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00——1914 年间出生的这一代德国人，既提供了当时德意志最为旺盛的生育率，更是在 1929——1935 年间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和胜利过程中“风光无限”，然而也正是这样的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的所有遭遇却难言风光。
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都因为战争的缘故而长期离家在外，他们在孤单的童年中长大同时忍受着极度的饥饿与贫困；在开始成长、正需要偶像的青春期，遭遇的却是破碎的国家和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父亲，这使得这些年轻人失去了一个发自内心来敬仰的权威，甚至找不到什么可以与他彼此想认同的替代者；在魏玛共和国最黄金的时期走进校园接受教育，却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发现自己找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美好的明天，迎接自己的只有一个过于拥挤并陷于停滞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人带着他们所特有的愤慨，在最为糟糕的形势下，去面对儿时以来的心理固结，去面对他们所面临的与父辈之间的代沟问题，去面对涉及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应该占有的社会地位问题。
成长环境
幼童时期的遭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中，德意志从传统农业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了一个工业经济国家，其人口总数从农业自给自足的 4000 万人一度增长到了 1913年时的 6000 多万人。而工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却使得德国越来越依赖于从国外进口食品。
数据显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德国人所消费的植物油大约有六分之五由国外供应，大约三分之一的鸡蛋和超过 50%的乳制品也全部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实际上，在 1916 年时，德国的食品供应就开始感到压力，食品短缺情况开始变得日益严重。在 1916—1917 年的冬天，这个一直以来被称为“萝卜的冬天”的痛苦时期，德国人普遍生活在饥饿之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德意志的孩子们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了身心的非健康性发展。有统计数据表明，在 1917 年的时候，德国三岁孩子的体重比理论上的正常体重少了大约一千克左右。而 1919 年一项在柏林的研究显示，和1909 年时相比，儿童的生长发育开始变得更加的缓慢，其中男孩儿的生长相对于之前要迟了大约 1.5 岁，而女孩儿的发育也只相当于比她们小 1.25 岁的正常孩子。
因为营养不良，这些儿童也特别受到了像诸如佝偻病等疾病的折磨。通过一项对 1918 年时柏林的 3 岁儿童的抽样调查表明，有 8.1%的孩子染上了结核病，而这一数据在 1919 年时更是上升到了 29.9%。
而另外一个对 1914 年——1921年期间的二千个儿童所作的身体普查中统计的数据显示，有高达 39.1%的儿童患有佝偻病。而相对应的心理健康方面，儿童在上学之前的心理紧张情况，包括尿床、“神经质”和少年犯罪，都大幅度地增加了。
这一代的德意志孩子就这样在极度的饥饿以及与疾病的斗争当中成长起来，我们都清楚，与饥饿相比，道德不值一提，这些孩子被动的养成了诸多不良习惯，甚至违法行为。但是遭遇的问题却并不因顽强的成长而告结束，其他的问题也随着生活接踵而至。
共和国教育政策的偏颇
在凄惨的童年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德国孩子，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对父母惟命是从了，他们充满了反叛的力量，毫无疑问，这股力量需要在学校中得到正确的引导，这本来应该既成为他们战胜童年阴影的契机，又成为他们推动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的，但是在魏玛共和国复杂的大环境下，学校对于孩子的指导却难言圆满。
这一系列的政策都表明了魏玛政府对于青年问题的重视，但是在这里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陷。
无论是《魏玛宪法》，还是《基础学校法》或者《全国青年福利法》，都只是强调通过公共机构来执行教育青年的任务来使之成为一个能劳动能力的人，而强调的一些品格都是“服从”、“奉献”、“归属”、“舍己为国”等，却恰恰都没有提到要引导和发展青年人正常的个性的任务。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这些孩子在畸形的童年中长大，小偷小摸这种违法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早已经见怪不怪，而家长们不仅无暇照料他们，更因为权威的丧失而不能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国家政策的偏颇又使得学校失去了塑造他们个性的最好机会，这些青年人就这样开始踏上了社会。
青年人在纳粹崛起过程中的显著作用
纳粹党，及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的前身是一个叫做“德国工人党”的小政党，该党是一个由安东·德拉克斯勒组织的叫做“独立工人委员会”的小团体和另一个由卡尔·哈勒领导的名叫“政治工人集团”的团体在 1919 年的1月份合并而成的，最初的时候成员还不到 100 人。
阿道夫·希特勒于 1919 年的 9 月份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在一开始，连希特勒本人都将该党派看作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只是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而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将得到机会进行真正的、个人的活动”，同时不能忍受“作为一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才成为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位委员的。
就在 1920 年的4月1 日，当他们将这个政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时，党员也不过数十人。不过希特勒在年初接过政党的宣传工作，并脱离军队将全部精力用在纳粹党上之后所做的一切还是卓有成效的，纳粹党开始在巴伐利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到了 1923 年时，这个政党究竟拥有了多少党员，我们没办法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
在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前，纳粹党估计在慕尼黑大约有三万五千名党员，而整个巴伐利亚州的人数则在十五万左右。当时，在德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如普鲁士、萨克森、图林根、符腾堡、巴登、汉堡和不莱梅，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被禁止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该党把它的成员聚合在伪装的组织中。“要对这一时期的纳粹党的社会构成获得确实的了解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同时显而易见的是，该党特别对青年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从年龄的结构上来看，青年人对于纳粹运动的支持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在1933 年时的德国人口调查数据，18——30 岁的人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 31.1%。而这一年龄组中的纳粹党党员所占的比率在 1930 年的时候就高达 37.6%，而在两年后更是增长到了 42.2%。面对这样一组数据，德国社会学者汉斯·盖尔特就感叹道：“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真的可以说成是一个‘年轻人的政党’。”
而与在党内青年人占据了绝对优势比例的纳粹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国会中的第二大党、纳粹党上台的最强大对手——社会民主党在当时 18——30 岁这一年龄组在全体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只有 19.3%。社会民主党人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也就曾无奈地说道，“我们只有不到 8%的党员在 25 岁以下，40 岁以下的青年人甚至连半数都到不了。”
在 1929 年之后，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带来了改变以及参加纳粹冲锋队以及其他比如“希特勒青年团”等准军事性纳粹组织的新一代青年人正是这一代人。纳粹党也正是将这些德国的青年人作为先锋和主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并最终掌控了德国的政权。因此，我们在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纳粹的思想文化、经济基础的同时，也绝对不能忘记了它们的社会群众基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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