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娜
8月8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新乡第三家胖东来开始进入招工阶段,估计名额1000人左右,这次规划了20%的岗位给退伍边防军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规划了2%的岗位给有犯罪前科人员。(8月8日 极目新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迅速登上热搜,也将一个尖锐的社会议题推至公众视野。“如果企业都不给他们机会,社会又怎能期待他们改过自新?”
支持的声音认为,这一举措为有犯罪前科人员提供了重返社会的跳板,能够从根本上降低再犯罪率。正如一位网民所言:“与其让他们在歧视中挣扎,不如给他们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 网友们看到了就业对于修复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也认可了企业在社会治理中所能扮演的补充角色。
然而,公众的质疑与担忧同样存在。一方面,将有犯罪前科人员纳入服务行业,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安全隐患。“如果收银员有盗窃前科,顾客的财物安全如何保障?”另一方面,有人从公平性角度提出质疑,认为企业刻意为特定群体预留岗位,是否对其他应聘者构成了不公。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社会对犯罪前科人员有着天然的戒备,它们源于社会对犯罪行为的记忆惯性,以及对公共安全的本能重视。
“罪”过并非“最”过,前科人员亦有机会重启人生。在这场争议背后,胖东来的尝试实则彰显了企业担当,其社会意义远超招聘本身。从法律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八条,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生动诠释了平等就业的可执行性。新乡市人社局的回应“发布招聘信息是企业的自由”,更是从法律层面为此举背书。长期以来,法律虽禁止就业歧视,但隐性壁垒始终存在,许多企业在招聘时暗自将“无犯罪记录”设为隐性门槛。胖东来以明确的比例规划打破了这种潜规则,法律赋予的平等就业权,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可以通过具体实践落地的现实。
从社会层面而言,此举是对世人偏见的打破。犯罪前科如同一种社会标签,一旦被贴上,便可能伴随终身。这种标签化思维不仅限制了个体发展,更固化了社会对立。胖东来的招聘计划,本质上是用企业信用为这些“有污点”的人背书,向社会传递“犯错者也能被接纳”的信号。当消费者在胖东来的门店里,与曾经犯过错误的员工坦然交流时,偏见的坚冰便会逐渐消融。这种由企业带动的社会观念转变,比任何宣传教育都更具穿透力。
在行业维度上,胖东来的探索为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平衡提供了新思路。零售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通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胖东来却将社会价值纳入考量体系。当企业给予员工尊重与信任,员工便会以更高的忠诚度回报企业。这种“尊重-忠诚-效益”的正向循环表明,社会责任并非企业的负担,反而可能成为增强团队凝聚力、提升品牌美誉度的无形资产。当更多企业跟进探索,将特殊群体就业纳入核心业务环节,社会责任便从“附加题”变成了“必答题”。
当然,这场探索也面临着需要深思的深层问题。对于“前科人员再社会化”这一议题,如果仅靠企业单打独斗,既难以彻底消除公众疑虑,也可能让企业独自承担过高风险。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构建配套机制,比如建立前科人员动态评估体系,对不同犯罪类型、改造效果的人员进行分级管理,为企业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加强后续跟踪服务,帮助企业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企业为特定群体预留岗位,如何把握合理限度?如果比例过高,可能引发新的不公;若比例过低,则难以起到实际作用。这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结合行业特点与社会接受度,找到动态平衡的支点。胖东来选择 2%的比例,既传递了包容的态度,又避免了对其他应聘者的过度挤压,这种审慎的尺度值得借鉴。
任何创新都需要在探索中完善。胖东来在实施这一计划时,还需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比如对前科人员进行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帮助他们快速适应岗位;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动,对员工的日常表现进行动态跟踪;同时与消费者进行坦诚沟通,解释这一举措的意义,争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只有将善意转化为周密的行动,才能让这场对于社会责任的探索真正落地生根。
20个工位,或许微小如豆,却足以照亮一段重启的人生。看到这则新闻时,我们每个人都在面临这样的叩问:一个文明社会能否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曾经的迷途者?试着去包容吧,因为,包容的终极意义,不仅是给他人一个机会,更是给社会多一份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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