桧的种种不法行为和所作所为,所以最终导致宋孝宗赵构不得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然而,在罢免秦桧之后不久,秦桧便被孝宗皇帝再次召入朝廷担任宰相。

2、秦桧任人唯亲,以私欲为中心

秦桧不仅自己鱼肉百姓,还大肆打击异己、陷害忠良。他在担任宰相期间,先后清除了岳飞、韩世忠等一批抗金名将,提拔和任用了许多奸佞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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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大都是秦桧的亲戚和门客,他们不但在官场上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朝中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秦桧的这种行为使南宋朝廷中的官员们人人自危,他们大都不敢轻易和秦桧唱反调、争当好人。

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自己和秦桧唱反调、争当好人,就会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而遭到贬官甚至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正直清廉的官员们都不敢轻易和秦桧唱反调、争当好人,而是不得不忍气吞声,这对南宋朝廷的政局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秦桧营私舞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秦桧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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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桧担任宰相期间,他为了能够掌握南宋政权的实权,便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营私舞弊。

如在金朝南下攻打南宋之时,南宋朝廷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为了争夺权力便展开了激烈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秦桧为了能够控制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便通过各种手段帮助主战派进行争权夺利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秦桧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打击主战派。

如在金朝南下攻打南宋之时,秦桧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便与金朝议和派代表人物金熙宗赵构(宋高宗)密谋,试图借此来改变南宋朝廷中的政治生态。

在秦桧担任宰相期间,他不但帮助赵构建立了南宋朝廷中的政治集团,而且还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对于那些有能力、有威望的大臣他都加以重用;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没有威望的人则极力打压。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能力、有威望的大臣便在秦桧的帮助下得到了晋升。如南宋名将岳飞虽然曾是主战派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宋高宗却一直对岳飞心存忌惮。

官吏贪赃枉法,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宋朝的官吏贪赃枉法,必然造成国家财政的亏空,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自英宗以来,多供内库,每岁用银数百万两。而边储不继,益以买官。”

“其臣下以财求利,视国事如草芥。而民有为盗者,又以为豪强。”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官吏贪赃枉法,必然损害社会风气。宋代士大夫常以“忠君”为最高道德标准,“富贵而知好学,则不辱也;贫贱而好学,则不贱也”。

但正是这样的士大夫群体却往往被贪赃枉法的官吏所利用,成为其谋私的工具。

正如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所说:“若作宰者,而贪吝之习如是,则天下之士可不为之所误乎?然则天下有所谓不肖而不为者乎?有所谓贤而不能为者乎?”

宋代官员的贪腐行为必然影响其施政能力,使国家治理出现问题。官吏贪赃枉法,必然使百姓的负担加重。

在宋朝官吏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由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盗贼蜂起”就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

这其中固然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吏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如宋人所说:“宋之世乱于官、祸于吏、民穷于市隐而自安者,岂独二三公邪?盖天下之治乱皆由吏也。”

作者观点:

“历观古者,君臣之道,各有伦次。如宋初之赵普,至圣至明,居守得宜,其才足以相将,而终不能为宰相。”

南宋时期的名臣寇准和吕公著等人都对宋朝君臣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们认为,宋朝之所以出现“如是之弊”的吏治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君臣关系不正常。

寇准和吕公著等人之所以在仕途上遇到了挫折,原因在于他们与皇帝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分歧。

这充分暴露了宋朝君臣关系的不正常性。如果说,寇准等人对宋朝吏治腐败的认识主要是出于对皇权专制的防范与警惕,那么,他们对北宋后期君臣关系不正常现象的反思则主要是出于对自身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的考虑。

在他们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皇帝之间缺乏正常的政治沟通与政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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